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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最后的掌舵人:醇亲王载沣

在清朝的历史上一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清初的睿亲王多尔衮,另外一个是清末的醇亲王载沣。与多尔衮的赫赫武功不同,载沣好像是一只被历史浪花推着前进的小舟,被推着冲上潮头,又被推着泯灭在白茫茫的浪花之中,消失的无声无息。载沣登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一度雄心勃勃,力图重振朝政。最终还落得个力不从心,勉强支撑三年,便在冬日萧瑟的寒风中黯然去位,退回藩邸。

醇亲王载沣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周六)傍晚”,37岁的光绪帝在瀛台驾崩;一天后执掌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也猝然长逝。随着皇帝和太后的死亡,中国历史也迎来新的拐点。大清将何去何从,中国的命运将如何没有人知道。

   

在京西城宣武门内的太平湖畔,有一座王府,最早曾是康熙帝时的权臣纳兰明珠的府邸,后来成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王府。成亲王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是著名的书法家。咸丰九年(1859年),皇七弟19岁的醇郡王奕譞(Yixuan)搬入此府,遂成为醇郡王府,同治十一年(1872年),奕譞晋封醇亲王,此府即为醇亲王府。1883年2月12日在这座王府中奕譞的第五个儿子出生,既载沣。载沣的出生可谓相当显赫,他是道光帝之孙、咸丰帝之侄、同治帝之堂弟、光绪帝之同父异母弟。1891年50岁的醇亲王奕譞去世(谥号醇贤亲王),按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的特权,8岁的载沣承袭了醇亲王爵位。    

醇王府

按照清朝皇族子弟的惯例,5岁就开始读书,接受私塾教育。醇亲王奕譞的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王府办了家庭私塾,请来汉文教书先生专门教载沣一人。同时载沣本人也非常的好学,多年后他曾自取“书癖”别号,足见是个喜欢读书的人。除了正式上学之外,奕譞还教导载沣如何做人做事。载沣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养成了谦卑、知足、好学的性格,但也带着安于现状的弱点,缺乏敢于闯荡的魄力与勇气。他的性格中透露出一种温和的光芒,宛如初春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但在历史的洪流中,当变革的浪潮汹涌而来,载沣的这一性格缺点逐渐显露无疑。他面对重大决策时的犹豫,面对未知挑战时的迟疑,成为了他领导之路上的绊脚石。

   

第一代醇亲王奕譞

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进行改革,施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这年7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迫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同时导致谭嗣同等改革人士遭到处决。光绪皇帝开始漫长的幽禁生活,皇位也面临着严重危机。慈禧选择另外一个溥字辈的皇族子弟作为大阿哥,养在宫中,准备在合适的时间确立为光绪皇帝的接班人。载沣此时已经十五岁,虽然不完全懂得政治,但是政治的血腥却深深地刺伤了他。随着知识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看出了哥哥的无奈,看出了慈禧的权力淫威,看出了清朝官员可恨又可怜的重重积弊。他本来就没有多少政治野心,那仅有的少年意气也早已被残酷的政治粉碎。载沣是一个中才之人,是一个忠厚之人。他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政治中所必备的才智、机变和权谋,而他下台之后,完全恢复了性情本色。

   

戊戌六君子

初露锋芒,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17岁的载沣也带着家人逃至其父的陵墓处,西郊北安河西北的妙峰山。妙高峰古香道旁是醇亲王的墓地,这里盖有阳宅,供家人祭奠时居住。为躲避战乱,载沣率家人躲到了这里。一个月后载沣便下了山,回到了府邸。1900年10月到1901年7月间载沣几乎是和占领军游乐中度过的。正是这期间的与占领军的相处中,德国人对载沣有了非常的好感。认为载沣不排外,不似其他的顽固保守派,这也为接下来出使德国做好了铺垫。

