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差距还是策略失误：从三次大沽口之战看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其他近代战争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清军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兵力与外国军队作战，而是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举例而言，就在清军在广州、天津、北京等地与侵略者展开激战之时，上海、宁波、福州、舟山等地的清军却始终与英法部队和睦相处。而在具体的战役中，例如第一、第二次广州之战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中，清军也未能做出多少有效的抵抗，所谓的战争更多像是英法军队的武器和战法表演秀。
我相信在看过这段历史后，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对于当时的清军而言，其军事实力真的无法与英法军队正面抗衡一二吗？如果抛开咸丰皇帝的畏首畏尾，清军防备的麻痹大意，清军总督的懦弱怯战，清军真的没有一点战胜英法军队的可能吗？换而言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节节失败，究竟是源于双方军事装备的差距，还是更多原因的叠加之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清军彻底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英法军队，其击沉船只吨数的记录，即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从未被打破。大沽口，一个清军苦心经营的海上要塞。而围绕于此的三次大沽口战争，更是清军难得的在优势条件下与列强的正面交锋，其指挥官更是有清末名将之称的僧格林沁。那么清军究竟是如何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击败英法军队的，大沽口之战最终清军彻底失败的原因，究竟是其装备差距，还是战略失误呢？既然说到了军事装备，那么我们就先从装备谈起，看看清廷在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是如何奋起直追的。一、逐步追赶与差距拉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装备考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全国80万的军队对抗战争结束才勉强增兵至两万的英国军队而不能取胜，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清军军制落后，军队驻防分散，机动能力极差。且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部队以“防民防贼”为建立和训练的宗旨，根本无力集结力量对抗外来侵略者。因此，即使清朝统治者决心抗战，调动全国部队，也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集结了51200名士兵，即使各省都能按照安徽、江西等省份的标准强行征调，也最多能将清军的兵力上升至八万余，更何况清朝统治者明白，军队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统治而并非对抗侵略者，这使得其抗战的决心与调兵的意志大受影响。而在装备方面，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与清朝开国初年的质量差距并不大，我们以海军为例。在战争前，清军对各省海军舰船进行了全面的清点，其结果令人失望，据邓廷桢邓报告：各省水师均为追捕海盗而设，其最大战舰不过两丈长，装炮十余门，而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拥有足足74门大炮，这直接导致了清军丧失主动权，只能选择收缩水师，依靠沿海炮台的策略。而装备上的落后又导致英军集结能力远超清军，英军的大部分部队几乎参加了鸦片战争中的每一场战役，而清军则只能依靠马匹和船只运输部队，有些士兵甚至是凭借一双腿跨越了足足半个中国。我们以陕西、甘肃调派的1000名士兵为例，74天后，才有380人到达浙江地区，直到89天后仍有250名士兵未能到达。而在35天内，英军完成了从广东出发，攻陷定海，直达白河的全过程，双方在运输速度的差距比战场上武器装备的优劣更为明显。到了战争末期，道光帝已经被迫从西北和西南调兵，但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军队都未能到场。这样一支分散全国，武器落后，战斗意志薄弱的封建王朝部队，又能怎样与英军抗衡呢？事实上，即使到了25年后再次面对外国军队时，清军的以上弊端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所幸在此次战争期间，英法军队并未在沿海地区全面开战，因此清军的兵力集结并非像上次一样狼狈，但在战船、大炮和各种轻武器上，清军做出的改进也极为有限，让我们具体看一看。首先是战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被英军的“船坚炮利”彻底震慑，而开始购买洋舰，例如战后广东省建造了西洋样式的两桅战舰4艘，并购买美国战舰和吕宋战舰各1艘，其他省份也各自建造、购买战舰，但其数量始终有限。更为致命的是，清军水师的维修程度非常差，大部分战舰在实际对敌是都因为年久失修而无法出港对敌作战。