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标志着蜀汉政权的建立，但是犹如昙花一现，短短数十年后，263年，在曹魏权臣司马昭重兵压境下，后主刘禅开城献降，蜀汉灭亡。这个政权不仅存在时间短暂，而且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风暴眼中，而风暴眼的核心，正是各有目的，却又都苦苦挣扎的蜀汉君臣，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国家艰难行进。
（一）.第一个风暴眼.荆州之变
蜀汉政权的政治中心虽然在益州的成都（今四川成都），但是对于它而言，荆州的战略价值也是同等的生死攸关，最明显的说明便是体现在蜀汉的基本国策，由丞相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中——诸葛亮看中了荆州在地缘战略布局上的价值，即“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 ”，交通发达，如果能够控制住这里，便能够随时在任何一个方向上投射数量可观的军力。同时，荆州的核心区域是富饶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掌握这片农耕区也就等于可以足食足兵，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在诸葛亮的规划中蜀汉“兼有荆益”，从四川盆地和荆州两条战线同时出击，打击曹魏的关中和洛阳两地，完成“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刘备也认识到了荆州的重要性，在自己和手下的主力部队入川之后，将荆州交付给悍将关羽镇守。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除了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最后那场规模空前的荆州大战外，此前关羽镇守的数年间荆州并没有任何战事发生，但是实际上关羽此时已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处于“风暴眼”的核心位置：
刘备入川不久，曹魏将领乐进便南下攻击关羽，两军在青泥相拒，乐进发起进攻，“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并且青泥之战的记载可以与《蜀书.先主传》中的记载“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相互印证，可见此战以关羽失利后撤而告终；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遣吕蒙袭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关羽闻讯领兵与鲁肃隔江对峙于益阳，刘备亦亲自从蜀中发兵数万至荆州增援关羽，但此时曹操发兵攻取汉中，蜀中危急，而刘备和关羽在衡量局势（尤其是荆州水路网发达，使得东吴本来就处于优势的水军更是如虎添翼）后也放弃了与东吴继续争夺三郡的打算，双方以湘水划界解决了冲突，随后各自撤军，但是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依靠一时利益建立起来的联盟不攻自破；
建安二十四年（219），进位汉中王的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行假节钺，同年七月关羽领军北上攻打襄樊，战争初期关羽率领的荆州军进展顺利，在襄阳击败了曹仁的军队，随后渡江围攻樊城，利用此时汉水暴涨的契机对魏军进行毁灭性打击，擒获于禁等魏将，“威震华夏”，曹魏内部人心惶惶，而陆浑（今河南嵩县一带）群盗慑于关羽的威势也接受了他的封号，起兵反魏，而曹操此时派遣徐晃南下阻击关羽，在徐晃的声东击西战术下关羽不敌败退，同时与曹魏达成协议的东吴袭击关羽后方，瓦解了关羽荆州军的士气，“羽军遂散”，最后被东吴擒杀，荆州大半区域遂易主为东吴所有（最北面的南阳郡被曹魏占据）。
不同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所展示的关羽已经近乎成为神灵的形象，笔者个人认为正史中的关羽在荆州这个风暴眼中对外展示的标签，一方面是骁勇的武将，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平庸的指挥官，并且个人性格的缺陷也为他后来的败亡埋下了隐患，最终改变了蜀汉政权的国运。
