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于下巴勒斯坦地区的下层的犹太人之中，基督教产生之后很快就传播到罗马帝国各地，但是当时的基督教反对罗马统治，不信奉罗马原有的神，不崇拜罗马皇帝，这就引起了罗马统治者的极大反感，于是罗马高层决定对基督教采取抵制政策，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是从公元2世纪后半叶开始，因为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信徒也越来越多，城市和乡村之中的许多手工业者、商人和其他行业人员大多加入了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对基督教起主导作用的势力变成了富裕者和奴隶主。罗马帝国在经历了三世纪危机之后，基督教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这一时期奴隶主、大地主、大商人、帝国官员以及皇亲国戚也加入到了基督教，这一阶段对基督教起主导力量的人又变为了大有产者阶级，基督教同时也不再被罗马帝国政府所压迫，进而变为了罗马帝国统治阶层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公元306年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他面对基督教实力强大的现实情况，在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法令规定：尽管为了保证帝国的统一和安全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日夜操劳，但我们仍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使一切都能恢复罗马的古制，并重振罗马的公众秩序。我们还特别希望使那些抛弃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仪式，狂妄地厌弃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凭自己胡思乱想凭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谈怪论，并在我们帝国的不同省份自行组成社团的受蒙骗的基督教徒们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来。我们在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敕令已使许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还丧失了性命，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终仍坚持其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一向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格外开恩。我们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我们马上还将另有一道敕令将我们的意图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
我们从这份法令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罗马帝国承认了教徒的信仰自由，允许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的推进，在4、5世纪的罗马各地建立了许多基都教会，同时伴随着许多的基督教堂的出现，教会组织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严禁异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对于信仰异教的人予以惩戒。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教的地位越来越高，教会的势力也借助这一优势不断变强。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的社会性质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欧洲的中世纪也随之开始，而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许多王国，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基督教的实力也愈发强大起来，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也就悄然开始，教权与王权就像天平的两个托盘，一方势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另外一方势力的增强，中世纪的时间范围是在5-15世纪，在这持续1000多年的时间里教权与王权的纷争一直是欧洲的永恒的主题之一。
公元496年的圣诞节,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接受了罗马基督教的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基督教会也在不断寻求新的保护力量。教会遂与法兰克人结成了联盟。克洛维以后的侵略扩张得到了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而教会也从克洛维手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银财富。公元751年,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在教会的支持下当上了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建立了加洛林王朝。为了酬谢教会,丕平两次向与教皇为敌的伦巴德人开战,占领了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并把中部地区连同罗马城一起献给了教皇,这一历史事件史称“丕平献土”,由此奠定了西欧教皇国的基础。从此,教皇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君主,权势与威望与日俱增。
