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一直以寻求国际认同、追求爱尔兰独立和统一为目标。1927年德·瓦莱拉率共和党人进入众议院，五年后他当选总理，领导废除了《英爱条约》中他们所反感的内容：废除效忠誓言，取消总督办公室（英国驻爱尔兰代表）的权力，废除由前工会主义者和支持条约的民族主义者控制的参议院。1937年，他们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其中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没有提到效忠英国国王，并包括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废除了自由邦称号而代之“Eire”（盖尔语）或“Ireland”。次年与英国达成协议，结束了由土地年金问题引起的六年经济争端，英国放弃在“条约"中保留条款的港口的陆海军特权。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传统上意味着爱尔兰的机会和英国的困难同时到来，爱尔兰同日正式宣布在战争中实行中立政策，通过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来展示其独立性，这将使它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参战的国家，尽管都柏林在某种程度上默认支持盟国。
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
原因
爱尔兰在当时是典型的农业国，长期作为英国的粮仓，经济单一，几乎没有重工业。内政外交交困，1927年以来爱尔兰政坛便存在各方势力，德·瓦莱拉的全国联盟和自主党（Finna Fail）是二战期间的执政党。爱尔兰统一党（Fine Gael）主张逐步独立、与英联邦保持密切联系，是主要的反对党。大国干涉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英国支持爱尔兰统一党，德国则帮助爱尔兰共和军（IRA）使用暴力手段对抗政府、争取独立。德·瓦莱拉政府只能以国家利益为由利用中立政策巩固地位，平衡各党理念维系统一。出于中立环境的判断和对经济的影响，爱尔兰的军备建设非常消极，直到慕尼黑危机后才缓慢加强，至战前也仅仅拥有6000状态很差的军队和微弱的空军，海军只有两艘用于海岸巡逻的机动鱼雷艇。国防部不得不在海岸空隙的一些重要地点摆出“EIRE”避免交战国误炸，但因为德·瓦莱拉拒绝了德国增加4名人员的要求，德国实施了一些报复性攻击行动，1940年12月底，为了防止德国空降袭击，爱尔兰只好用飞机封锁跑道，甚至需要步枪火力弥补防空。
由于爱尔兰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因此在大西洋沿岸多尼戈尔郡的Slieve Liag悬崖上建立了许多大型标志，以期提醒德国飞行员注意他们在爱尔兰而不是英国
1941年3月，Baldonnel机场的飞行员，背景是格洛斯特角斗士，爱尔兰战前仅有4架
德·瓦莱拉和他的政府要员对中立政策的形成和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希望利用美英帮助实现统一，但作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情感又难以接受，同样的他也不愿因对德战争而与英美合作，这样又加深了其中立意识。由于三十年代英法的绥靖政策对小国利益的侵犯、集体安全政策的瓦解，德·瓦莱拉认为小国应该保持自主性，以免被大国利用卷入亳无意义的战争。爱尔兰奉行中立与历史上和英国的恩怨有很大关系，除了宗教差别，工业化的不平衡局面也加大了矛盾，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200万人饿死、出逃，英国的救济管理不力使爱尔兰人的不满进一步加强。在追求自治权的路上，爱尔兰经历了从议会斗争到起义、遭遇不公正待遇到英爱冲突的暴行。由于新教占多的北爱六郡统一问题悬而未决，加之英国的插手，爱尔兰据此一面争取国际同情、一面对英消极应付，爱恨交加和现实需要面前，中立政策成为了最好的办法。
假战时期的中立