骁勇的武将形象毋庸置疑，在这几场围绕荆州争夺展开的战争中，关羽都亲自领军亲临一线作战，激励荆州军的士气，如果再将时间的幅度拉大，这种形象也更加明显——白马之围时，关羽便以极快的速度和敏捷力突入袁绍军阵中杀死了名将颜良；赤壁之战后关羽曾率军与周瑜一齐攻击曹仁，之后周瑜对关张二人的评价为“熊虎之将”，而程昱等曹魏谋臣直接“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充分说明关羽在战场上作战的勇猛，对于人才始终处于匮乏的蜀汉集团来说是绝对的柱石和倚靠。
但是我们谈到关羽的另一方面却是消极的，才能平庸，并且性格有缺陷的指挥官——还是回到数场围绕荆州展开的战争上来，相较于关羽个人的骁勇，他整体的谋划能力和统御能力却显得不足，首先是与乐进的青泥之战和后续的寻口之战，关羽的荆州军辎重损毁严重，作战部队败退，“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并且后续又提到“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我们可以推测关羽的荆州军此时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崩溃的情况，而面对这种崩溃关羽也未能有效收缩防御并且稳定军心（即使是组织起部分兵力反击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改观），对于一名指挥官和其指挥的部队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虽然陈寿在下笔时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关羽乃至所有蜀汉人物的实力进行了削弱，但是从关羽的整体表现来说，他的整体指挥能力只能谈得上平庸（注意此处的修饰词用的是平庸而不是糟糕）——青泥之战和寻口之战虽然以关羽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关羽撤退到汉水南面后成功阻止了乐进渡江进一步扩大战果；在襄樊之战关羽利用天气因素水淹魏军获得胜利，而随后跟徐晃交战时，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关羽，关羽虽然骁勇，但是由于没能准确判断徐晃的意图，阵脚大乱，损失了相当一部分兵员，随后听闻东吴已经攻取了自己后方的江陵，公安等战略要地，陆逊甚至已经堵住入川的隘口时，关羽选择引军退还，一种可能是关羽此时认为东吴远道而来，立足未稳，以自己的力量足以夺回后方，然后回过头来继续与曹魏作战，虽然有一名指挥官必须具备的果断，可是如此的话关羽便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意气用事（但确实先前多次东吴主动发起战略进攻的作战情况均不理想），但是也与他的性格相契合——“刚而自矜”，体恤底层而轻慢士大夫，可能也与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因事逃亡涿郡，有江湖游历的经历，后追随刘备，但是刘备当时无权无势，颠沛流离，空有所谓“中山靖王之后”的头衔，也并不为当时诸多王公贵族所重视，按照现在的心理学来看，关羽早年的经历对他性格的塑造上影响极深，一方面在当时各路军阀中刘备的队伍弱小，毫不起眼，为时人所轻，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始终伴随着他，而到了后面刘备集团的规模扩大，关羽成为蜀汉主政荆州一方的长官时，物质上的充裕促使内心的自卑感外化为咄咄逼人，攻击性极强的自负——辱骂孙权的使者，扬言治罪糜芳等将领（同时也是蜀汉的皇亲国戚），性格上的缺陷也为关羽带来了祸患，陆逊以书信吹捧关羽，使关羽放松了警惕，最后失败。
但是荆州之变的“风暴眼”并不仅仅局限于荆州，也不局限于荆州的主政长官关羽一人——远在益州的蜀汉最高统治者刘备以及丞相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最高决策层也与之息息相关：
诸葛亮为刘备献上《隆中对》，先是分析了当前刘备所面临的处境，北面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纵深大，人力物力储备强，“诚不可与之争锋”，而东面的孙家已坐拥江东三世，统治的根基牢固，不可妄图，只能以此为盟友，两个处于弱势的阵营联合才有击败强势阵营曹魏的可能性。而刘备也不能长期被包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所以诸葛亮面对这种情况的最优解便是让刘备控制西南一带，与目前掌握的荆州部分区域合为一体，加紧战备，等到天下形势有变时从四川和荆州两线出击，歼灭曹魏的有生力量，实现“兴复汉室”的最终战略目标。