八国联军进北京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委任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由老成持重的张翼和熟悉洋务的荫昌随同,前往欧洲向德国皇帝呈递谢罪国书。接到诏书的载沣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能收拾行囊远赴欧洲,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大清朝第一次派遣亲王出使外邦,却是向对方低头认错,祈求欧洲君王原谅,以期修复两国邦交,无疑是件相当讽刺的事。7月12日载沣从北京出发,8月25日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与此同时从德国传来一件幺蛾子事,德国方面突然提出清朝使节面见德皇时,亲王专使载沣行鞠躬礼,参随人员行跪拜礼。载沣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坚决,称宁愿跳海而死也不想看到同行之人向德国皇帝跪拜,不愿让大清朝因礼节交涉受辱。在德国与中国的反复磋商中,中国以拒不在北京合约上签字为要挟,最终使德国方面态度软化,答应免除参随人员的跪拜之礼。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

觐见德国皇帝后,载沣认真进行了考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德国社会,对皇室、军事、工商、文教、风俗等方面有了深刻认识,这不仅仅使载沣对西方文明有了较为深入的接触,也为载沣接受西方先进的政治军事制度创造了条件。随后载沣回国,于同年的11月16日抵京,结束了这场道歉之旅,这趟道歉之旅对清王朝来说可谓又一次颜面扫地,带有屈辱性质。国家形象受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载沣个人而言,可谓因祸得福。首先,载沣正式亮相,中外闻名。此前,载沣尽管有亲王头衔,但从未涉足政治,可以说还是一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小王爷;而此次出访,中外新闻界、外交界广泛关注,大量报道,大清帝国醇亲王载沣已经闻名中外,甚至有人吹捧说“从今一代擎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给人的印象是,大清帝国一代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载沣前往德国,途经香港

从德国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结婚。也不是说这婚非结不可,只是结婚对象是慈禧太后指定的。她就是荣禄的女儿—幼兰。荣禄,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戊戌政变中,荣禄立场坚定,毫不犹豫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率兵果断地粉碎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政治阴谋。使之成为后党的中坚力量,扑灭维新变法的先锋干将。庚子国难期间,两宫避难西安时期,荣禄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选择幼兰,慈禧太后想通过插手载沣的婚事,使载沣涂上浓厚的后党色彩,将醇亲王一系牢牢控制起来。现在使载沣成为他的女婿,将来其子为帝,出于回护外祖父的顾虑,使其难翻戊戌之狱,避免百年之后受当权者责难。这也表明了如果她选嗣的话,非载沣之子不可。    

瓜尔佳·荣禄

载沣完婚之后,政治地位迅速攀升。1902年7月担任管理旧营房事务,随后奉旨出任随扈大臣,得以随侍两宫左右,接着奉光绪皇帝谕旨管理健锐营事务。1905年7月,清廷派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朝中开始君主立宪的考察筹备阶段。慈禧太后为了皇权巩固,发布谕令,考察政治大臣所上条陈,由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同北洋大臣共同阅看,请旨办理。自此载沣开始参与国家大政,而且是牵涉到帝国未来的宪政大事。

经过近代五次反侵略战争的连续失败,终于把清朝统治阶级打醒了,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性,变法图强终于在清王朝内部达成了一个空前的共识。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宣告着清王朝最后的自救,清末新政正式开启。在上谕中特别提到了“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中的西政之本源,特别指的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清朝的统治者们考虑的问题终于从,改革不改革,变成了怎么改革;从形而下的洋务运动,变成形而上的立宪改革了。    

1906年8月,负责考察各国宪政的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回国,朝中开始君主立宪的实施阶段。1906年8月27日,载沣和军机大臣等就宪政问题举行会议。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徐世昌、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主张速行立宪,而大学士孙家鼐、学部尚书荣庆、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等则主张缓立宪,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载沣的立场则倾向于后者。在建立责任内阁上,大清朝中枢再次发生分歧,载沣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奕劻、袁世凯和端方的对立面。袁世凯主张撤销军机处,设立由各部院首长组成的内阁,在讨论中载沣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欲拿手枪击袁,为醇亲王府长史所夺。与会众人不欢而散,袁世凯愤然返回天津,载沣因此与奕劻父子及袁世凯结下梁子。载沣在此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在贵胄学堂学习,在军机处学习,等待着大任的到来。    

