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的奇谋：桂陵、马陵之战新解

一、三晋分裂与魏惠王的东方战略

要介绍桂陵和马陵的战役，就不得不介绍魏惠王朝东方扩张的战略发展，也不得不介绍这场战役的由来，这两场战役的参与方皆让人感到奇怪，比如桂陵之战，是魏国和赵国的战争，而齐、楚、秦参与进来；比如马陵之战，明明是韩、魏的战争，结果齐国参与进来。更有趣的是，本为晋国分裂而来的三个诸侯国打得你死我活，相对陌生的国家成为盟友，为此我们必须介绍其时代背景。

三晋本为一体。战国早期的战争中，三晋（赵、韩、魏）是一起联合行动的，三晋联盟以魏国为核心，即所谓的“皆朝魏”。在三晋联盟的主导下，魏国联合赵、韩两国向西击败了秦国，夺取河西之地，魏文侯又攻灭中山，前405年时田悼子去世，齐国内乱，田布在廪丘起兵，投靠赵国，三晋联军和齐国军队作战，大败齐军，并且逼迫齐康公陪同三晋君主去见周天子，以此战之威，三晋被承认为诸侯。而楚国此时正在北上，因此于前400年左右，三晋联军和楚军作战，结果大败楚军，楚国军队一直败退到桑丘，前391年，三晋又大败楚国于大梁、榆关，通过此战魏国很可能获得大梁。三晋联盟可谓所向披靡，像秦国、齐国、楚国这样的大国都无法招架，如果这种联盟能够保持的话，天下不在话下。但是很可惜，这种盟友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当前403年时，赵、韩、魏三国君主一起去见周天子，当时的《六国表》记载是：“楚声王五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在得到周天子的承认之前，魏文侯已经自称为侯了，可见至少在前403年之前，魏、赵、韩三国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也符合魏国是盟友核心的事实。三晋合作之后，魏国占的便宜最大，先是夺取河西，又灭亡中山，又夺取大梁。随着魏武侯即位后，在赵敬侯初立时，还想扶持公子朔为赵侯（前386年），以便加强对魏国控制，但是失败了，这无疑给魏、赵关系蒙上阴影。但在前384年时，赵敬侯仍出兵帮助魏国抵御齐国的进攻，大败齐军。魏、赵的关键问题在于“卫国”问题，前383年时，由于赵国进攻卫国，结果引发魏武侯的关注，魏武侯亲自出兵救援卫国，大败赵国，前382年，卫国在魏国帮助下攻破刚平，并且攻破了赵国中牟的外城，前381年，赵敬侯借兵于楚，当时楚国正在进行吴起变法，兵力强盛，因此率兵北伐，军队一直打到黄河附近，所谓的“马饮于大河”，赵国也进攻魏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攻克了魏的黄城。这时候赵国已经脱离三晋联盟而单独采取外交行动，之后赵、魏虽然有合作，但必然不如之前合作那么亲密。

 

（出自杨宽《战国史》）

赵国已经较早脱离三晋联盟而行动，但此时魏、韩的关系尚可，原因是韩国的扩张依赖于魏国的帮助，又前385年，韩文侯伐郑，攻取阳城，又攻伐宋国，俘虏了宋悼公。前375年，魏武侯与楚军作战，大胜楚军，夺取榆关一带的土地，为迁都大梁做好准备；而韩哀侯乘机灭亡了郑国。前370年魏武侯去世，而韩、赵两国采取了行动干预内战，差点将魏国灭亡或者一分为二，最后由于赵、韩意见不合以及魏惠王扭转战局，稳定了魏国局势。但是正如杨宽所言：“从此三晋就在中原自图发展了。”虽然这不意味着三晋不会合作，但是显然不是魏文侯时期的以魏国为核心的三晋联盟。

