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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蔡玉梅: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与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
一、研究领域及资助研究项目概况 1.研究领域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land use/cover change)是全球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耕地变化与城镇扩张、林地减少、土地退化相同,一直是LUCC 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是2005年成立了全球土地项目(GLP, Globe land project)并形成土地变化科学(LCS, Land change science)后,研究重点从全球环境问题导向的方法论研究转为方法论研究与策略导向的政策支持性研究并重。因此,开展耕地变化驱动力及耕地保护政策是LCS研究的重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对形成我国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项目概况

  研究目的: 针对当前不同层次和不同区域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研究薄弱以及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缺乏区域针对性等问题,充分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和国土资源大调查成果,研究我国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方法,构建差别化的分层分区分类耕地保护政策体系。

  研究方法:以1997-2005年中国分省耕地增加和减少因素数据、1997-2005年中国分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分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坡耕地数据以及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数据、全国地质环境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等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全国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研究数据库,在县级尺度上,以五台县1996-2005年历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析数据库,为开展相关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数据基础;项目采用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耕地数量变化的对比分析、耕地数量变化的情景分析、耕地数量变化与驱动因子的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因子分析以及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聚类分析等多种方法,为预测耕地保有量规模、识别不同层次和不同区域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因子提供保障。

  研究结论:(1)耕地数量的变化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快速工业化发展时间耕地减少的数量相应较多。当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耕地减少的数量也相应降低。同时耕地数量变化也与国家或区域的资源禀赋、政治经济体制、制度政策以及历史文化偏好等要素相关。(2)以线性方法为主体的耕地保有量预测分析不能反映耕地数量变化的复杂因素。以科学性、政策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采用基于情景分析的多目标耕地保有量预测方法对较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具有更高的可靠性。(3)国家、区域以及县不同尺度上的耕地变化驱动力有所不同。国家级耕地数量变化更多受耕地保护政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区域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各不相同,有经济发展主导、生态保护主导、粮食安全主导以及不同组合等多种类型。县级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更为具体,比如五台县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主要是生态退耕和占补平衡政策、铁路和公路建设、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4)建立分层分区分类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提出了国家、区域和县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区域以及与不同相关部门政策协调的不同类别耕地保护建议。

  研究意义:项目成果为识别不同尺度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因子提供借鉴,为改善我国不同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保有量测算方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制定我国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二、研究领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前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和HDP (Human Dimension Programme) 在1995 和1999年分别提出LUCC science plan 和LUCC implementation strategy,开展LUCC研究。此后又从全球环境变化的目标出发,与2005年结束的LUCC 与2003 结束的GCTE(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project)联合启动了名为GLP(Global Land Project)的项目[1]。GLP项目的目标在度量、模拟和理解人与环境系统的双向作用,研究领域包括土地系统动力机制、土地系统变化的后果、土地可持续性的集成分析与模拟三个方面。同时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了土地利用变化科学(Land Change science )。与LUCC比,GLP项目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多的关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后的环境影响;二是更侧重于与政策相关的策略性问题。正如2005年发布的GLP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中指出,全球土地项目的成功与否决定于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提出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2]。从这个意义而言,研究的重点将从问题导向的研究转为问题导向的方法论研究与方案导向的政策支持性研究并重。从LUCC研究计划到GLP计划,耕地减少、林地减少、都市扩张、土地退化等主要分布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工作,一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应用于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的我国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是LCS研究的重点问题。

  1.国内外发展趋势

  耕地变化包括数量、质量和效率三个方面变化。数量变化驱动力研究有以下趋势:

  (1)耕地数量时间变化的驱动力模型

  模型是用来理解耕地数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工具。LAMBIN等曾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模型分为经验统计模型(如多元回归模型)、随机模型(如马尔科夫链模型)、优化模型(如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模型)、动态(基于过程的)模拟模型4类。具体的模型如CENTURY模型、AGE 模型、Ehrlich 模型、FASOM模型、Adams 模型、CLUE 模型、LTM 模型等。Veldkamp[3-6 ] 认为,开发模型假如要满足土地管理需求以及能更好地评估、预测土地利用P覆被变化在未来地球系统功能中的作用,其先决条件是识别导致土地利用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因子,以及分析驱动因子的变化。上述模型中,大多考虑了诸如土地的自然属性(如海拔、坡度或土壤类型等) 、土地管理技术、基础建设和土地利用政策等内生变量,与一些诱发土地利用系统发生变化的自然现象(如干旱,暴风) 与社会经济现象(如技术革新,战争,经济危机等)。大多数研究案例都强调政策在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性,比如,国际环境公约(如东京协议) 可能会对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产生明显的驱动。国内常用的比较传统的方法有[7-9]:主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典型相关分析、历史追溯法、模型分析法。部分研究者采用了近年来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小波分析、元胞自动机等非线性数学工具以及灰色关联等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为进行非线性模型的建立,提供更多的工具,从而可以将驱动力视为非线性反馈系统,允许从整体性及动态变化等规律进行深入剖析。现今中国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不同口径的数据、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选取的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存在统一性、连续性和可比性较差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探索耕地流转驱动力机制研究范式,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10]。

  (2)耕地数量空间变化的模拟模型

  CLUE模型和CA模型都是运用GIS技术和系统动力学理论实现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分布变化的模型。CLUE 模型是由隶属于LUCC第三小组的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VERBURG等人开发的用于模拟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模型,已被成功地应用在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马来西亚等国。它通过对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和人文驱动力的定量化来确定土地利用的类型,是一个空间多尺度、定量描述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分布的模型,常用来模拟较短时间内的土地利用变化(一般为20年)[11]。此模型在中国应用也较为丰富。在全国尺度上,应用CLUE模型,模拟中国大陆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 在地方尺度上,利用CLUE-S模型的理论框架,模拟太仆寺旗近20年时间内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地带。CA模型也被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主要用于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国内建立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仍然空白。

  (3)不同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研究

  处理多尺度级别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问题一直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重要问题。它不仅牵扯到数据质量和数量问题,而且还涉及到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多尺度数据的问题。国际上的CLUE模型具有空间明确和尺度特征,但是是否能够正确模拟土地利用决策过程(包括根据反馈的结果调整土地利用决策)还有很大疑问。国内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尺度研究体现在国家、区域以及地方上的不同。单一尺度方面,全国尺度上,多以遥感数据为基础,采用迭代自组织数据分析技术(ISODATA分类方法)进行综合分区,采用驱动力指数方法对全国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综合分区,基于SOFM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无监督分类进行中国耕地压力综合分区 [12-20]。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多集中在局部地区比如环渤海地区、长江样带、农牧交错带、长江三角洲地区等,探讨了多元统计分析以及神经网络模型等应用于驱动力分析的方法。省级尺度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在方法上具有相似性,市县级耕地变化的研究较少[21-31]。在尺度差异方面,多以遥感数据为基础。以全国为例,建立32km*32km、64km*64km等6个空间尺度序列数据图层,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模拟土地利用变化,以福建省为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各方面选取25个候选影响因子,形成10个空间尺度序列数据图层,分别构建福建省6个农业综合分区耕地空间分布模型,探讨了耕地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尺度规模效应。以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为例,探讨由于“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的存在而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中的尺度效应,反映了在研究土地利用驱动力时进行多尺度分析的必要性[32-35]。考虑到遥感数据所解译数据的精度、分类的标准等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在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政策与管理方面仍有一定的缺陷。

  (4)耕地数量变化的政策响应

  耕地保护的政策方面总体比较薄弱。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耕地保护经验研究较多。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耕地保护的产权制度、经济机制以及绩效分析等方面[36-40]。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研究尚未开展。

  2.国内外发展前沿

  (1)耕地数量变化的综合性机理模型

  与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型相同,耕地数量变化模型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即经验性诊断模型和概念性机理模型。前者通常基于丰富的耕地数量变化数据, 将耕地数量变化与相关的直接原因建立联系,而后者则基于对耕地数量变化因果关系的分析, 通常建立在对土地利用主体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群体行为的解释上。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多学科综合分析[2]。以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基本框架为基础,即基于区域差异和空间联系的地理学、基于行为和选择分析的经济学、基于人与人关系的法学三个视角出发,对耕地数量变化进行多视角解剖和综合性分析,构建耕地数量变化机理模型是本领域的前沿问题。“驱动因素- 缓冲约束因素”框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和土地利用变化阶段性”框架、“直接- 间接因素”框架,以及各种经验性诊断模型和预测模型, 都可以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分析提供素材和依据。