客观说来诸葛亮拟定的战略步骤清晰，也符合当前刘备集团急需扩大自身规模的要求，并且诸葛亮本人也亲自躬行自己的这一战略规划——加入刘备集团不久后诸葛亮便出使东吴，以激将法说服了吴主孙权联合刘备一起抵挡曹操对荆州乃至整个江左地区的战略进攻，可堪卧龙之名，对此笔者个人认为也是刘备与诸葛亮各取所需，实现利益交换的过程——刘备集团给予了诸葛亮能够充分应用自身能力的平台，而“诸葛亮”这个名字所带来的效应也绝不仅仅只局限于诸葛亮一人本身，而以此为象征，吸纳更多荆州当地的人才加入刘备集团，壮大刘备集团的实力，而这些人才在后面也成为了蜀汉政权中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荆州派——如文官中的马良，马谡，庞统，蒋琬，杨仪和费祎，以及武将中的魏延，黄忠，向宠等人均是荆州派士人的代表，在荆州的经营是刘备非常成功的一步，既有招贤纳士的情怀，也带上了几分精明的盘算。
但是随着刘备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壮大，弊病和缺陷也日渐明显——首先是诸葛亮，虽然他的战略步骤和规划非常清晰，而且他本人也是一直在践行自己的战略，但是仔细看来很多细节上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此时计划刚刚提出显得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诸葛亮在并未亲自掌政统兵时有一定“纸上谈兵”的成分，对一些因素的认识和把控并不到位，而并非文学作品中近乎完人的形象。
其中问题最大的两个细节在于诸葛亮对东吴的问题和北伐进军战略上：诸葛亮的计划是与东吴结盟对抗曹操，但又要保证刘备集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诸葛亮先前出使东吴时已经表达了自己肯定不会弃刘入吴的意愿），而保持这种独立性的方法便是尽可能扩张刘备集团的统治区域壮大实力，在联盟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非受制于孙权一家。先是攻取荆州诸郡，再向西攻破益州，实现“地跨荆益”，刘备集团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但是诸葛亮的败笔便是低估甚至是忽略了东吴在荆州地缘战略格局上的作用——与东吴的联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果其中形势有变，双方利益发生冲突，又该如何应对？并且诸葛亮可能很大概率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略已经与东吴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冲突——早在周瑜时期，周瑜便有全据荆州，再攻取蜀地，进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构想；接任者鲁肃也提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到了吕蒙统军的时候，吕蒙认为“不如取羽，全据长江”，以此抗衡刘备和曹操施加的战略压力，在东吴看来荆州是国家西侧的重要屏障，关羽此时统领荆州军名义上是为了防备曹魏，但是也没人能够保证当刘备集团的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联盟还能维持，荆州军完全有能力向曹魏和东吴同时发起战略进攻，为此东吴不能坐视关羽在荆州继续壮大。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可见诸葛亮对于该问题并没有相应的战略考量，而作为蜀汉最高统治者的刘备在这个问题上也并未引起过多的重视——即使是建安二十年（215）那场已经初显端倪的冲突后，可能是忙于应对北面曹魏的压力，刘备在荆州方面也未投入更多的力量，使关羽只能利用手中本就有限的作战力量同时应对两方面的威胁显得更加捉襟见肘，而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关羽已经不再适合担任荆州主官的职务，应立即物色新的人选出任，而刘备却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益州初定，蜀汉本身的人才储备就相对匮乏，面对荆州也是分身乏术；但是另一方面占荆州，取益州，自己的政治信誉度急剧下滑，如果此时预判一下形势，就知道与东吴的作战已经难以避免，但刘备在面对与东吴国家利益的冲突时也并未有足够的估量和准备，后续发动夷陵之战欲重夺荆州的控制权，结果又遭到失败，在战略上陷入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使蜀汉的国运在这个“风暴眼”中遭受巨大的挫折。
（二）.第二个风暴眼.诸葛亮主政时期
章武三年夏（223），刘备病逝于永安（今重庆奉节白帝城），死前刘备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丞相诸葛亮“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同时也防止诸葛亮的相权过大造成皇权的衰落。同年，后主刘禅于成都即位，诸葛亮主政蜀汉的时期正式到来。