9世纪查理曼帝国诞生，这个帝国的诞生似乎是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提供一把保护伞，但实际上查理曼大帝却对教皇没有太多的尊重，他也仅仅把教皇当做帝国境内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主教来看待，基督教在这位皇帝眼中并不是一个政权，基督教会在帝国境内是辅助王权统治帝国的工具而已。但是，随着查理曼大帝的死亡，查理曼帝国不久也随之分崩离析，西欧重新陷入动荡之中,教会也失去了靠山。从9世纪末起,教皇地位每况愈下,逐渐成为意大利贵族和罗马党派争夺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足球。10世纪初,教皇的职任甚至长期被罗马贵族西奥菲拉克特及其两位声名狼藉的女儿所操纵,此时恰逢阿拉伯人对意大利不断骚扰,使教皇的威望降到了极点。为摆脱这种局面,公元962年,教皇又把“罗马人皇帝”的称号献给了实力强大的德意志君主以求保护,开始受控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会由于实力并不强大，常常受制于世俗政权甚至是依附于世俗政权。世俗王权与教权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世俗王权需利用教权来统治国家，基督教权需要世俗王权的帮助来使自身获得发展的空间，维持基督教会的存在。但是这一时期世俗王权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强调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又时常向基督教会供奉土地、奴隶和金银财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教会经济;而教会也利用了统治者想借助于神来强化统治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借助世俗权力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使王权与教权结合起来。这种关系在查理大帝写给教皇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说:“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中世纪的前期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是和平共处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教权在潜移默化中成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教会对世俗的影响力在加深以及教会势力的扩大，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取得发展得益于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的米兰敕令，这份法令为基督教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世纪初,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提出了政教二元权力体系。之后,圣·奥古斯丁作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述,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前者的思想。他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的理念。上帝之城代表教会,世人之城代表世俗国家、政权。他通过对两城的比较,说明了教会在宗教事务中的自治,以及皇帝、教会、政府彼此是各自独立的,为政教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6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就以奥古斯丁的著作为依据,主张世俗政权必须服从教会。查理曼帝国分裂后,教皇趁机摆脱君权的控制,并且还伪造了一个《君士坦丁的赠礼》，相传该文件是在四世纪时由君士坦丁一世发布，主旨是将朱迪亚，希腊，亚洲，色雷斯，非洲，以及罗马城，与意大利和整个西方的罗马帝国等土地的统理权赠送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及他之后的伯多禄（既圣彼得）的继承人。而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则移转到东罗马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的赠礼的出现成为了罗马教廷和世俗君主争权的依据。在八世纪时教皇斯德望二世与法兰西国王丕平的交流中占了很大影响。754年丕平得到当时为大主教的斯德望二世的拥立而登基取代墨洛温家族成为法兰西国王，尔后丕平赠与教皇意大利及伦巴底。在丕平赠土后东罗马帝国要求收回赠与的土地，教皇以君士坦丁的赠礼为法理依据拒绝这一要求。1440年瓦拉发表《君士坦丁赠与的辨伪》，以圣经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在语法、旧制、称号等方面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君士坦丁的赠礼系伪造，这份文献大概产生于8世纪。在瓦拉之前奥托三世、但丁等人对君士坦丁的赠礼也产生过怀疑，但都没有办法进行系统客观的证实，并且伪造的观点一直被罗马教廷否认。而因为在现实中很少引用和提及，君士坦丁的赠礼也在逐步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君士坦丁的赠礼被证实为伪造，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派攻击天主教会的重要依据，也激发了西方学者对教会文献的怀疑，在十五至十七世纪间证实了《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等文献均为伪造，罗马教廷被迫承认其为伪书，严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力。
克吕尼运动与教权的振兴