魏惠王（虽然此时还未称王，但之后皆用称王后应该的称呼，比如魏罃在之后的逢泽之会上称王，此后如齐威王在徐州相王中与魏惠王互相承认为王，因此后文所写亦用齐威王）在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是其东方战略的步骤之一。为什么魏惠王要迁移到东方呢？杨宽先生分析后认为：“魏国都城原在安邑，地处河东，受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山区有一线地可以和河内交通，如果赵、韩联合切断上党的交通线，加上秦的进攻，形势就岌岌可危。”而魏国为了便利自己的交通，与赵、韩两个国家进行进攻和领土交换。前362年，魏惠王派军攻取了赵国打列人和肥，这两地在邯郸附近，对赵国进行威胁。次年，也许是为了和赵国改善关系，魏惠王将榆次、阳邑送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弦氏。赵又送给魏国旧都中牟，而魏则送给赵国繁阳、浮水一带的领土。等到魏惠王迁都后，魏国又和韩国交换领土，韩国把平丘、首垣、户躆以及太行山南的要到轵道和郑鹿给了魏国，从而使得魏国在中原的领土连成了一大遍。

 

上文提到秦国的崛起。秦国的崛起是魏国不得不考虑迁都的重要因素，早在秦献公时代（前384年-前362年），魏军在秦军面前已经是连连遭受挫折。前366年，秦军在武都击败了魏国；接着又在洛阴打败韩、魏联军。前364年，秦献公又在石门大败魏军，据说斩首六万，俘虏了公孙痤，赢得周天子的祝贺，秦国君主成为了“伯”。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秦献公实行的变革。魏国在西部的扩张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加上当时三晋东迁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根据杨宽考证：1、前424年，赵献子从晋阳迁移到中牟；前386年，赵敬侯从中牟迁都到邯郸。2、韩武子的时候，韩国从平阳迁都到宜阳，韩景侯的时候，又迁都到阳翟。前375年，韩哀侯灭掉郑国后迁都到郑（即新郑））三晋离开山西一隅之地走向更广阔的河北、中原成为必然。

 

（橙色为韩国、蓝色为赵国、红圈为魏国安邑）

前358年魏惠王让龙贾在西面修筑长城来防御秦国。经历魏惠侯的细心治理，魏国逐渐强大起来。魏惠王兴修水利（鸿沟），开发川泽，又疑似创立（发扬）武卒制度。（《汉书》记载说:“魏惠以武卒奋”）。前357年，魏惠王通过围攻宅阳逼迫韩昭侯来盟，次年（前356年）宋、卫、鲁、韩的君主都来朝见魏惠王。魏惠王争夺泗水诸侯乃至中原霸权的行动有了较大进展。（泗上十二诸侯是宋、鲁、卫等中小型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是当时不可忽视地一支力量，也是魏惠侯称霸中原必须拉拢的力量。

二、齐国的崛起使得其干预中原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魏惠王的对手：齐威王。

齐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他原本的统治家族权力逐渐丧失，田氏代齐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齐国以新的面目进入战国，然而齐国的争霸之路十分坎坷。早期的齐国主要是兼并泗水诸国的地盘，比如进攻鲁、卫两国地，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就是因为帮助鲁国打败齐国军队而出名，但是之后遇到魏文侯主导的三晋联盟惨遭战败，齐康公被迫和三晋君主前去见周天子，所以有“虏齐侯”的说法。前389年，在魏文侯的帮助下，田和成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去世，标志姜齐成为历史。前385年，齐侯太公和去世，其子田侯剡继位。前375年，田桓公弑其兄田侯剡篡位，之后连连受到来自他国的打击，处于弱势地位，田桓公初年的齐国在军事上十分弱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多次遭到三晋的进攻，燕国也曾击败过齐国，同时魏国进攻齐国，甚至鲁国、卫国这种小国居然也敢来进攻齐国（前373至前372年）。在前368年，齐国取得继田桓公继位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是利用魏惠王初立而魏国局势不稳夺取了“观”地。但是齐国弱势局面仍没有根本改变的迹象，在同年还有赵成侯派兵“侵齐，至长城”的记载。在前360年就记载着（赵）“助魏攻齐”，可见齐国仍又挨打的迹象。