在战争相对远离及英国的保护下，爱尔兰中立地位没有太多的外部干扰，着重维持国内稳定。德国支持的爱尔兰共和军制造了诸多破坏活动，面对英国的担扰和共和军的激进态度，爱尔兰政府颁发了一系列限制法令，对危害国家的行为严厉打击并宣布共和军非法。1939年圣诞节前爆发了都柏林共和军袭击军火库事件后，次年1月起政府先后拘捕1130人，6人被处死。同时国防部长弗兰克·艾肯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禁止对中立本身的讨论、对外媒采取许可证制度、检查信件、限制出版，沉重打击了共和军的影响力，维护了中立政策，1940年底，德国伴随着其重心东移，也放松了对共和军的支持。
战争爆发后，英爱双方分别加强了彼此的联系，爱尔兰在禁止交战国使用其港口或过境领空方面考虑到英国舆情影响，最终延迟了一年才实行，在德·瓦莱拉的许可下，英国派遣代表约翰·马菲负责双方的沟通，虽然军事合作没有取得进展，但均同意适当的条件下对加入或离开英军的爱尔兰人提供方便，在1940年，在爱尔兰的要求下，英国甚至放弃了对临时的爱尔兰工人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征兵工作，但伴随着战争向低他国家蔓延，英国明显更关注起爱尔兰的港口问题。爱尔兰与德国战前关系平稳友好，在经济上也有一定联系，1939年8月31日，德国公使爱德华·亨佩尔被授意试图拉拢爱尔兰，德·瓦莱拉清楚偏向英德任何一方都会遭到另一方难以承受的报复，最终德国以尊重的回应爱尔兰的中立，并以此姿态去影响其他中立国。共和军自身的相对弱势及爱尔兰的打压，使德国态度上对共和军从热烈走向冷淡，因而也没有在两国关系间产生过激行为，双方大体相安无事。
1943年前的中立
英国陆军部于1940年5月绘制的爱尔兰国防军部署。图示的位置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此时提供给英国的信息被故意混淆以掩盖爱尔兰防御中的某些薄弱点
1940年5月，德国向低地国家和英法发动猛烈的进攻，英国为了自身安危对爱尔兰的不合作采取的敌视行为，德国潜在的入侵威胁以及美国加入同盟国后对爱尔兰态度的恶化和政策干涉都给爱尔兰的中立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的不满和自身困难，实行了一些禁运和制裁举措，爱尔兰不得不通过拓荒、开发泥炭资源、实行战时配给和鼓励外迁等措施缓解困难。爱尔兰的经济生存通常是通过强硬的易货安排来确保的。从1942年开始，英美在北爱尔兰的驻军不断增加，因此来自都柏林的吉尼斯黑啤酒需求量很大，吉尼斯啤酒的供应很快就被爱尔兰人用作经济战的武器，直到英美向爱尔兰提供急需的动物饲料、肥料、农业机械和化学品——这些供应以前被盟军拒绝提供给爱尔兰，因为它是中立的。英国供应紧缩造成的代价很快就在爱尔兰显现出来：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犯罪率上升以及公共卫生状况下降。弗兰·奥布莱恩写于此时的《The Third Policeman》描述了1940年代自行车在爱尔兰的首要地位，这是极度燃料短缺的结果，不得不恢复了马车。1942年年中开始实行配给制，衣服、茶叶和其他食品受到严格的人均限制，最常见的抱怨之一是缺少茶和烟草。跨境走私很普遍，南部盛产黄油、鸡蛋和其他农产品，严格配给的茶叶、面粉和汽油在北爱尔兰更容易获得。爱尔兰也见证了处于战争状态经济的丑陋一面，推行了一项不受欢迎且强制性的计划，在饥饿的威胁迫在眉睫时驱逐被认为“没有生产力”的农民。为了应对战争的威胁，武装部队得到了动员和扩编，1941年3月正规军拥有两个师4.1万人，地方部队在1943年6月达到10.6万人，并从英美增加了武器装备、在海岸巡逻和斯威利湾、昆士顿港口布置雷场。国防军于1939年9月建立了由83个相互连接的瞭望哨所 (LOP) 组成的监视几乎没有设防的海岸线，它们由海军陆战队和海岸监视服务队的士兵——海岸监视员负责。一但入侵发生，地区或乡村委员会将负责敌占区公共事务，教区理事会处理全国供给，指挥部则按计划迁移，在不利的时候逃往美国建立流亡政府并转移黄金储备。
1942年康尼马拉的一个男孩和一个正在挖草皮的男人。因为煤炭短缺，这些草皮是为都柏林人民的篝火准备的
Kilcreaduan LOP，利默里克郡