克吕尼改革运动基督教会一项重要事件。10至11世纪，罗马教廷势力衰微，教会私有化，教士堕落腐化。克吕尼修道院倡导改革，主张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教士须过集体生活，教士不得婚娶，以防止教产私有化；禁止买卖圣职；要求独立，反对世俗统治者任命主教和对修道院的叙任权等。该运动得到西欧各国修道院的响应并接受克吕尼修道院的领导。克吕尼运动得到罗马教廷的积极支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亲自指导运动。克吕尼运动始于克吕尼修道院第一、二任院长伯尔诺（910～927在任）和圣奥多（927～942在任）之时。他们提出僧侣必须遵守西欧修道院原有的本笃法规，强调守贫（不置私产）、守贞（独身）、服从（服从修道院领导）；主张严格隐修生活，整肃宗教礼仪；反对世俗势力控制修道院及侵蚀其地产。克吕尼修道院取得特恩权,除接受教皇领导外,不受主教和世俗领主的管辖。克吕尼修道院的主张赢得不少教俗人士的支持。许多旧的修道院陆续按照克吕尼的模式进行改造，新的克吕尼派修道院不断兴建，形成克吕尼派。该运动最大时得到2000多所隐修院的响应。11世纪前半期，当圣奥迪洛任克吕尼院长时，克吕尼派运动已形成有组织有领导的修会。在修会中，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其他修道院称下属修道院，其负责人称分院长。所有下属修道院除隶属于克吕尼外，不受任何主教与世俗诸侯控制；各分院长由克吕尼院长任命，并听命于他。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改革运动迅速展开。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改革派提出：神职人员严守独身，不得婚配；各地主教由教皇任命，不得由君主叙任；禁止买卖神职；宣称教皇权力至上，可废黜君主。于是引起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长期斗争。主要表现为主教叙任权之争。克吕尼派支持教皇，在提高教皇权力和反对教会世俗化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改革派教皇，出身于克吕尼派修道院。如大力推行改革运动的格列高利七世，曾为克吕尼派修道院僧侣，加里斯都二世（1119～1124 在位）在克吕尼院长任内当选为教皇等。克吕尼运动确立起了教皇政体，使教皇权势不断攀升，形成了中世纪盛期西欧独特的社会面貌，1049年，利奥九世当选为教皇，对罗马教会开展了一些列改革：挑选一批支持他并有改革热情的高级教士进入罗马教廷，形成一个紧密的改革派集团，这个教廷核心集团的人选不再限于罗马地区，而是扩大到了整个西方教会，教廷由此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机构；依靠罗马教廷的改革派摆脱罗马贵族对教廷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利奥九世认为教会问题的症结在于世俗权力凌驾于教权之上，夺回主教叙任权的第一步是反对买卖圣职。他下令改组教廷，高级神职人员均由克吕尼派僧侣担任。要求各级教士实行严格的独身制，防止教产转移到俗人手中。宣布所有教产都属于教皇，应向罗马教廷纳税，但是利奥九世的改革也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教皇革命是11世纪至13世纪欧洲宗教与世俗争夺权力的结果，这一时期在位的教皇积极与世俗君主争夺权力，掀起了“教皇革命”。公元1073年,格雷高利七世当选为教皇,并进行一场改革。其改革的目标是:由教皇控制西欧各国的教会,发动十字军取得领导权,发展宗教法,提高教会的管理效率。经过改革,教会的势力增强了。基督教神学家和教会、教皇还推行“双剑论”来解释教权与王权的关系。教会改革派认为,既然教会是由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的主教及修道院长自然应由教会人士选举或任命,不该由俗人操纵。政教双方对此争执不休的主要原因,是这一问题涉及到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当时,西欧各国掌握在教会手中的土地都很多,一旦主教们解除了臣服和效忠世俗君主的义务,王室赖以生存的来自教会的收入与控制的地区就会大大减少,依赖教会的帝国行政管理制度也会相应削弱。这对西欧世俗君主威胁很大。废除世俗授职权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最大，因为当时德意志地区一般的土地掌握在教会手中，比例相对于其他国家是遥遥领先，因此当时的德意志地区的亨利四世坚决反对教会改革，亨利四世认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干涉了国家事务，教皇把筷子伸到亨利四世的嘴里来了，再不反对世俗权力可能是个笑话了。亨利四世和教皇疯狂对波，双方互不相让，但是最后亨利四世屈服了，最终出现了历史名场面：卡诺莎觐见。1077 年1 月，他在寒冬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身披罪衣，赤足立于雪地之中，请求教皇宽恕，面对着亨利四世的乞求，教皇也在思考，如果原谅亨利就会失去一个加强教会权力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不原谅又有些过不去，因为亨利的卑微程度十分低了，基督教教义中也是可以原谅亨利的这种忏悔行为的，再有就是亨利及其妻子的忏悔行为也收到卡诺莎城堡中许多教职人员的同情，这些人向教皇求情，但即使如此亨利和他的妻子也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亨利匍匐在教皇面前，展开双臂，使全身呈十字形，向教皇泪流满面地忏悔自己的罪过，然后呈上自己服从教皇权力的保证书和宣布撤销关于废黜教皇法令的命令书。教皇并不满意，他严厉地训斥亨利四世，历数他的种种罪行。亨利四世一一点头认罪。看到曾经趾高气扬的国王可怜到如此地步，在场的贵族和神职人员纷纷请求教皇赦免亨利四世。教皇格列高里七世这位出身低微的手工匠的儿子直到让亨利四世受尽了精神上的侮辱后才恩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赦罪的吻，他同意不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但是仍不恢复其国王的权力；在教皇和玛蒂尔达女伯爵等人的见证下，亨利四世被要求写下效忠教皇的誓词并宣誓。亨利保住皇位之后回国励精图治，又开始了和教皇的新一轮对波，但是这一轮亨利直接平了罗马，算是洗涮了卡诺莎的耻辱。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不仅仅是在德意志地区，强烈，在英格兰的斗争也不可小视。1093年，安瑟姆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适逢教皇乌尔班二世继续大力推行扩大教权的改革,不久又发动十字军东征,一跃成为欧洲的领袖。在此背景下,安瑟姆决心排除俗界对教会的控制,确保教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教士手中。