齐威王是齐国一名非常有为的君主，于前357年继位，其继位之初并没有立刻急于改革，而是“委政卿大夫”，但是并未取得良好效果，“九年之间（齐威王委政卿大夫绝无九年之久，应该最初一两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齐威王因此针对“百官荒乱”的情况进行了吏治改革，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似乎主要是审核官员、广纳谏言和选拔人才方面的内容。齐威王的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齐国强大起来，从而具备了和魏国争霸的条件。因此就在宋、卫、鲁、韩的君主朝见魏惠侯的当年，赵、宋、齐三国君主又在平陆会面，宋国在其中担当了墙头草的角色，显示着魏国中原霸权仍未取得，也未控制泗水十二诸侯，而齐威王继位不久就展开会见诸侯的行动，可见其雄心以及魏国的威胁之大。

但毕竟齐国刚刚兴起，能否与施行东方战略的魏国作战还很难说。齐国天然在军事上就处于劣势。柏拉图说：“海洋使市民的心灵充满了生意人的气质和商人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市民沾染上好说谎和不甚诚实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对诚实以及彼此信赖或信赖别人的心情格格不入。”靠近大海的齐国虽然农业较为发展，但还存在着商业的繁荣以及鱼盐之利，由此带来的“生意人的气质和商人的自私自利”。齐国被称为“伪诈多变，反覆之国”，司马迁曾说齐国民众“足智，好议论”。如果说三晋之“多诈”是因为处于天下之中，需要“朝秦暮楚”,齐人得此名声，大概出自于其民风。孙膑曾说“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可见齐人作战名声亦不好。在民风上秦人又比关东之人强悍，“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兒”。若单论兵源则齐国并非是魏国之对手。《吴子兵法》中吴起曾有“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的说法。齐国阵势庞大但不坚固的原因是：“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齐国性格刚强，国家富裕，君臣骄奢却忽视民众利益，政令松驰而待遇不均，一阵之中人心不齐，前重后轻，所以看起来很庞大却不坚固）。而其对三晋的原因描述是“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客观上承认了三晋民众擅长打仗的现实，只是因为经常打仗士兵有所不满。

《荀子》议兵曾有如下说法：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郏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酋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荀况是战国末期的人，介绍的很可能是当时的兵制，亦可为齐威王时期的兵制的参考。齐国军队是以首虏为赏金，打小股部队尚可一战，而一旦遇到大股且精锐部队就容易溃败，齐人是单纯地凭借生意来打仗，被称为“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有着严格标准，而且有着优厚待遇，部队较为专业，可以击败“齐之技士”。而秦国运用赏罚两个方面的手段来迫使秦人“利于上者，非斗无由”（只有靠作战才能得到利益），从而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因此有“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既然在兵源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都比不上魏国，想要获得胜利，就很依赖指挥官的才能了。而很巧，这时候齐国得到了一位军事大家：孙膑。

孙膑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子孙。孙膑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自知才能不及孙膑。后来庞涓去魏国做了将军，暗中派人叫孙膑来魏国。孙膑来了之后，庞涓又厌恶孙膑才能远胜自己，于是“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以此来断绝孙膑做将军的可能性。后来齐国使者到了魏国，孙膑通过齐国使者跑到了齐国，被齐将领田忌看重，后来通过田忌赛马一事表现自己的才能，被田忌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和孙膑谈论兵法，发现其才能卓著，奉其为师。孙膑的出现从指挥层面使得齐国有了战胜魏国的一张王牌。

因此，齐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优秀指挥官的出现使得桂陵、马陵之战中齐国干预中原地区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成为可能。

三、桂陵之战

前355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杜平会，同时魏国占领了宋国的黄池，不过宋国很快夺回。而在此阶段，各诸侯君主频繁会盟，反映出当时紧张的局势。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同时燕国和齐国交战，齐军战败逃走，而秦国率兵进攻韩国，围困焦城，同时在元里击败了魏军，夺取少梁，魏国西部遭受进攻。这是桂陵之战西部战场的开端。

 

（进军方向以意图）

桂陵之战的开端并非是魏国惹起，而是赵国。前354年，赵国为了扩张领土，决定进攻卫国，攻克漆、富丘并且在当地筑城。赵国对卫国的野心由来已久，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魏武侯时期的大战（前383——前381）之外，赵国也还在兼并卫国的地盘。比如前272年，赵成侯攻取卫国乡邑73个。战国时期的战役并非是单个国家所能掌控的，它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赵国进攻卫国的行径很快就引发了关注。