庆亲王奕劻

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议院选举法要领 》《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等一系列文件并明定九年为立宪预备期限。三个月后光绪、慈禧相继离世。溥仪即位,生父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为什么选溥仪为帝,众所周知光绪皇帝没有儿子,同治皇帝也没有儿子,所以找皇帝要从溥仪的曾爷爷—道光皇帝的儿子们开始找。道光皇帝生了9个儿子,皇三子奕纲和皇四子奕继夭折;皇八子奕詥绝后;皇五子奕誴之子载漪、皇九子奕譓之子载澍,参与义和团之乱排除在外;皇四子咸丰皇帝奕詝绝嗣;剩下只有三人入选,皇长子载纬的嫡长孙溥伦、皇六子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溥伟 、皇七子醇亲王奕譞的嫡长孙溥仪。    

同治皇帝

皇长子载纬不受道光皇帝重视,而且溥伦是过继来的,在血统上不是道光帝的血脉,所以第一个排除。于是皇位之争在溥仪和溥伟之间展开。如果让他们的曾爷爷道光皇帝来选的话,一定选皇六子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伟,毕竟自己当年欠奕訢一个皇位。皇位从老四转到老七,这次该轮到老六了吧。溥伟比溥仪大25岁,按照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古话,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选个年龄大的总没有错。溥伟的爷爷第一代恭亲王奕訢,政治能力的突出一直被慈禧太后猜忌。后因为中法战争的失利,奕訢被慈禧太后免去职务。作为恭忠亲王孙子的溥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即便奕訢去世,慈禧太后也不希望这个政治强人的后裔对帝国产生太大影响。所以忠诚可靠又谦虚谨慎的醇亲王奕譞一脉又一次被慈禧选中,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    

道光皇帝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皇位要从道光皇帝曾孙一辈选,直接选载沣不好吗。在慈禧太后临终之前曾秘密召见过世续和张之洞,他们二人均不认同立年幼的溥仪为帝,世续曾提议过立载沣为皇帝,慈禧太后十分不满的说“自己也有苦衷,思考再三也只能如此安排”。苦衷在哪里?三十五年前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去世,年幼的光绪帝以堂弟身份继大统,等于说同治帝三十五年来一直处于绝嗣状态,如今,若再立载沣为帝,三代均是兄弟传承,史上没有先例,严重破坏规矩。慈禧不能让自己的老公,儿子绝嗣,只能从孙辈,的溥字中找。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光绪皇帝驾崩后的当天,慈禧皇太后突然降下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穆宗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恭亲王奕訢

慈禧太后的时代结束了,26岁的载沣能够肩荷大清江山的万钧重任吗?能够驾驭改革的航船驶向君主立宪的彼岸吗?新官上任三把火。载沣上台了。自然要有人下台,这个人是谁呢?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59年9月16日,河南省项城县袁寨村一个世代官宦之家,添了一个男丁。正巧,这个男丁诞生时,他的叔祖袁甲三从军寄来的家书到了,打开一看,乃是告诉家人,他所在的淮军“剿捻”作战得胜,男丁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为这个新生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辈分排行,命名为“世凯”。和其他的官绅子弟一样,袁世凯年少参加科举考试,但连续两次均为考中。是继续考下去,还是在当地当个土财主,22岁的袁世凯做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两条路都不选,他要走自己的路,去广阔的外面世界闯荡。1881年袁世凯奔赴山东登州,投靠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会办山东防务并督办山东海防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吴和袁的嗣父保庆乃“兄弟之好”。袁保庆死时,吴扶棺痛哭,为其料理丧事。如今故人之子相投,吴长庆欣然接纳,命他做自己的幕僚。按照袁世凯的资历,他的起点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正因为他认识到自己资历太低,连最起码的举人身份也没有,才没有敢直接投到李鸿章的帐下。按照常规,袁世凯要出人头地,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机遇很快就来了,就在他步入军营的第二年,藩属国朝鲜发生了政变,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派兵前往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吴长庆受命率部入朝。作为部属的袁世凯,奋不顾身,智勇双全,立下头功。吴长庆在向北京的报告中称赞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据此,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朝鲜,负责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25岁那年,袁世凯指挥平定了又一次政变,并且打退了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令位高权重的李鸿章也对他刮目相看,年仅26岁,就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一度有朝鲜“太上皇”之称。    