  (2)耕地数量变化的非线性空间模拟模型

  突破目前以线性为主体的耕地数量变化模型中空间模拟能力不足的瓶颈,将GIS技术与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模型结合,建立耕地数量空间变化的规则,对耕地数量变化进行空间模拟是未来空间模拟模型的重要问题。

  (3)多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模型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耕地数量变化具有不同的驱动力, 或者各种驱动力因子的作用存在尺度差异。景观生态学提出了尺度推绎的方法(简单聚合法、直接外推法、期望值外推法和显式积分法) ,为耕地数量变化研究提供了借鉴,但是这些方法是否适用耕地数量变化研究值得商榷。正如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研究方法相同,将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尺度的模型整合,尽量解决尺度推绎的问题将是尺度研究的重中之重,推绎方法的探询及检验是耕地数量变化尺度问题的前沿。

  (4)定量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模型

  与耕地数量变化模型相结合,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耕地保护政策模型,并开展政策执行的监测与评估,是未来耕地保护政策研究重要问题。 三、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 项目采用DPSIR(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Framework,驱动力一压力一状态一影响一响应)框架体系,针对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分析,以行政单位为基础的,采用1997-2005年全国分省和分县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以不同尺度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析和相应政策为主要内容,旨在为不同层级土地利用规划中耕地保有量制定以及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图 不同尺度耕地变数量变化驱动力差异和差别化政策研究框架

  (1)提出耕地数量变化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一般关系,为制定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全国耕地保护目标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方耕地保护目标提供参考

  综合分析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的特点,将工业化分为三种模式为早期工业化的英国模式、中期工业化的美国模式以及晚期快速工业化的日本模式,以此寻找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分析表明:耕地的变化不仅与工业化的时间阶段有关,更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等因素影响,使得各国的耕地变化特点和耕地保护目标、内容和政策有所不同。

  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的投入数量和弹性系数趋于降低。智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投入的数量和弹性系数趋于降低,资本和劳动作用力下降,尤其经济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耕地生态与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② 不同工业化模式下的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的规律有所不同。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相应的建设占用耕地也处于高峰时期,工业化的完成与建设用地的减少一致。

  ③ 耕地资源变化除与工业化模式有关外,国家的资源禀赋、政治经济体制、制度政策以及文化的偏好等要素也有重要作用。比如美国1910-2000年的农用地规模一直保持在359百万英亩左右,耕地数量变化随世界粮食市场波动而变化。

  (2)建立基于多目标情景分析的耕地数量预测方法,为确定全国以及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的耕地保护目标提供依据

  耕地资源的多功能属性以及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因素特点等决定的耕地保护的多目标综合性。以科学性、政策性、协调性和可行性原则,通过对影响耕地供给和需求的多种因素和不同条件组合,分析不同途径下保护耕地的可能趋势,综合得出基于多目标的耕地保护规模,更具有可操作性。

  具体方法首先列出耕地保护的目标,包括粮食安全目标、经济安全目标和生态安全目标。其次列出实现单目标的各种影响因素(或称变量),通过分析确定政策上可控的重要因素(控制变量),编制不同条件(控制变量)下的耕地保护方案。然后按目标的关联度形成两个目标的组合方案,进而与第三个目标方案组合,形成最终的方案。耕地保有量目标的确定应以耕地生产潜力小的极限方案作为约束的底线,决定粮食安全或粮食生产能力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协调。

  (3)形成不同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指标体系和方法,为构建分层分区耕保政策提供基础

  从全国、区域、县级三个不同尺度识别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并形成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分区方案。

  1)国家尺度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

  从1997-2005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2亿亩,每年减少的1466亩。其中2000年以前,耕地年均减少673万亩,减少速度较慢。2000年以后,主要受退耕还林政策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耕地年均减少1848万亩。耕地数量变化更表现为分省的差异。