 

首先是魏国的行动。当时“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卫都东门几乎没有郊野，卫人连放牧打柴都不敢迈出东门），卫国可谓是危如累卵。而天下士人都感觉赵国之强大，说着：“我们难道要委质于赵国，去朝见邯郸的君主吗？”于是士人中有倡导讨伐赵国之人，从而引起一种舆论。魏惠王决定起兵攻赵国邯郸，并且胁迫宋国出兵（宋国表面出兵，但是暗地里和赵国打招呼，双方打假话仗）。魏国大将庞涓率领八万军队到达卫国茬丘。而此次战役并非没有反对之声，比如当时有说客季梁对魏惠王讲述了南辕北辙的道理，意思是如果魏侯想要称霸天下，单纯凭借“王国之大，兵之精锐”想要“广地尊名”是不行的，这样犹如南辕北辙，而魏惠王没有听从。韩国主政的是申子（申不害），他帮助韩昭侯实行“术治”改革。“术”是一种君王的权术，君王利用权术来监督考察官僚以及神话自身，所谓“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魏惠王伐赵自然引起韩国关注。韩国紧邻魏国，且力量较为强大，其选择非常关键。申不害提出：“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如果我们支持魏国，魏国得到我们支持，一定会加速其战略扩张计划，于是魏国国力就会衰落；同时诸侯国因为痛恶魏国，一定会来交好韩国。如此一来，魏国国力削弱，韩国地位上升，这是大好事，不如去朝见魏王）。韩昭侯听从其意见，于是前往朝见魏惠王（353年），这使得韩国和魏国绑在一起，同时韩军进攻东周国，获得了陵观、廪丘、高都、利。

剩下有能力干预战争的是齐国和楚国。楚国的楚宣王颇具雄心，对魏赵战事颇为关注。楚国令尹昭奚恤提议不去救援赵国，让魏惠王觉得没有后顾之忧，自然会向赵成侯提出苛刻的条件，赵成侯一定不会答应，拼死作战，从而使得魏国和赵国两败俱伤。而楚国大将景舍则认为不出师不能达到让魏赵两败俱伤的目的，而是应该“少出师”，如此一来赵成侯知道楚国出师必然死战，而魏惠王知道楚国军队人数不多，造不出威胁，必然不会放弃攻赵之举，所以也必然会坚持攻赵。楚宣王听从了景舍的建议，派出楚国将领景舍起兵救赵，但是并未对赵国造成实质性帮助，等到邯郸沦陷了，楚国才进兵夺取了睢水和濊水之间的土地。

齐国本来也有主张不干预战争的声音，邹忌认为不去救援，而段干朋则认为应该南攻襄陵，等到邯郸被攻陷后再乘着魏国疲敝之时进攻。在孙膑推辞主将位置后以及邹忌出于政治目的推荐田忌去攻打襄陵后，齐威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南攻襄陵。

 

庞涓与孙膑的故事已为人熟知，这里不再详细讲述，具体讲述其战前情况和战役过程。

齐威侯派遣田忌和孙膑率领八万甲兵前往对付魏国，而庞涓在进攻卫国首都帝丘（即濮阳，可能是卫国不和齐国合作）。田忌和孙膑商议后认为应该“南攻平陵（即襄陵）”，理由是：“平陵城池小但是管辖范围大，人口众多而且兵力强盛，而且是东阳地区的战略要地，很难攻克，我军故意朝此进发，可以让魏军产生疑惑。而且平陵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途中还要经过魏国的市丘，我军粮道容易被切断。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让庞涓认为指挥齐军的人很不聪明。”田忌认为孙膑的判断有理，于是率军朝着平陵出发。

 

