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
——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赏析】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分（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分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浙江馀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自幼跟智永和尚习书法，所谓”深得山阴真传”，就是指他深信王羹之的笔法。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唐代自文宗以下，历朝皇帝都以王羲之的书体为楷模。太宗曾“以金帛赐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虞的书法，继承多于创造，加上虞世南博学卓识，坦诚忠直，故而深得宠幸。太宗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足见其影响力。
出身望族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浙江馀姚人，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出身望族,虞氏家族中声名最著的要数虞世南。他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祖父虞检，为南朝梁始兴王的咨议。父亲虞荔，为南朝陈太子中庶子。叔父虞寄，任陈朝中书侍郎。虞世南从小就过继给叔父为子，因而取字伯施，世南生性沉静。笃志勤学。少年时与胞兄世基同受业于吴郡顾野王（519—581〕，有十余年，顾野王字希冯，南朝陈书法家。官至黄门侍郎光禄卿，他对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可惜他的书迹今未之见，虞世南勤奋好学，精思不懈，他敬慕南朝梁文学家、尚书左仆射徐陵（507—585），作文学习徐陵，婉约绮丽。且为徐陵本人所认同。南朝陈文帝天嘉（560—566）中，生父虞荔去世，文帝表彰虞荔的德行，知道他两个儿子都非常博学，便派遣使者到虞家慰勉审视，等到世南服丧期满，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但因养父虞寄身陷叛军之中。仍布衣蔬食。直到太建末年陈宣帝平定叛乱，虞寄回来，“方令世南释布食肉”。陈朝灭亡（589）后，世南与世基兄弟二人同入长安，文名重当时，人们比作晋代二陆（陆机、陆云）。隋炀帝为晋王时就听到虞世南的名声，打算聘为书记，世南以母老固辞。炀帝即位后，大业（605—618）中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隋炀帝虽然爱虞世南的才气，却并不欣赏他的刚正性格，实际上并不重用他。当时虞世基执掌朝政，先后任光禄大夫，内史侍郎，家庭生活豪奢。虞世南虽与其兄住在一起，仍然生活俭朴，不改旧习。隋朝灭亡前夕。宇文化及将杀炀帝并及虞世基，世南抱持号位，请求以身代兄而不得，时人称颂其义。世南随宇文化及到聊城，又在起义军窦建德部下任黄门侍郎。直到秦王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引虞世南为知己，才被起用。
晚遇明主
虞世南入唐时已是花甲之年，先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为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文翰。一次，李世民命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当时没有底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竟然一字不差。李世民立为太子，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年近古稀，他请求告老还乡，太宗不许，迁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固辞不受，仍被任命为秘书少监。贞观六年（633）升秘书监，掌管图书著作等事，世称“虞监”。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因而史称“虞永兴”。
唐太宗非常赏识虞世南的博学卓识、坦诚忠直，常在政务之暇，同他谈论学问，共观经史。世南容貌儒雅，而志性刚烈。每当谈论到古代帝王为政的得失时，常存规劝讽喻之义。太宗常常对侍臣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
唐高祖李渊死后，李世民下诏为父亲建造陵墓，以视高祖刘邦墓——长陵为模式，极其隆厚。劳民伤财。虞世南两次上疏谏阻，认为立国不久应当节用安民，主张“薄葬”。公卿百官又奏请遵照高祖遗诏办事，务从节俭。在虞世南和群臣的劝谏下，陵墓的规模大有减省。唐太宗爱好打猎，虞世南也上疏屡次劝阻，有一次，唐太宗写了一首宫体诗，叫群臣应和。虞世南怕这种“体非雅正”的诗流传开去。天下风靡，影响不好，拒绝作应制诗。凡此种种，都可看出虞世南刚直忠贞的品性。太宗常称虞世南有“五绝”，就是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有一于此，足为名臣”，“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对他评价极高。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致仕（退休），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这年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唐文宗下诏陪葬昭陵，追赠礼部尚书，赐谥“文懿”。并下手诏给魏王泰说：“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又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命起居郎褚遂良在虞世南灵前诵读焚化，君臣情谊之深厚无过于此了。
虞世南编有《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二卷，著《虞世南集》三十卷。
王书传人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书圣”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又命萧翼从山阴僧辩才处赚得《兰亭序》真迹，令人摹制多本，赐给群臣，甚至死后还把《兰亭序》的原件殉葬昭陵。书学为唐代国学之一，取士也讲究书法。唐代书学之盛可渭亘古未有。
虞世南少年时曾向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甚得王书神髓。为了学习书法，他曾把自己关在楼上，业成方才下楼。写过的废笔足足装满了一大瓮。他白天练完字，在入睡前还用手指划着肚皮或床单，琢磨字的气势结体。日子长久，被单也划穿了。通过刻苦学习、虞世南成了王氏笔法的嫡传宗师。
唐张怀瓘《书断》评虞世南说：“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欣）、薄（绍之），不亦宜乎！是则东南之美，会稽之竹箭也。”“伯施隶、行书入妙。然欧（阳询）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入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当时虞世南的声望便在欧阳询之上。
智永，僧法极，字智永，王右军七世孙，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号永禅师，山阴人。智永善书，书有家法。智永还将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
智永对乃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极为钦佩，决心使乃祖的书法万古流芳。智永练习书法极为刻苦。他在永欣寺时，就曾盖一座小楼专供练字，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就在这座冷冷清清的小楼里，他如痴如醉地练字，毛笔用了一支又一支，他常把用坏了的毛笔扔进大瓮，天长日久，就积了好几瓮。智永后来把这些毛笔集中埋在一个地方，自撰铭词以葬之，时称“退笔冢”。
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智永的书法果然大有进步。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求其真迹者很多，智永穷于应付，以至于“缣素□纸，堆案盈几，先后积压，尘为之生”。登门求教的也极多，以至他户外之屦常满，连门限也踩坏了，智永又只好用铁皮来加固门槛，时人称之为“铁门槛”。这“退笔冢”与“铁门槛”便成为书坛佳话，与汉张芝（张颠）洗笔洗硕的“池水尽墨”交相辉映，同为千古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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