面对此时在夷陵战败后国内出现的政局不稳和魏、吴两国的战略逼近，诸葛亮此时更多展现出的是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忍辱负重，遣使至东吴，重新缔结外交关系，闭关养民，至建兴三年（225）,诸葛亮作为军事主官的一面才渐渐开始显露——“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南中（今云南，四川凉山一带）成为了蜀汉兵员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随后厉兵秣马，准备对魏国展开大规模攻击，而第二个“风暴眼”——蜀汉和曹魏在秦岭沿线的长期作战即将到来。
与其说是诸葛亮锐意进取，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在“风暴眼”中挣扎的无奈之举——失去荆州和夷陵之战的失败两次重创了蜀汉的国力，被迫收缩防御，压力全部转移到四川盆地之中，而曹魏占据了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且通过对河西走廊的用兵重新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在整体的实力上对蜀汉和东吴形成了绝对优势，诸葛亮也深知如果不采取行动吸引曹魏的注意力延缓对方的发展速度的话，不仅曹魏最后会消灭蜀汉，而且偏安巴蜀一隅的话，“兴复汉室”的口号也将在内部矛盾中被消解殆尽。虽然蜀汉现在失去了荆州，从四川进行北伐的话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诸葛亮通过作《正议》《出师表》以及讲武练兵等积极的政治措施，在舆论上让蜀汉上下相信虽然目前国家面临困难和危险，但是所谓的“天命”仍然站在蜀汉一边，凝聚人心，这是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的政治家方面。
建兴六年(228)春天，诸葛亮命赵云、邓芝率偏师出斜谷道，佯攻郿城，自己领主力由路途更加平坦但是也更加偏远的祁山道出陇右，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关中响震”，魏明帝亲自在长安坐镇，遣张郃领魏军上陇以拒诸葛亮。诸葛亮初得三郡，立足未稳，围攻陇西郡不下，只得遣马谡领兵在街亭防御魏军上陇，最后失败，蜀军败退；同年冬诸葛亮发兵攻陈仓不克，退兵，在此过程中斩杀魏将王双；次年诸葛亮破武都，阴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退兵，二郡为蜀汉所有；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道，在卤城破魏军，因为粮尽撤退，杀张郃；三年后诸葛亮最后一次出斜谷，在五丈原与司马懿统领的魏军对峙不下，最后病逝，诸葛亮主政时期就此结束。
纵观诸葛亮数次对魏用兵记录，在战术上有一些闪光点，但是并不能掩饰在战略上的失败——如果算上对武都和阴平的那次用兵（两地均属今甘肃省陇南市），五次北伐作战中诸葛亮有三次均是对陇右展开进攻，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的北伐最为中意的地方大致也就在这里，通过攻占陇右为蜀军获得前进基地后，切断曹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争取到凉州羌人等部落的支持，控制陇山，对关中形成半包围态势，再逐步蚕食，最后进入中原，可以看成“三步走”的作战方略。规划依旧很清晰，但是诸葛亮仍然低估了魏国的力量和自身的实力对比，最后在战争中失败也不足为奇，以第一次的北伐为例——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新占领的地区需要军队安抚和守卫，而此时诸葛亮分兵攻打陇西郡，不克，与魏军的兵力差距更加悬殊，后张郃领军上陇，诸葛亮又急忙派遣马谡前去抵挡，“大破之”，蜀军此时陷入混乱，最后仓皇撤回汉中，在整个战役的后阶段诸葛亮的指挥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在战略纵深大的陇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时主次不分，各处分兵，顾此失彼，侧面看出诸葛亮一是败在实力悬殊，二则先前缺乏独立领兵作战的经验，临阵时无法做到冷静沉稳。而从深层次来说，诸葛亮在战场上更多时候显得保守（参见魏延与诸葛亮的子午谷争论）与被动，到底还是在于自身的力量有限，与曹魏相比悬殊，无法不计成本地与曹魏进行消耗战，进而形成了一个怪圈——蜀汉作为弱势一方，如果是与曹魏的军队进行正面决战，获胜的概率极小，所以需要“奇正”中的“奇”直击曹魏的死穴。