到了平陵后，田忌又叫来孙膑询问：“下一步咋办？”孙膑说：“哪个都大夫不懂得打仗的？”田忌说：“齐城、高唐。”孙膑说：“请派两位都大夫带兵攻击平陵。环涂是魏军兵甲所在的地方，我军派出前锋发起猛烈进攻，主力部队却按兵不动。环涂的魏军必定会出击，（面对前后夹击的情况，齐军会战败，）两位都大夫就会阵亡”。于是田忌依照计策行事，齐城、高唐都大夫的军队进攻襄平城，士兵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环涂地区的魏军出击进攻齐国攻城军队的后方，齐军大败，齐城、高唐两位都大夫阵亡。田忌再次询问孙膑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孙膑提出：“请派出轻装战车奔驰至大梁的城郊，又让部队分散开来，向庞涓暴露出我军单薄的状况。”田忌依计行之，结果庞涓果然中计，舍弃辎重，率领奔赴回来，在桂陵遭遇齐国军队的埋伏，大败，甚至“庞涓本人被俘”的说法（原文为“禽庞涓”，有人理解为“制服庞涓”，也有人认为是抓住了庞涓本人，而庞涓后面被齐国放归）。

人们往往赞叹与孙膑的神机妙算，然而忽视了接下来的作战事实。当时魏国进攻卫国的偏师虽然战败，但是并未妨碍魏国进攻邯郸的战略规划。魏惠王派出的一支人数据说达到10万人的大军最终将邯郸攻破了。前352年，齐、宋、卫联军围攻襄平，魏惠王依靠其盟友韩国的帮助在襄陵击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请求楚将景舍来求和。但同时秦国继续进攻，商鞅围困魏国故都安邑，逼迫安邑向秦国投降，西线秦军获得巨大进展。前351年，赵国赵成侯坚持不割地，而唐尚为赵国劝说魏惠王归还邯郸，魏惠侯同意了。于是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水之上会盟，之后把邯郸交还给了赵国。在解决来自赵、齐、楚方面的威胁后，前350年，魏惠王再度向西反攻，一度围困定阳，逼迫秦孝公和魏惠侯修好（可能归还了秦国此次战役的所有占领区域）。由此，魏国在各方面的战线基本稳定，魏国以其一国之力，加上盟友韩国的帮助，粉碎来自赵、齐、楚和秦的战略威胁，表现出超强的国力。

在桂陵之战，孙膑按照孙子兵法中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手段，故意装作自己不懂得打仗来让魏军将领骄傲轻敌，之后又派出军队到达大梁城郊，但是又使得士兵分散看起来人数少，但在桂陵设下埋伏，庞涓恐大梁有失且轻视齐军，遂率军回援，结果被齐军打了个出其不意，魏军大败。孙膑可谓神算。

四、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是魏国衰落的转折点。在桂陵之战后，魏国并未彻底衰落，反而因为在桂陵之战中的强势姿态使得魏惠王更加得意，据说当时魏国“带甲三十六万”并且联合十二个诸侯国（宋、卫、邹、鲁、陈、蔡等）朝见天子。就在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同时实行第二轮变法，秦国向东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赵肃侯于前348年与魏惠王在阴晋会面，标志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就将矛头指向一直和魏国作对的秦国上，即所谓“以西谋秦”。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而商鞅则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于是请求让自己去劝说魏惠侯。商鞅劝说魏惠王北面联合燕国、西面联合秦国，再胁迫赵、韩两国，把矛头指向齐、楚梁国。正如上文所说，魏惠王早已将首都前往大梁，标志着魏国向东发展的战略态势，对秦仅仅是防守姿态，并不愿意过多地消耗国力和秦国死磕，在秦国服软的情况下，魏惠王更加愿意参与中原争战过程中，并且希望迫使泗水诸侯臣服，如果秦国能够和魏国联合，那么魏国后方安稳后参与中原争霸未尝不可。于是魏惠王听从了商鞅的劝说。前344年，魏惠王举行逢泽之会，此次大会宋、卫、邹、鲁等国国君都来参加，而且秦公子少官也来参加会议，之后去朝见天子。魏惠侯“乘夏车，称夏王”（有中原之主的含义），又“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天子的排场）。魏惠王（因其称王，故后称魏惠王）将自己的名位提高，试图加强自己霸主地位。这引发了齐、楚等大国的不满，诸侯也都纷纷投靠齐国以制衡魏国。魏惠王还有一个目的是“复立天子”（再次拥护天子的地位，可能是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最终没有实现，但无论是之前的胁迫十二诸侯朝见天子还是逢泽之会之后朝见天子，都是蕴含着要增加天子声望的意图。