英国出于军事需要仍希望与爱尔兰合作并加强对其的掌控力，最主要的还是惦记着爱尔兰的港口。1941年6月16日，内阁讨论在保留武力夺取爱尔兰的港口选择后，派遣麦克唐纳游说爱尔兰准备联合防御，其实就是派军入驻，德·瓦莱拉又以统一问题当挡箭牌，英国又提出以一个“统一的全爱尔兰防御委员会”磋商防务甚至在未来讨论分裂问题，德·瓦莱拉则以中立政策为由予以拒绝。一系列的努力失败和军事压力让英国变的不耐烦，6月21日英国本着“统一换参战”原则进一步让步，妥协的结果是德·瓦莱拉含糊其辞表示如果以宪法确认爱尔兰统一，则“可能”立即参战，但同时表明这两点均无充足的准备。尽管英国在北爱问题上大幅让步，但它的可行性仍使爱尔兰质疑，由于盟国节节败退，爱尔兰认为英国将会战败，此时放弃中立无异于将国家置于入侵的危险。到了9月的时候，入侵的危险因不列颠空战而消退，但大西洋绞杀战却使英国迫切再次将港口问题置于台面，结果又一次无功而返。随后英国进行了一些效果不佳的制裁，反而加重了两国矛盾。当然也并非一事无成，爱尔兰向英国提供的最重要的后勤援助是多尼戈尔空中走廊的建立，以及通过利默里克福因斯机场为英美“民用”航班提供部队调动便利。爱尔兰与盟国在情报工作和反间谍方面展开合作，理查德·海耶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和爱尔兰军事情报部G2负责人丹·布赖恩上校还领导爱尔兰的反情报工作，解码从德国驻都柏林大使馆秘密传输的无线信息。他的密码破译团队和盟军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破解所谓的“戈尔茨密码”。戈尔茨被怀疑在收集爱尔兰军事和海岸防御的情报时向共和军提供了超过13万美元援助。终于在1941年底得到了戈尔茨下落的密报，在都柏林郊区的一所房子时将平静的戈尔茨逮捕，当局没收了他的密码指令和纳粹入侵北爱尔兰的蓝图“凯瑟琳计划”。1940年2月至1943年12月，12名德国间谍在偷渡到爱尔兰时被抓获。海耶斯还破解了困扰美国 OSS的复杂微点加密系统，以及党卫军情报部门使用的加密系统，后者对盟军在突出部战役中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少有间谍或密码破解者可以声称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但海耶斯是其中之一，他利用语言天赋和复杂的密码学知识帮助摧毁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
“当然，有一天当你庆祝穿上绿衣时，我会用一艘纳粹潜艇把蛇带回爱尔兰。”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出版的漫画中，苏斯博士反对爱尔兰的中立，这让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感到不安。（马歇尔菲尔德，1942年3月18日）
温文尔雅的图书管理员理查德.海耶斯（Richard Hayes）毕业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他的任务是破解极其困难的纳粹密码
到1943年初随着美国参战形势有利于英国，逐渐对爱尔兰克制边缘化，给爱尔兰的中立造成了困难，现在罗斯福可以要求爱尔兰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支持美国而不是英国，爱尔兰只能在一系列的压力中维护中立利益。如果出于对英国的厌恶，那么当1941年12月14日，爱尔兰在美国参战后仍试图拒绝让渡港口权利使美国感到难免不满，罗斯福威胁“你们的自由也处于危险…爱尔兰…懂得应怎样负起负责”。相比爱尔兰的态度，美国显然更关注英国的价值，也多站在英国角度处理美爱关系。德国在这段时间里倾向于使爱尔兰对英国保持中立，并扶植自己的势力，爱尔兰基本不为所动，虽然德国试图进一步的拉拢，但无奈可提供的直接选择实在有限，皇家海军基本掌握制海权，德国只能进行一些干扰破坏行动，对于直接入侵也缺少准备和信心，而1941年5月31日对都柏林的空袭带来的震撼更坚定了爱尔兰的中立决心。
1943年后的中立
1943年起盟国在远程反潜机、护航舰队的长足进步，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已不再重要，从战略港口和战争前线转变为了防止轴心国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在战略上盟国逐渐获得优势，将爱尔兰的不合作甚至视为包庇，“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你就是在反对我们”。根据格雷公使的建议，1944年2月21日美国正式照会爱尔兰，声称轴心国间谍可以从爱尔兰获得军事信息并传到德国，而美国却不能从爱尔兰知悉轴心国的情报，因此应当“撤销这些轴心国代表”，以解决可能的间谍问题影响第二战场开辟。德·瓦莱拉表示会尽可能防止泄密，但不愿因此打破中立，随后爱尔兰表示接受在第二战场开辟前切断和欧陆的联系，英国也采取了一些对爱尔兰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限制双方的交流，至此“照会危机”才得以结束。诺曼底登陆后，盟国希望中立国明确拒绝提供轴心国以战犯避难权，1944年下半年，欧洲中立国大多提供了保证，爱尔兰却迟迟没有回应，他们认为提供避难权是宪法的权利，而盟军的做法只是对战败国的惩罚，这是爱尔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和思维所局限的，甚至到纽伦堡审判时，德·瓦莱拉仍担忧对曾交予盟军管制的人判处死刑会带来德国的仇恨。