但出“奇”的话往往又是剑走偏锋，如果失败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力，对于弱小的蜀汉而言得不偿失，因此在两者之间诸葛亮选择了前者，但也几乎注定作为弱势一方的蜀汉将是在消耗战中失败的一方。而回到蜀汉内部，此时皇帝刘禅手中并无实权，“政事咸决于亮”，荆州之变和夷陵之战损失了大量人才，造成蜀汉人才储备的枯竭，到诸葛亮北伐进行到后期，他手中可堪一战的将领只剩下魏延，王平，马岱等旧部，事无巨细的管理同时也不利于青年将领的培养与锻炼。而内部人事的矛盾也随着诸葛亮集权力度的加大和战争连年进行而逐渐公开化和白热化，李严和廖立等人公开反对诸葛亮，虽然政治斗争最后被平息（诸葛亮对益州本土派和东州派进行打压），但是严重的内耗也影响了诸葛亮准备对前线的作战。加之大巴山和秦岭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风暴眼”中内外交困的诸葛亮也并无更好的办法能够对付曹魏的强敌，部下有能力的将领在锐减，新一代的军中有生力量又培养不起来，陈寿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也有一定合理之处。
（三）.第三个风暴眼.后诸葛亮时代
在诸葛亮主政的后期，蜀汉由于连年的征伐已有衰象。而到了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主政时，这种衰象更为明显。同时，在诸葛亮去世后，深受诸葛亮赏识的原曹魏降将姜维在蜀军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准备继续进行北伐曹魏的战争，虽然皇帝表达了对蒋琬的有力支持，但蒋琬此时的军事战略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魏兴、上庸曾在汉中之战后短暂为蜀汉所有，但是在荆州之变后孟达降魏，这片区域被曹魏夺回。对于蜀汉而言，汉中既是保卫整个四川盆地的北部重镇，也是蜀汉向北方用兵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指挥中枢，而魏兴，上庸被魏国控制，对汉中东面侧翼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笔者个人认为蒋琬此时的战略既有他作为最高指挥官大胆进取的一面，也有与前任诸葛亮相似战略短视的一面——沿汉水东下袭击魏兴，上庸固然能够出其不意，解除汉中东面的威胁，并且能够避开秦岭的地理障碍，再次控制襄樊，但是通过这个战略我们也看到了蒋琬先前也并未有过领兵作战的经验，所提出的战略具体到战术层面的执行上问题颇多——首先是水路进攻，此时的蜀汉经过诸葛亮多年穷兵黩武式的征伐，资源消耗极大，是否还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支撑？再者这条线路沿汉水东进，多在河谷中行军，自然条件恶劣，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如何？并且受制于地形和行军的距离，不仅后勤补给难以为继，只要魏军有所察觉，蜀军无法展开，基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性。而从战略上看，即使能够推进到襄樊，再次实践《隆中对》的构想，不仅曹魏会集中全力作战，对于将荆州视为国家根本利益之一的东吴可能会误判蜀汉的战略意图，进而再次采取对蜀汉的敌对行动。因此蜀汉内部反对声音颇多，蒋琬也被迫放弃了这个战略构想，继续经营汉中，但是他此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只能联合东吴，东西并力，对曹魏疆土进行蚕食，并且令姜维率偏军入羌地，一是笼络羌人部落，二是削减曹魏在此的政治影响力，客观而言蒋琬在“风暴眼”中稳住了蜀汉的基本盘，在维持成功防御态势的同时并且在进取方面也有一些积极举措，使国中保持稳定。但蒋琬随后自汉中退还涪城（今四川绵阳），在涪城指挥北部的防御，标志蜀汉在战争中已经彻底转入防御，主动权最终由曹魏取得，并且此时蜀汉和曹魏综合国力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延熙九年（246），蒋琬病逝，大将军费祎接替蒋琬之位，费祎本人博学强识，又精于实务，沉稳冷静，早在两年前的兴势之战中，费祎便展示出他素质过硬的一面——魏将曹爽以优势兵力对汉中外围的兴势发起进攻，费祎率众前往汉中前线，“于时羽檄交驰······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展现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后魏军撤退，费祎封成乡侯，说明费祎在战争中指挥有方，对魏军造成了实质性杀伤，并非浪得虚名。但是与蒋琬执行的方略相同，费祎在蜀汉和曹魏的长期对峙中同样采取守势，极有可能也是出于对两国国力差距悬殊的考虑，费祎在时也未发起过大规模的主动进攻，继续维持对峙，造成与蜀军中少壮派军人的矛盾日益激化。