  分析全国分省耕地数量变化的空间差异。在数量上,以全国1997-2005年分省耕地变化数据为依据,以耕地数量变化速度为指标,将全国耕地数量变化分为四个地区,分别为无减少或者少量减少区、缓慢减少区、较快减少区、快速减少区和严重减少区。

  划分全国分省耕地数量变化空间类型区。在空间上,以全国1997-2005年分省耕地变化因素数据为依据,以分省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灾害毁地和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数量为指标,将全国耕地数量变化原因分为四个地区,分别为建设占用为主地区、生态退耕为主地区、补充耕地为主地区以及综合类型区。

  划分全国分县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类型区。为定量比较中国县级尺度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差异,本项目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及自然指标,计算各县的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指数作为其作用强度的标示。选取总人口、城镇人口、第二产业增加值、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来衡量中国分县社会经济发展等级;选取中国各县25°以上坡耕地面积、15°~25°坡耕地面积衡量中国各县生态退耕对耕地减少的驱动力;选取中国泥石流易发程度、中国崩塌滑坡易发程度及中国沙漠分布这三个指标衡量分县灾毁对耕地减少的驱动力。

  对于社会经济指标,直接按照各县的行政区划进行栅格化,生态退耕指标和灾毁指标则计算各行政单元的平均值再进行栅格化,各指标的权重分别如表1所示。最终分别得到中国分县建设占用耕地等级、生态退耕级别以及灾毁耕地级别分布图。在此基础上,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对三个驱动因素做指数化处理,从而得到中国各县的驱动力指数矩阵。各类驱动力指数以全区平均水平100为基准,各地区各驱动力指标与之比较,某类驱动力指标越高,表明该类驱动力因子在此地区的作用越强,反之则弱。根据指标值最高的驱动力即可得出中国各县耕地减少驱动力类型。若样本各驱动力指标标准差小于10,该样本视为综合驱动,即耕地减少为多种驱动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分区结果为:建设占用驱动区包括727个县级单元,粮食安全驱动区包括934个县级单元,生态安全驱动区包括457个县级单元,综合驱动区包括315个县级单元。

  2)区域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析

  以全国1997-2005年国家统计年鉴中的分省社会经济数据为依据,选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三个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人口总量以及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分别对全国以及四个不同类型区的耕地数量变化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全国以及不同区域的耕地驱动力因子有所不同。经济发展驱动型分区的驱动力因子以人口和二三产业为主,生态保护型区域的驱动力与耕地的坡度情况相关。而粮食安全为主类型区的驱动力与后备资源数量相关。

  3)县级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与政策

  以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为例,以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位基础,建立五台县1997-2005年耕地变化及社会经济数据库,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进行耕地变化结论如下:

  分析耕地数量变化阶段。耕地数量变化分为三个阶段,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条例》颁布以前的耕地减少期,2002-2004年以退耕还林为主的耕地减少期间和2004年以后交通设施占用为主的耕地平稳期间三个阶段。

  识别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因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五台县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退耕还林以及补充耕地数量等。依此建立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指标。

  划分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分区。选取退耕指数、后备耕地指数等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得出的五台县耕地数量分区如下:①交通发展主导区:包括神西乡和建安乡,区内有河东铁路、朔黄铁路、高速公路路以及省县级道路密集,占用大面积耕地;②占补平衡政策主导区。包括陈家庄、白家庄、高洪口、耿镇镇和门限石乡的荒草地和滩涂等后备耕地资源所占比重比较大,是耕地占补过程中主要的补偿区;③矿产资源开发主导区。包括蒋坊、石咀乡和豆村镇。铁、煤等矿产资源丰富,开发过程中会占用耕地资源;④旅游资源开发主导区。包括台怀镇和金岗库乡。五台山南梁沟自然风景保护区,寺庙古建筑区及其配套旅游设施都分布在这两个乡镇内;⑤生态保护主导区。包括东雷乡、阳白乡茹村乡和灵境乡。近年这些乡镇的退耕还林面积比重较大,减少了不少耕地;⑥城镇化发展区包括东冶镇、沟南乡和台城镇。县城位于台城镇,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规划占用了大量耕地,东冶镇和沟南乡今年发展速度较快,城镇建设较多。