以此为转机,袁世凯很快崛起,成为汉大臣中未通过科举正途而居高位的唯一人物。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8月6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在前线的这10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了小站练兵的新阶段。

   

随后在荣禄、李鸿藻、翁同龢的推荐下,设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具体负责新建陆军的创建。

在此期间网罗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包括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王士珍等,也收拢了部分老将如张勋、倪嗣冲等,另外聘请老朋友徐世昌、唐绍仪等为自己的幕僚、秘书。不长时间内,小站成为人才济济,蓬勃兴旺的令人瞩目之地;袁世凯本人也声誉鹊起,不久就升任直隶按察使,专责练兵事宜。此后袁世凯的节节高升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引起了朝廷中王公大臣普遍嫉妒。政治强人慈禧太后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点,1907年9月4日慈禧太后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让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从而解除袁世凯的兵权。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即慈禧太后去世四十余天后,御史江春霖上折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除去汉人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地位和实力,已经使得满洲亲贵集团如芒刺在背;同时还有他的积极改革诉求,更令既得利益阶层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还有人说袁世凯是安插在清政府高层内部的间谍,会同革命党孙文一流,里应外合颠覆大清。载沣从御史的奏折中找到借口,于1909年1月2日发布上谕,借由袁世凯身患足疾,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对于杀掉袁载沣是不敢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害怕北洋军造反。但不管怎么说阻碍在载沣前面的障碍袁世凯走了,接下来就轮到载沣大显身手了。    

   

徐世昌

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6日)这天,朝廷上谕“重申预备立宪,并饬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按照改革路线图,宣统元年的筹备宪政的任务是,各省应成立作为议会前身的民意机构—谘议局,各州县则设立自治研究所,筹办地方自治。谘议局是“采取舆论之所”,是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作为民众练习议政的场所,议论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及应负义务等,是议会的过渡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朝廷和地方督抚积极推动下,通过各界共同努力,选举进展总体顺利,根据各省报告,截至九月初一(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一省外,全国21个省级行政区,均完成了选举产生谘议局的任务。    

资政院内景

1909年12月以张謇为议长的江苏谘议局发起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集合要求在两年内召开国会。各省代表先在上海召开会议,后经过各省代表一致研究,决定马上进京请愿,速开国会。1910年1月代表齐集北京‚前往都察院递呈请愿书载沣拒受。1910年五六月间立宪派又一次上书请愿‚这一次组织了“国会请愿代表团”各省团体留代表长期驻京,此时请愿团已有了常设机构,而且运动声势浩大时间长久足以引起载沣重视,但他仍老调重弹并下旨禁止再次请愿。立宪派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许多省城举行了万人游行,一些人甚至写下请愿血书。1910年10月3日成立的资政院也作出了请速开国会的决议案,十七省督抚、将军也联衔奏请速设责任内阁、速开国会。在巨大的压力下载沣于 1910年1月4日下诏缩短预备期限,比原计划提前三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并决定先行组织内阁。

   

张謇

这似乎是一个新起点,但实际不过是他解散各地请愿代表的应急措施。载沣的让步并没有让立宪派满足,部分请愿代表团成员在《国会请愿代表通问各省同志会书》中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称中枢某些重臣表面上阐发的是老成持重之言,实际上是为了敷衍苟且,满足窃据朝炳的私心,而新近得幸大臣害怕国会一开,他们的位置将有不保,所以才会遏抑阻挠。1910年12月当东三省万余人开会并派代表再次上书时,载沣下令军警将代表押送回籍,天津各团体代表三千八百多人联名上书也遭到载沣的斥责,组织者温世霖被发配新疆。

1910年11月,清政府就国会请愿做出承诺,改为宣统三年即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载沣推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新内阁名单。阁员13人分别为,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其中满族9人,皇族即占7人;汉族只有4人。总理为载沣的叔父、年已75岁的奕劻。总理大臣的职责是:“辅弼皇帝‚担负责任”“秉承宸谟、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国务大臣的 “任免进退皆在朝廷 ”。这样的内阁与过去的军机处无大区别仅是,皇帝的一个办事机构。一时舆论大哗讥为“皇族内阁”。但直到此时‚立宪派仍想给载沣一个机会强调“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请求于皇族外“另简大臣”而载沣声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无权干预。”这使立宪派彻底失望,从而倾向于革命。    