作为蜀军中少壮派的代表，姜维的处境一直较为尴尬——天水人氏，后投降诸葛亮，延熙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虽有将军之名，但是手中可用的军事资源并不多，蒋琬时期姜维数次率领偏军西入羌地作战，而费祎时期对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以不过万人的兵力对曹魏进行作战充其量只能算上武装骚扰，姜维的作战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延熙十六年（253），费祎遇刺身亡后，姜维这一限制得以解开，当年夏天姜维便率领数万人出石营，经由董亭围困南安，后因为粮尽退兵；第二年，后主对姜维“加督中外军事”，说明此时后主对姜维还是处于较为信任的地步。姜维此次对陇西的攻击收获颇丰，先是狄道城投降，后在襄武击败魏将徐质的部队，徐质本人也被杀死，蜀军迁移当地百姓入川；后与车骑将军夏侯霸（也是曹魏降将）出狄道，在洮西击败魏军，魏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后由曹魏征西将军陈泰赶来救援方才击退姜维；但在随后两年，姜维两次发兵伐魏，延熙十九年兵败段谷，延熙二十年趁诸葛诞在淮南叛乱时发兵伐魏，在沈岭兵败，姜维撤军回汉中，后虽仍有攻伐，但已经无济于事，直至蜀汉灭亡。
自费祎遇刺起，到蜀汉灭亡的十年间，也是纵观姜维在内外交困的“风暴眼”中挣扎的历程，前后对曹魏发起多次军事行动，但真正取得胜利的次数寥寥无几，与诸葛亮先前展开的北伐战争相似，姜维即使在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也更多只是战术层面的胜利，在战略格局上无力巩固胜利果实，如在狄道的作战中虽然对魏军造成了重创，但姜维没有选择驻扎军队守卫，而是选择“拔民而还”，侧面说明此时蜀汉的人力物力经过多年战争的消耗已经严重不足。自保都不一定能够做到，更何谈扩大领土蚕食曹魏呢？而在另一方面，姜维身为蜀汉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身份却是曹魏的降将，在荆州派主导的蜀汉政权中并没有相应的政治自主性和话语权（如费祎在北伐军队人数上始终压制姜维），要在蜀汉政权中获得认可，姜维也只能寄希望于在军事上能够做出亮眼的成绩博得官僚系统的青睐，但他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也使得他主观上的目的与实际效果开始背道而驰——后主在政事上逐渐倦怠和腐化，黄皓等人把持政权；过于频繁的用兵引发国内民怨四起，文官集团中尤以益州派的谯周等人反对声为甚，谯周亲自作《仇国论》，表明所谓“兴复汉室”之宗旨已在蜀中被过度的战争消解殆尽。对此局面，姜维也只得领兵在外避祸，而笔者认为姜维后任大将军，理应熟谙国中政治风向，协调好军队和政府，以及军队将帅之间的关系。陈寿评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殒毙”，表面上看是陈寿对姜维的全盘否定和负面评价，塑造成一个能力不强，极端功利并且毫无战略远见的人物，而笔者个人的看法是，陈寿出身于益州本土，师从谯周，在一定程度上会受谯周的影响，而陈寿少时处于蜀汉中后期，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时期，后作《三国志》时已是西晋，出于政治立场的前提，对蜀汉的观感也会更为复杂，这些可交由读者去自行判断。但姜维在后期的作战的确罔顾蜀汉当前已经严重透支的国力，频繁进攻，尤其是在后期的战略战术上很有可能草草拟定，造成大量毫无意义的损耗。同时，曹魏新的军事人才在飞速成长，而姜维帐下多是廖化，张翼等年迈的老将，两国实力悬殊，姜维在国内反对声浪和曹魏进一步加大的战略压力下艰难挣扎，军事上难以取得突破，政治和人事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协调和权衡好，后改变汉中的布防格局，将魏军放入汉中盆地期待能够取得歼灭魏军主力扩大战果，但也正是由于姜维对当前国力和军力的错误估计，以及在内部政治和人事上的无力，魏军得以在平坦的盆地内部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蒋舒倒戈，傅佥战死，魏军长驱直入，蜀汉政权在这个“风暴眼”中走到了尽头，既是姜维个人的悲哀，也是弱国在大量战略失误后不可避免走向衰亡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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