魏国的国际声望到达鼎盛，但是这次会议显然没有得到齐、楚等大国的支持，甚至当时魏国的盟友韩国也有可能参与了这场抵制活动。当时彭喜告诉韩昭侯说：“不要听从魏国。大国讨厌有周天子制衡，小国希望有周天子主持公道。如果大国不支持魏国的行动，那么魏国又怎么能够和小国一起恢复周天子的地位呢？”（君勿听。大国恶有天子，小国利之。若君与大不听，魏焉能与小立之？）没有记载韩昭侯的回应，但是韩昭侯极有可能没有参与逢泽之会，并且不支持魏惠王的行动。

在此情况下，魏惠王选择拿韩国开刀，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前342年，魏惠王派兵进攻韩国，史载：“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魏将穰疵与韩将孔夜在南梁和霍之间交战，结果韩国军队战败而逃）。因为在南梁附近作战，所以又称为“南梁之难”。齐威王和群臣再次商议应该如何处理韩国的问题，（此处采纳《史记》中《田世家》的说法，）当时邹忌再次主张不要前往救援，而田忌主张尽早救援。孙膑则提出韩国不可不救而又不可早救，应当等到韩国和魏国打得双方都无余力，然后齐国再出兵救援韩国，从而“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齐威王觉得此言有理，于是告诉韩国使者自己将会派兵救援。韩国因为有了齐国的支持，五次和魏国军队交战，结果五次都战败，“委国于齐”。齐威侯于是再度田忌、田盼担任将领，而孙膑担任军师。

前341年，孙膑再度使用“围魏救赵”之计，直接进攻魏国，从而吸引魏国的注意力。魏惠王决心和齐威王一教高下，“起境内众”，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兵十万前往和齐军交战。接着就是著名的增兵减灶的故事了，这部分内容为大家所熟知，因为也不详提。主要提一下为什么太子申和庞涓会失败。

关于马陵之战，首先，马陵道在哪？马陵道就是指山东郯城。魏军和齐军的行军路线是沿着丹水东进，然后到达邳一带，接着沿着沂水北上，达到占领齐国五都之一”莒“的目的（即“大胜并莒”）。而且如果魏军能够攻占莒，不仅能从南面威胁齐国，并且能够迫使泗水诸侯皆倒向魏国，而韩国的靠山齐国被打倒后，韩国必然乖乖听魏国的话，秦、楚两国震慑于魏国声势未必敢于挑战魏国，从而一举实现魏惠王的霸业。

 

（橙色箭头为行军路线，红色圈圈为伏击地点）

然而这样的战略目的使得魏军必须深入到自己不熟悉的战场进行作战，无论是在当地统治基础还是在地形熟悉程度上，都远远不如齐国军队。而且当时泗水诸侯的中立态度也是魏军作战环境不利的原因之一。从路线就可以看出，无论是齐军的撤退路线，还是魏军的追击路线，都要经过宋国，不然可以联合魏国封住齐军撤退路线，或者在魏军追击时封住魏军退路。原因可能是不想得罪齐，魏中任意一个国家。最后，孙膑通过增兵减灶之策，使得庞涓严重轻敌，率领先头部队前进，结果中了齐军埋伏，兵败自杀，而魏军主帅太子申又是不懂打仗的人，被齐军攻击，随后十万魏军覆灭。

此战，孙膑利用魏惠王“杀鸡儆猴”进攻韩国的举动，劝说齐威王延缓出兵，从而使得韩国为了自保彻底倒向齐国，为齐国赢得一大盟友，也断魏国一臂。然后并未直接前去救援韩国，而是继续进攻魏国来吸引魏惠王的注意力，从而使得魏惠王调动大军前去迎战齐国而且十分地渴望取得巨大胜利来击垮齐国。孙膑接着利用太子申不懂兵事、庞涓急于求胜还有魏军上下对齐军的傲慢来将魏军先锋引进不熟悉的地形（马陵道），一举歼灭魏军先头部队迫使庞涓兵败自杀，接着再击溃了不懂得打仗的太子申所带领的十万大军，取得了辉煌胜利。