戈登·布鲁斯特 (Gordon Brewster) 的卡通片，展示德瓦勒拉 (DeValera) 躲在一把印有“中立”字样的雨伞下
如果以上事件盟国还可以容忍，那么1945年5月2日德·瓦莱拉前往德国驻都柏林公使处吊唁希特勒，则激起了反法西斯国家的一片愤怒，尽管德·瓦莱拉辩称这是与几周前议会悼念赞扬罗斯福相同的外交性礼节，但盟国认为爱尔兰已无法分辨正义和邪恶。爱尔兰领导人基于自己的认知将二战视为一战的延续，以及对苏联的仇视和一战后德国的经历，而没有意识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甚至不惜得罪美英也不愿和德国决裂，然而随着美苏的崛起和欧洲大国普遍的衰落，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将应运而生。
尾声
正如汤因比所说，“爱尔兰战时政策的这一条线索是由中立和分裂这两股不可分的绳索拧成的”，这是爱尔兰的中立区别与其他中立国的特点，因为分裂问题不能追求英国，又以统一的需要反驳英国的要求而中立。独立后的爱尔兰通过外交寻求认可，以中立摆脱英国的影响证明自身的独立性。爱尔兰中立的三重目的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一是置身事外，避免因英国损害自己的利益，二是树立民族统一主义情感，维护民族团结，三是推崇中立以为德·瓦莱拉的执政党利益服务。从中立原则上看，爱尔兰实现了较彻底、完整的典型中立，除了对英国的有限情报、防御合作，基本上无可挑剔。
昧于大势的中立也给爱尔兰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战争结束时，爱尔兰面对的是严峻的国内局面和它已经疏远的世界，经济和分裂问题再度暴露，马歇尔计划的冷淡，外交上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孤立。爱尔兰的中立政策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务实选择，在1940年最严峻的时候顶住了压力，培养了民族自主意识，实现了成功的中立，而到战争后期错为了中立而中立，忽视了事实的国家利益。爱尔兰能够实行和坚持中立与德·瓦莱拉政府的领导离不开，但更重要的是爱尔兰从不是交战国的必要选项，而爱尔兰人视为主权一部分的中立政策，为之坚持到底也并非明智之举，大可采用更灵活的中立来维护国家利益。
爱尔兰在战场上也拥有自己的贡献，这也是英国在战后试图用爱尔兰在战争期间的“中立”所加以掩盖的方面。一战期间大约21万爱尔兰人加入英国军队，其中约3.7万人阵亡。尽管爱尔兰自由邦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但英国政府194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超过4.5万爱尔兰人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2302人阵亡，来自北爱尔兰的士兵也超过3.8万，2241人阵亡。他们在不同的岗位战斗，并与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军队在前线作战。由于一战的惨重损失和1922年后爱尔兰发生的巨大政治格局变化，谈论这段经历几乎不被允许，虽然大多数一战入伍的人只是跟随当时的国家政党号召。但现在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经常被描绘成误入歧途的傻瓜甚至是叛徒。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历史研究和南北和解、纪念的基础上这些贡献才得到认可。
Blackrock, St.Andrew's Pres.Church 爱尔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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