在公元1095年的罗金汉会议上,安瑟姆主教不顾一些教士的反对,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首先效忠教皇,并亲自向国王威廉二世表明自己的立场。亨利即位后,与安瑟姆围绕着主教叙任权问题展开了冲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国王是否有权以授与指环和牧杖的形式来叙任主教,以及主教是否应向国王行臣服礼。双方为此斗得不可开交,最后,在教皇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在公元1106年达成了妥协。之后的1122年,罗马教皇与德国皇帝签订了《沃姆斯宗教协定》,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必须得到教皇和皇帝双方的认可,才达成了妥协,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教之争暂告结束。到了12世纪中叶,英王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就教会司法权问题发生争执,将英国的政教冲突推向高潮。双方的冲突是由对犯罪的教士的处理问题引起的。1164年1月,亨利发布了《克拉伦登宪章》,对贝克特发动猛烈攻击,造成与贝克特的决裂。而贝克特则宣布将所有在他流亡期间占据坎特伯雷地产的人开除教籍,两位《克拉伦登宪章》的起草人也被逐出教门。公元1170年11月,贝克特又将主持亨利幼子加冕礼的约克大主教及有关人员开除教籍,终于招致杀身之祸。贝克特的死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认为应该把贝克特追认为圣徒，受到全欧洲的崇拜，再者就是把国王亨利当成魔鬼，他已经丧失了统治资格。在巨大的压力下，亨利再一次上演“卡诺莎觐见”（次亨利非彼亨利，此卡诺莎飞彼卡诺莎），亨利光着膀子去看坎特伯雷请罪，光着上身跪在贝克特墓前接受僧侣的鞭笞,国王的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
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元1160～ 1216年)上台后,发表了论教皇权力的信,即《宇宙的创造者》,声称: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4]211。他在位十八年,左右了德国政局,排挤了德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在德国政局不稳、意大利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英诺森趁机占领了意大利的梅迪纳奇、蒙杰韦利·奥、马革尔达的全部领地,教皇的触角甚至延伸到那不勒斯及亚平宁的富庶地区,最终确立了教皇国的疆土。英诺森三世还制服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使教皇势力达到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一则在教会内部加强集权统治,一则使用各种手段迫使英国、波兰、匈牙利、丹麦、葡萄牙、瑞典、西西里王国等国国王臣属于教皇;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用武力镇压法国南部阿洋比派异端运动;批准成立并利用多米尼克派和法兰西斯派托钵僧团对付各种反对教皇的异端;设立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终使罗马教廷成为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实现天主教会西欧的神权统治,教皇英诺森三世本人也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这时期的教皇同样的在与世俗王权斗争，但是教权貌似处于上风，在对英国和德意志的斗争中都取得了优势，甚至是在1254年推翻了霍亨斯陶芬王朝。
英诺森三世
中世纪晚期教权的衰弱
中世纪后期,英法两国迅速崛起,加强了王权,尤其是法国,很快成为德国教会政策的继承者。这时的教权与英法王权的斗争以教权的失败告终,教权最终从属于王权。法国经历了腓力二世、路易九世的改革,王权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法国的统一。到腓力四世统治时,运用战争、联姻、合并等手段,进一步扩大了王室领地,但也为筹集军费开始向教会征税,导致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冲突。腓力四世在封建主和富裕市民的支持下,对卜尼法斯八世进行人身侮辱和武力胁迫,强迫其退位,致卜尼法斯八世气绝身亡。公元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法国波尔多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克力门五世。公元1309年,腓力四世把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的阿维农城,史称“阿维农之囚”,使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御用工具。之后的1302年,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由教士、世俗贵族和市民参加的三级会议。这是一种以王权为主的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形式,也是王权、市民、僧侣贵族三百年来内部斗争的结果。阿维农之囚说明罗马教廷已无力像往昔一样统治各国的教会了。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宣布当年约翰未经国民同意而臣服于教皇是非法的。这标志着英国正式摆脱了教皇属国的地位。马丁五世当选教皇后曾试图取消1351年的《圣职委任法》,但遭到英国的拒绝。从此以后,教皇与英王之间旷日持久的圣职委任之争便沉寂下来,英王最终占了上风,罗马教廷感到越来越难插手英格兰的事务。在被法国和英国的打压之下，教权在与王权的斗争中最终从属于王权，成为王权的统治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王权与教权的斗争，最终以王权的胜利而告终。但此时，欧洲的历史也开始走向近代，封建势力正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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