由此，魏国的衰落成为定局。

五、魏国的失败与齐国的崛起

孙膑的奇谋固然值得我们称叹，但是魏惠王的失败更多来源于其自身。

首先是其四战之地的处境。当魏国向河北方向扩张，就要和赵国竞争(邯郸之战的前半段)，而且还要面对来自齐国地插手，向三川地方发展，就要面临韩国的抵抗（马陵之战的前半段）。魏国和齐国在泗水一带的争夺使得齐国不希望一个强大魏国，因此还要面对齐国的强有力干预。魏国还要面对割据关中的秦国的强势进攻，楚国北进的目标也被魏国占据着，魏国天生就处于四战之地的无奈处境。

战国时期的诸侯如果想要强大，就必须完成“秦制”的转向，这是一种时代的无奈。“秦制”是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官僚体系组成的政体，在这套体系下的极强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使得各国的战争能力都能够提高。魏国率先实行变法，当前我们对魏国的变法仅仅只是了解“李悝变法”。作为最早变法的魏国，魏国的国力自然较为强大，但这种领先优势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的。各国也在魏惠王前后开展变法活动，比如楚国吴起变法（前389年）、齐威王的吏治改革（前357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前356年）、韩昭侯的“术治”改革即申不害变法（前355年），这些变法活动大大增加了各国的国力。楚国的变法尚早还可忽略不计，但是其余变法大多集中于魏惠王时期，也就是魏惠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力在上升状态，而处于四战之地的魏惠王反而要争夺霸权，实为不智之举，最终魏国在桂陵之战中四面为敌，在马陵之战中连此前的盟友韩国都成敌人，魏军因而一举被孙膑谋略指挥下的齐国军队大败，魏国霸主地位一朝丧失。按照商鞅的描述就是：“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更要命的是，齐威侯没有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继续联合赵国一起打压魏国，魏国局面更加恶劣（“（魏惠王）三十一年（其实是三十年，指的是340年），秦、赵、齐共伐我。”），后来魏惠王不得已向齐威侯表示屈服，举行了徐州相王。

魏惠王的失败还与魏国傲慢的姿态有关。在战国时期得士则强，失士则亡，在魏文侯时期魏国对士人是十分重视的，有吴起、西门豹、乐羊、李悝、李克（杨宽支持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人）、翟璜、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士人协助魏国强大。其子魏武侯时期显然不如魏文侯时期，魏武侯当年就曾因轻视士人被田子方教训，后来更是以为“魏国之宝”是山河之固而被吴起反驳说“在德不在险”，而吴起就是在魏武侯时期出走到楚国实行变法从而使得楚国强大起来。到了魏惠侯时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如果魏武侯还是以“山河”为宝，那么魏惠王就是以珍宝为“宝”，进而被齐威王一顿嘲讽（齐威侯以人才为宝）。同时在商鞅、孙膑问题上也反应出他不重视人才，最终孙膑指挥的齐国军队两次大败魏军，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成为魏国后方的大患，大大加速了魏国国际地位的丧失。

 

（魏惠王和齐威王论王。一方以珍珠为宝，一方以人才为宝，眼光之差异可知。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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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不仅在人才方面很失败，而且被孟子评价为“好战”“不仁”，不断地驱赶魏国士兵和所爱子弟去战场上送死，《吕氏春秋》评价桂陵之战的前后战役说：“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而魏惠王不仅没有停止其对霸权的追求，反而变本加厉，进而称王，最终带着魏国走向深渊。即使经过马陵之战魏惠王还不知反省，从其与孟子的对话可以看出其急功近利（问孟子会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自满（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的性格，最后魏国确确实实没有成功取得霸权。

这些都是孙膑奇谋能够展现的基础，“国必自伐，然后人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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