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票房”想到的：清影工作室《算命：清影纪录中国·2009》

 

 

 

如果想通过影像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中颠沛于现代与传统、欢笑与泪水之间的百姓的真实生活与精神状态，恐怕只有通过纪录片这一条途径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时值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时期，忽听得在南京上映的一部反应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竟然出现了零票房的的尴尬局面，虽然出品方随后澄清“还有90多人观看”，这样的澄清不啻于自己承认这是一部零票房的电影。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购票观看呢？一方面是由于官方出面强制组团观看的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对于雷锋的故事已经“烂熟于心”，没有什么新意也就没有吸引人再坐在影院里观看的动力了。以上只是表面的原因，究其根本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早已远离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早已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环境。影视从业人员和利益相关方为了迎合掌握了话语权的机构和顺利的拿到播出所需的手续不得不放弃了现实题材和那些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作品，映入眼帘的是翻拍不绝的宫廷戏，皇帝太监、丫鬟小姐充斥银屏，毫无底线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而在这种背景下，还有一小部分影视从业人员，拿起了摄像机，为了他们心中的一点点的理想在奋斗着，他们认为“对权利和资本的不妥协，是文化的立身之本”，权利与资本在前进中会消灭很多东西，而最后一个消灭不了的就是文化的残余物，这也是以本书为代表的那些纪录片的创作者们所最后追求的。

 

当现代冲击传统，强权压制民主，在冲击与压制之下总会有些残留的东西，那或许就是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而延绵不绝的根本。本书所提到的纪录片就真实地记录下了在转型期的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冲击和不可磨灭的印记。除了那些以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其他的纪录片制作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境地：没有明确的官方支持，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没有明星大腕的加盟，没有畅通的出版发行渠道，资金和人力捉襟见肘，制作受到多方干涉，公开上映遥遥无期。。。虽然面临如此多的困难，而以张献民、孙曾田、陈晓卿、张伟杰、冷淞、张以庆、董钧、施润玖、徐童、张同道、李一凡、鄢雨、林鑫、周卫平、书云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影像专业学者、制作者依然秉持“呈现真实”的理念，用心记录下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此时，他们不是导演，他们是忠实的纪录者，用自己的信念和坚持在捍卫着我们的文化权利。

 

从他们的片子里，我们可能很少看到光明伟大，更多的是卑微懦弱，甚至是某种疼痛感，而他们却“觉得穷街陋巷所蕴含的宿命感，远比高楼大厦放射出的美好幻觉更接近真实，更让人信服，也更有美感。”

 

让人欣慰的是，民众对于真实的期待愈发的强烈。清影工作室在在努力着，让那些最真实的影像走向大众；公众也给予这些制作人以强烈的响应——张同道拍摄的《小人国》曾经出现了很多观众自发包场，在全国出现了接近500场的个人包场的记录，这与《青春雷锋》的零票房形成鲜明对比。

 

李正光在《碎片化的影像：第六代导演的审美观》里面对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成长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其实，纵观中国电影界第六代导演，“真实”乃是他们独立于中国电影之林的独特标签。就如第六代导演一般，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不再将拍摄作为建功立业的手段，而是为了忠实地记录和再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远比虚构来得精彩，呈现真实本身就意义深远！”当影像出现的一刻，就是这些导演人生价值得以体现之时。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分享了他的一个小故事：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学校组织大家去忆苦思甜，参观一个苦难展览。在老师的指引下同学们都“放声大哭”，有些同学为了逼真还用唾沫抹在脸上冒充泪水。可是有一个小同学不解其中的原因，没哭，莫言就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不哭”的行为。多年以后，莫言进行了真心的忏悔，并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或许，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就是那一个“不哭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