  4)不同尺度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的关系

  与通常以不同栅格尺度下遥感数据为基础研究耕地变化驱动力尺度效应不同,本项目采用不同层级的行政单位为基础,进行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国家尺度的耕地数量变化驱动表现为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生态退耕政策和粮食安全政策等,而县级尺度驱动力更为具体,以五台县为例是资源开发、城市和交通发展、生态退耕政策、占补平衡政策等。政策因子在不同尺度上均有重要影响,县级尺度上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方式等对耕地保护数量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区域尺度体现主导因子,而宏观尺度上体现为发展阶段和速度。

  (4)构建分层分区分类耕地保护政策体系,为建立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直接的参考。

  1)建立与职能和不同尺度耕地主导驱动力因子对应的分层耕地保护政策

  国家级耕地保护政策建议:加强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耕地保护的原则和目标,比如树立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保护并重的理念,建立差不化的耕地保护政策导向,建立耕地保护的相关技术标准,制定耕地保护政策与相关部门政策协调的原则。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研究。

  区域级耕地保护政策建议:落实国家关于区域耕地保护政策的要求,深化具有区域特点的耕地保护相关技术标准,探索具有区域特点的耕地保护政策,比如生态保护驱动耕地减少区的生态补充政策,经济发展驱动耕地减少区的经济补充政策等。

  县级耕地保护政策建议:落实国家以及区域关于耕地保护政策的要求。从本县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出发,合理确定耕地保护的方向。加强县级耕地保护基础能力建设,包括耕地保护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与更新、耕地保护台账的建立于管理等。探索耕地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政策。

  2)建立与不同区域耕地变化主导驱动力因子相对应的分区耕地保护政策

  全国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建议如下:对经济发展驱动型的耕地减少区,主要矛盾是保障发展和保护耕地的关系,政策重点是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高新增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对农地的占用,保障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生态保护驱动型的耕地减少区,主要矛盾是保护粮食生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政策重点是合理确定生态退耕的标准,加强现有耕地的质量建设,做好与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的规划和政策相协调,探索生态补偿政策。对粮食安全驱动型的耕地减少区,主要矛盾是保护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的关系。政策重点是做好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以及耕地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合理确定补充耕地规模。加强耕地的生态环境建设,防治耕地退化。综合驱动型的耕地减少区兼具上述矛盾,依据相应的主导类型采取相应的耕地保护政策。

  五台县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建议如下:对资源开发区,包括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区,制定有效的资源开发中耕地保护政策,促进节约用地。对经济发展区,包括城镇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制定好建设用地集约节约用地标准,促进集约用地。对政策主导区,包括占补平衡和生态保护,要与相关规划协调,统筹考虑保护生态和保护耕地的关系,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3)建立于相关部门政策相协调的分类耕地保护政策

  针对耕地与建设用地的转化关系,建立于建设部门相关政策协调的措施。城市发展、铁路和公路建设、民航和港口建设、工业发展等相关部门政策中涉及用地方面都应体现严格保护耕地的原则,从用地选择、规模、效益等各方面制定与耕地保护协调的具体措施。

  针对耕地与林地和草地转化的关系,建立与农林和环境部门相关政策协调的措施。林权制度改革、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政策、各种生态林建设等都涉及耕地与林地之间的转换,从转换的可能性、规模、措施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措施。此外耕地保护与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区的设立也密切相关,需制定与环境部门政策协调措施。

  针对耕地保护相关资金的问题,建立与财政部门相关政策协调的措施。财政部门相关政策通常分类下达,对于涉及耕地保护的政策做好协调措施。如涉及耕地保护资金为中,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退耕还林、中低产田改造等多种渠道资金都密切相关。应探索建立“渠道不变、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各计其功”原则下统筹各类资金,充分发挥各项资金使用的叠加效益的措施。

  (国土资源部第五批“百人计划”综合评审材料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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