皇族内阁

对于清政府的真实态度,看美国公使嘉乐恒与湖广总督瑞澂之间的谈话便可知晓,嘉乐恒商谈提前召开国会之事时,瑞澂大不以为然说,看看现在的谘议局就知道了,无非是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

宪政的事情忙完了,接下来就要处理军事上的事情了。现实政治中,军队是政权的基础,军权是政权的基石。统一军事权力,加强军事力量是保障统治权的关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两度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对军权的认识极为深刻。作为延续着女真人血脉的满洲人建立的东方大帝国—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年轻的监国摄政王对此毫不怀疑。8年前载沣出使德国,威廉亨利亲王告诉他:“欲强皇室,须掌兵权;欲强国家,须修武备。”亨利亲王还强调,德国的皇族子弟,都要从陆军学校毕业,然后进入军队服役,从低级军官干起,一步步升至将领。载沣深意为然,并且做得更彻底,不但军队要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载沣上台后分别对他两个弟弟加官进爵,载涛任军咨大臣(总参谋长)兼禁卫军大臣;载洵任海军大臣,加上载沣自己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三个20岁的年轻人,掌管一国军队,实现了军队最高层的年轻化。

   

载涛    

在清朝最高层忙于改革,革命党在干什么呢?本来,强势领导人去世,国家最高领导权交接的过渡期,正是革命的良机,革命党应该有大动作才对啊?至少,应该给新领导人一个像样的“见面礼”才对吧?可是,没有。比起慈禧太后在世时,载沣上台后,革命党突然沉寂了许多。难道,革命党也对载沣抱有希望?他们也要观察新的领导人一个时期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恰在此时,革命党内部出了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慈禧太后制定改革路线图后,精英人物多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瓦解专制体制,实现宪政,革命党从而面临生存危机。这个时候,在海外一直与革命党争夺阵地的立宪派(改革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也对革命党领袖人物冷嘲热讽,说他们都是“远距离革命家”,鼓动别人去无谓地送死,自己则拿着华侨的捐款在海外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所以,宣统元年,是按照改革路线图实现转型的开局之年,最高领导权平稳过渡,政局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无论是对载沣新政府还是改革派来说,都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孙中山

这时年轻的汪精卫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决定采取“直接激烈之行为”,认为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所谓直接激烈之行为,就是暗杀。最开始,他们的暗杀目标并不是载沣。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随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他们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但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无法辨认而未能下手。最后决定刺杀摄政王载沣。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东桥埋设炸弹,敷设电线,发现电线太短,只好回去。4月2日晚上,他们买好了电线并再次来到桥下,做好了一切准备后,便准备等第二天载沣上朝时将炸药引爆。不巧却被路过此桥的市民察觉,那位市民本来是准备捉奸的,看到桥下抱着大铁罐子炸弹的人,以为是奸夫和自己的老婆,看到这两个人似乎在埋什么东西,便又怀疑是窃贼,此时桥下埋物之人也察觉到有人在窥视,忙乱一阵后即逃离了现场,路过的男子疑心更重,遂前往警署报警。警察通过装炸药的大铁罐,找到了打造铁罐的铁匠铺,很快就顺藤摸瓜查到了汪精卫他们,4月16日汪精卫、黄树中被捕,陈璧君等人逃走了。    

汪精卫

刺客汪精卫、黄树中被捕后,态度强硬,没有丝毫畏惧和悔罪的表示。还在狱中赋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过去谋刺摄政王相当于弑君大罪,当凌迟处死。虽说大清在进行司法改革,没有凌迟了。然而,根据《大清新刑律》,汪精卫等人的行为仍被视为未遂的谋杀,作为刑事犯,他们本应面临死刑。但负责审问的民政部尚书善耆持有不同看法,在与载沣商讨时,他认为刺客们敢于行刺,本就没有期望能够生还。他们不怕死,要的恰恰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如果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朝廷的憎恶。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善耆“又从事赞成,遂饬法部以扰乱治安定拟,判决二人皆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禁锢”。    