我们以北方水师力量最强的山东旅顺口水师为例，据1855年11月山东巡抚的报告：旅顺口应有战船十只，但到了四年后的1859年4月，盛京将军玉明报告这十艘战船中仅有两艘可以出港，其中5艘在等待物料调拨的过程中因为年久失修而彻底损坏，其中2艘仍在由浙江建设，另外一艘经过福建的修理仍然无法驾驶。如此可见清军的水师虽然经过战后痛定思痛的扩充，但仍然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地位，根本无力与英法的先进战船抗衡。既然进攻无力，那清军防守所倚重的炮台又如何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所使用的依旧为晚明时期引进的红夷大炮改良版，其射程近、精准度差，发射时间长的诸多弱点仍在的同时，其制作年头也千差万别。据档案记载，清军使用的部分大炮居然是明朝遗物，已有半个世纪未曾动用过，据1858年清查天津沿海炮台，“各炮存放炮台，日久飘零并无遮盖铁炮均已长锈，火门膛口间有伤损，不堪使用者甚多。”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购买的洋炮呢？在此次战争中几乎没有使用的记录，唯一使用的洋炮还是第二次大沽之战后僧格林沁从击沉英舰上捞起的十三尊大炮，清军还尝试进行仿制，结果自然是“仅能得其大概，不甚得法”。而在轻武器上，尽管以光绪为首的清朝君臣们对英军使用的连发火枪大感兴趣，但仍然没有仿制并具体列装。虽然鸦片战争后，清军有购买一些西方制造的步枪，，但这批洋枪数量不多，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唯有在上海地区采购的洋枪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有所建树，其他均无实用。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使用的轻武器，仍然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和弓箭、砍刀等冷兵器。清军鸟枪的样式与两百年前明亡时也相差不大，其射程和射速都与英法军队具有较大差距，在战场上，往往无法有效命中敌军。甚至有如下戏虐的记载：清军向英法联军放了一排枪，但没有一人被这一排枪所打倒，唯有布耶少校的坐骑被打伤。然而到了第三天，这匹马打了一个喷嚏，却把子弹从鼻孔中打了出来。事实上，在正面战场上唯有清军的抬枪才能勉强与英法军队抗衡，但其除命中率低外，还需要两个人才能使用，因此实用性大打折扣。更为可悲的是，清军装备的抬枪数量极为有限，整个保定驻兵只有抬枪四十杆，枪兵八十名，而盛京部队更是根本没有列装抬枪。因此在实际作战中，除了列装率不足三成的鸟枪，刀、矛和弓箭依然为清军此时的主战武器。综上所述，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武器装备相较于上次并无明显改善，少数购买或制造的战舰、大炮和洋枪也在战场上因为数量过少、士兵使用不熟练等缘故并无明显用处。但在实际交战时，英法军队的装备反而实现了更新迭代。战舰方面的差距自不用说，在火炮上，英军大量使用了新近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也列装了最新的拿破仑炮。而在轻武器方面，法军使用的是其在1849年制作成功的米涅式步枪，最大射程达一千米；英军则使用1852年改进的恩菲尔德式步枪，这一种步枪堪称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先进的枪型。通过二十余年的备战，清军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甚至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叙述，看一看清军的装备差距是如何在战场上体现的。大沽口，位于天津海河的出海口，河道宽约500米，水深约5米。其河口距离天津城内仅60公里，可称天津的海上门户。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大沽口一带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地，更是南方漕粮运至北方的重要经转地。而在军事战略上，大沽口更是天津——北京一线的海防重镇，自明代起便开始成为海防重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就一度在大沽口外停留，虽然并未发生战争，但大沽口从此受到清朝上层的重视，进行了防御工事的修建和兵力的调遣。1840年10月，清朝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重修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南北两岸原各有炮台一座，但其距离河面超过一里，难以发挥火炮威力。讷尔经额在修整旧炮台的同时在南北两岸新建了三座炮台，采用条石和砖块砌成了高5.3米，宽40米的长方形炮台。为了加强火力，他还奏请铸造了5000斤和7000斤铜炮各10门，10000斤、8000斤铜炮共8门。为了加强火力，清军在战前又从直隶等处调来了大小铜炮，保证在战时可以形成密集的火力网。如上所述，经过精心布置，大沽炮台的火力到达了怎样的程度呢？根据僧格林沁的报告，大沽南北炮台设“炮位一千斤至万斤者二十门不等”，“三百斤至八百斤者共计一百四十门”，此外还有近战铁炮200门。其火炮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炮台，堪称当时清朝在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地。在战前，大沽炮台附近的天津、北塘等地的兵力总数更是达到了2万余人，其中有3200名士兵直接驻守大沽炮台，另有数千人驻守在炮台后的村庄，随时准备增援。