在亚洲开展和平和解研究及实践的意义
韩方明
上世纪中叶前后，亚洲国家逐步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开始了自主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亚洲的和平之路依然荆棘遍布、坎坷重重。亚洲人民在去殖民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摆不脱的殖民后遗症，依然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变相的经济压制和政治牵制；另一方面是盘根错节的各类矛盾，各国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争端、冲突日益尖锐。
很多地区身陷宗教冲突、族群冲突、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专制、腐败等难题之中。因此，在亚洲开展跨越国家、族群、宗教、文化的和平与和解研究及实践，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也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地理意义上的亚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文化意义上的亚洲，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差异巨大，文化群落各异、文明错综复杂。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者的眼中，亚洲就是混沌的、异类的“东方”。然而，我们今天立足于内部再看亚洲：亚洲是无数文化群落、多元宗教、不同价值观的人类所共同生活的复杂场域。今天，表面看来亚洲国家间交往频繁、经济繁荣，然而事实上，至今亚洲的历史问题依然未能很好的清理，各类新的问题又已迫在眼前，地区间、族裔间、宗教间频发的误解、矛盾、冲突都日趋严峻。
毫无疑问，反殖民主义是亚洲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建立的基调，但不断泛化的民族主义也导致了很多国家内部强烈的悲情意识，造成了新的族群、宗教、文化等矛盾，极大地掣肘了亚洲共同体认同和区域深度信任、合作的进程。当前的亚洲可谓“旧伤难愈、新痛频频”，存在着领土问题、历史问题，民族、文化冲突等太多棘手问题。相比欧美，亚洲并未形成有效的和平和解机制，缺乏冲突管理的经验。
1910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的机构。其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之一，读者遍布全球。1959年，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在奥斯陆成立，该所的成立也标志着“和平学”这一学科建立的标志。自此，和平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冲突斡旋解决也成为西方政界、智库及专家的重要活动领域。如今，大量的机构、专家活跃在中东、东帝汶、伊拉克、南斯拉夫半岛等冲突频发的地区，展开斡旋、谈判、救济、削减贫困等形式多样的和平努力。
亚洲亟需重视对和平和解的研究
民间的和平研究和和平斡旋成为当今世界促进和平和解的重要力量，这为我们思考亚洲当前的挑战带来了新的启发。今天，我们要鼓励亚洲的民间力量开始先走一步，建立跨越国界的研究、对话和信任网络，分析亚洲不同地区冲突的根源以及探索和平和解的机制的建立。
宏观来看，在亚洲开展和平和解研究和实践，有两点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有利于突破各国各类误解和狭隘主义的局限，可以对现实的亚洲进行再认识，了解亚洲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原因；另一方面是利于跨越国界、跨文化、跨宗教的多民间主体的共同参与，用跨界智慧探索和平解决冲突的新方案。实际上，亚洲的和平和解研究，既要实现对各种族群、不同信仰的每个个体的普遍权利保障；更要搭建亚洲各个文化、宗教、族群、阶层彼此了解、尊重、对话、合作的平台。
进一步讲，在亚洲开展和平和解研究和实践，需要突破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文化或宗教视角的局限，以超国家主义的价值来对亚洲进行再认识、再讨论、再建设。理解亚洲的多元、多样与复杂，抛开狭隘主义留下的阴影，探索多样尊重、多元生存、多方对话的新亚洲。
同时，亚洲各国亟需重视对和平和解的研究，加强斡旋、谈判与冲突管理这一重要领域的讨论与探索。其实质也是探索国际冲突解决的新途径、新办法，研究实践的成果可供不同国家、机构参考借鉴，以此增强不同国家、地区和平解决各类冲突的能力。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对亚洲和平和解的目标、不同矛盾冲突的性质、产生冲突的原因、冲突可能造成的后果提出分析和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冲突应该的可行措施。和平和解研究讨论的不仅仅是尊重、对话、和谐的理念，而是探索实现和平和解的方法。亚洲各国有必要超越一国一地一族的利益，从亚洲全局的立场来推动和平的研究和建设。
基于此，笔者倡议，各国应当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和平和解的研究和实践，为这样的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各国民间机构也应该建立广泛深入的合作，搭建亚洲和平和解研究的国际平台。可以考虑创办“亚洲和平暑期研讨营”，使不同国家的学者、学生进行和平研究的跨文化研讨。还应考虑创办“亚洲和平论坛”，建立不同国家政界、思想界、宗教文化界、学界人士跨文化的和平研讨。
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地的矛盾都有可能引起周边国家、不同民族的连锁反应。因此，对于亚洲邻居面临的问题，绝不应该袖手旁观，应该给予更的研究和关注。我们要看到，一个多中心的、多元的、互助互惠的亚洲秩序的重建，这是亚洲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者是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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