无怪当时的咸丰帝和清军将领门都对大沽炮台信心满满，认为其是外来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那么，在实际的战争中，大沽炮台表现如何呢？它又是否可以如满清君臣期望的那样，挡住英法军队前进的脚步呢？1958年4月8日，咸丰帝获知了敌军动向——英法兵船“四五十号，夷兵四五千人”将要到达天津，下令天津戒严，同时调集军队严阵以待。时任直隶总督谭廷襄将大沽口的防守兵力增加到了八千余人，其中南北岸新建三炮台1000人，支援部队1500人，由天津镇总兵达年指挥；旧有的大沽北炮台1000人，由直隶总督张殿元指挥。另有护军统领朱勒亨、侍郎国瑞、副都统富勒敦等人带领的京营火器、骑兵等部队驻扎在距离炮台二十里外的据点，随时准备支援。面对英法军队，谭廷襄信心满满，他在向咸丰帝的上奏中表示：“现在海口两岸枪炮罗列，兵勇八九千人，分别布置，声威较状。”他认为，凭借炮台的火力和清军的勇猛，可以与英法军队一战。在英俄等国与清廷的交涉期间，谭廷襄多次表示，可以趁对方不备，率先开炮攻击。咸丰帝则多次警告他切不可以自恃兵勇，擅自开战，“天津固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然而，在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后，战争始终无法避免。5月17日，谭廷襄命令南北两岸的清军携带武器出列，他自己则前往炮台亲自指挥，试图以整齐的军容恫吓英法联军。5月20日上午十点，英法联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两小时之内交出炮台，否则就要发动进攻。谭廷襄则回应：“（我）兵勇之气甚壮，内河火攻等具，亦已筹备。”决议与英法开战。于是在英法军队的炮火声中，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就此开始。应该说，在清廷君臣的认知中，大沽炮台确实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坚固的堡垒之一。大沽口外天然存在一道拦江的沙堤，每天只有在涨潮时才有一丈之深，平时水面不过二尺高。根据讷尔经额的设计，西方的大多数舰船根本无法通过大沽口作战。而勉强能够通过沙堤的小型舰船，则会成为大沽口南北岸炮台的活靶子。但是，时代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深深颠覆了满清君臣们对于战争的想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十五年后，英法联军大量列装了以蒸汽作为动力的炮舰和炮艇，其士兵则可以直接通过小型的蒸汽船只运送至登陆点。拥有200门大炮的英法蒸汽舰船，将会成为大沽炮台内外清军将士们的最大梦魇。1858年5月20日上午十点，英法军队率先展开进攻，英蒸汽炮艇“纳罗姆号”、法蒸汽炮艇“雪崩号”、“龙骑兵号”炮击南岸；英蒸汽炮舰“鸬鹚号”、法蒸汽炮舰“霰弹号”、“火箭号”集中攻击北岸。其余英法炮舰则负责掩护登陆船只。在炮战方面，尽管清军作战极为英勇，在一名炮手战死后，会有新的炮手立即填补其空位。根据记载，在惨烈的炮战中，甚至有一门清军的大炮更换了29名炮手。但在武器的差距面前，清军炮手的奋不顾身根本无法改变局面，即使是清军最为精良的万斤大炮，也只能给英法舰船留下几处弹孔，而无法将其彻底轰沉，而对方的炮击却可以将清军作为掩体的屋顶、城墙甚至是基座彻底轰飞。而面对着英法舰船的猛烈炮火，清军的支援部队纷纷逃窜，将阵地放给了登陆的敌军。到了十一时一刻，大沽炮台北岸的炮台已经被尽数摧毁，指挥官清军游击沙春元阵亡，残余的清军纷纷溃退。十二时，南岸炮台也宣告失守，谭廷襄等人逃回了天津城。根据事后的统计，英军战死5人，受伤17人；法军数名水手死亡，8-10人失踪，40人受伤。清军直接阵亡291人，受伤170人。对于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来说，统计双方参与的军队数量其实并无意义。从战争时间（两个小时）和双方伤亡数字来看，清军和英法联军的接触始终有限。我们甚至可以简单的将战争经过描述为，清军在英法联军的猛烈炮火下四散奔逃，仅有一些炮手进行了抵抗。正如主将谭廷襄所描述的那样：“伏念兵勇溃散，实因夷炮讯捷，受伤太多，不能立足所致。臣等在后督战，立斩两人，仍不能遏。”整个战局完全是一边倒的情况，乃至于在战后，大沽口守兵无法再次集结成队，8000名守军最后归营的只剩两千余名，而且器械全无。我们可以从战后的惨状来想象英法联军炮火对于清军的心理震慑力。而对于战争的失败，很多人将之归结于咸丰帝的妥协政策——不主动向英法军队开炮，从而错失战机，或将之怪罪于主讲谭廷襄的胆小溃逃。但经过前文的叙述，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在双方武器火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即使咸丰帝当机立断，谭廷襄身先士卒，此战的结果恐怕也无法改变。我们可以说，清廷君臣战前的估计不足和双方在军事技术的鸿沟早已在战争前就已经确定了结局。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清廷与英法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但咸丰帝依然幻想着能够通过对内整顿防务，对外谈判换权的方式使条约的内容概不履行。在英法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一想法显得格外幼稚，而清廷希望从中斡旋的美国和沙俄，则是另外两头更为阴险的豺狼。按照正常的战争走向，接下来应该是清廷收获更为惨痛的失败，英法趁机攫取更多利益了。但令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清军居然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取得了对西方列强的完胜——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取得的首次大战胜利。清军创下了两条记录——击沉外国军舰的总吨数记录和击沉外国军舰的单艘吨数记录。那么，清军为何能够破天荒的赢下这场战争呢？他们又是如何对付英法军队的坚船利炮的？早在《天津条约》签订之时，清廷君臣们便意识到，西方军队迟早会卷土重来，因此应该抓紧时间重整天津防备。因此，1858年6月2日，咸丰帝任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负责整顿京城和天津一带的防御。僧格林沁，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其他清军将领不同，幼年时的僧格林沁家庭并不富裕，其家族尽管拥有显赫的身世，但到其父长大时已经穷困到替人放牧来维持生活。僧格林沁九岁时，便跟随父亲放牧，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当喇嘛的伯父布和特穆尔，这位喇嘛非常赏识僧格林沁，在其十二岁时送他前去读书，又在其十五岁时大力推举僧格林沁继承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札萨克郡王爵。几乎所有人都对僧格林沁的传奇经历感到不可思议，因此当地百姓甚至给他编造了传说：僧格林沁在出生时，他的母亲做了月亮和太阳进入怀中的吉祥之梦。他本人更是在童年时多次直面死亡而安然无恙。事实上，僧格林沁的幸运不止于此，在继承爵位后，他被召至京城接受宫廷教育，在那里，他深受自己的外甥道光帝的信任，并成为了皇家额驸。道光帝死后，他又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自己的表兄弟咸丰皇帝，并在击溃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行动中居功至伟，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在成功镇压太平军后的第二年，面对第一次大沽口战争的惨败，僧格林沁临危受命，以主战派领袖的身份前往大沽炮台进行布防。图为僧格林沁
在到达大沽炮台后，僧格林沁吸取了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重修大沽南北炮台的基础上，在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海口和离天津三十里的双港分别增添炮台，以此作为层层阻击敌人的阵线。而重修后的大沽口住主炮台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兴建了连线式的营墙与壕沟，以此防备敌军的登陆作战。在火炮上，僧格林沁调拨了京城的大小火炮，又从商人手中购得了部分先进的西洋火炮，为了解决缺乏重炮的难题，他下令在通州铸造大炮，分为1.2万斤、1万斤和8000斤三种。而在驻守军队方面，僧格林沁调集了京城和蒙古的援兵共3000人分成六个营分别驻守六座炮台，又专门调派四千名京营士兵由他亲自指挥负责增援和守备周边炮台。加上北塘一带的两千士兵，战前的大沽口一带共有9000余清军。另外，僧格林沁还吸取上次战争的经验，在沙堤之外额外设置了一道拦河装置。他在海河河道处设置了铁戗、铁链和木筏，专门用来拦截英法海军的蒸汽船。而针对清军精准度差，士气低落的特点，僧格林沁特意设置了奖励制度，宣布以抬枪和鸟枪的熟练程度作为领取赏钱的标准，炮火能准确击中目标的和能够藏身水下的额外给予奖励。闲暇时间，他还组织了火炮演习，设置旗杆作为目标，能够集中旗杆的炮手都予以重赏。根据记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清军炮手的命中率已经从“中准两炮”上升到“中准六炮”，准确程度大大提高。以上修正炮台、调集士兵、设置拦河装置和训练士兵的种种举措大大提高了大沽口炮台的防御能力，使得这座中国北方的水上防御重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859年4月，大沽口炮台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直隶布政使文煜称其“布置严密，可拦敌军”。而他们面对的，则是和上次一样，整齐而又傲慢的西方舰队，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为自己的轻敌冒进付出惨痛代价。经过漫长而又繁琐的外交事务，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决定不再与中方进行漫无目的的交涉，而是通过清楚天津防御的方式再次给中国皇帝一个下马威，逼迫其履行天津条约的内容。虽然他们明知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清廷已经派遣了一位蒙古亲王大大加强了大沽口的防御，但鉴于上次的轻松获胜，他们还是傲慢的认为清廷修建的防线不过是农夫乡勇们临时修建起来的障碍物。因此，普鲁斯命令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用武力打开天津的大门，进京换约。1859年6月17日，何伯率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开始对这一区域的防御情况展开侦查。20日，英法两国公使也到达大沽口外，此时大沽口外共有20艘英舰和2艘法舰。6月24日晚，何伯派遣小型船只试探性的炸毁了清军的拦江铁链，但被清军很快接上。于是，何伯决定第二天早晨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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