肃亲王善耆

最后的导火索,要老命的铁路。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开始了飞速的铁路建设。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修建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铁路,无疑要花大量金钱。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库真不宽裕,每年通过杂七杂八的税收收上来的散碎银子,用下来也就没剩多少。大清国库没有银子,并不意味着在大清的土地上建铁路没有银子可图。只要在大清造铁路,就能赚海量的银钱,无数的枕木、煤炭、铁块都会收入囊中。大清有丰富的铁矿、煤矿,假以时日,商人有的是法子把这些深藏在地下的宝藏一点点地挖出来,换成真金白银。无论卖铁轨给大清,还是卖火车给大清,或者只是派一些管理人员到大清,都能赚来丰厚的利润。倘若借银钱给大清,拿大清稳定的关税、盐税做担保,顺便拿下铁路沿线十里八里宽的土地,银钱要个每年四到五厘的利息,再将银钱放到自己的银行里,让大清帝国按季节支用,将获得更大的利润。一边雇佣廉价的大清劳工修铁路,一边拿闲置的钱开发沿线矿产、土地,或者弄一些只在纸面上的公司上市,在大上海拼命地圈钱,能够弄到的银子将翻上好几倍。可想而知,大清帝国的铁路有多么惹人眼馋。    

大清的官员和商人并非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只是大清既缺少人才,也缺乏资金,既不能以武力对抗,也无法在谈判中取胜;只能把铁路的修筑权让渡给洋人。1900年,美国永兴公司拿下对中国粤汉铁路的修建经营权,但这家公司并没有修建铁路的能力,再加上清末十年,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大为觉醒,收回利权运动与反洋运动此起彼伏,就这样在1905年,张之洞与湘、粤、鄂三省士绅共同出资将铁路从美方买了回来,交由地方士绅出资修筑。川汉铁路也是如此,1903年由四川总督锡良赎回并交由民间公司修筑。1911年,出资修建铁路的民间公司由于集资等种种问题迟迟未将两条铁路修建完成,清政府眼见铁路迟迟未通车,希望能够将其收归国有后,再向西方借贷来完成修建。

于是在盛宣怀和载泽提议下,1911年5月9日,载沣发布上谕,宣布铁路国有为既定国策。盛宣怀和载泽为什么提议铁路国有化的政策呢?除了表面上的正当理由,实际上,作为邮传部尚书和度支部尚书,他们分别掌控着铁路建设和对外借款的权力。铁路国有化后,全靠借外债,而巨额外债都是有回扣的,度支部早就在制度上垄断了外债借款权,载泽和盛宣怀借机就可以独吞回扣。    

载泽

铁路国有如同“紧箍咒”一样加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商民头上。商民兴办铁路投入了大量的银钱,善后起来困难重重。四川铁路问题最为严重也最难收拾,高达三百多万的银钱被主持四川段铁路修建的士绅败得干干净净,盛宣怀不愿接手这笔烂账。一会铁路自筹商办,一会铁路国有,一会又借外债筑路,变来变去的政策也让四川民无所适从。    

盛宣怀

对于如何国有化,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指定了不同的方案。广东铁路银款六成还银,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铁路建成获利以后,余利分十年摊还。湖南铁路商人切实筹集的一百万两银款,照本发还。湖北铁路商人切实筹集的银款将归还现银,以发行川汉铁路彩票方式筹集的股银由国家发行无利股票,等铁路兴办获利以后由余利分十年归还。对于川汉铁路,盛宣怀的考虑是,“川人易与”,而且川路资金是通过征收“租股”的方式募集的,股东都是有田亩的小地主,分散到每个人身上钱并不多,与粤汉铁路募集商人投资不同;而且湘、粤两省民风可畏,所以要采取不同的办法。    

对川汉路涉及的四川省,将原属川汉铁路公司修建的川汉铁路分成两段,分别对待;宜万线所有股份皆转为国家股票,一律不支付现银;川省内部的铁路如果要修,另借外债,以川省地方财政收入做担保。点破了说吧,川汉铁路公司现有未用的七百多万两收归中央,而所有股东只能拿到兑换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在其有生之年,大概是不可能兑换出银子的,差不多等于空头支票。从一般老百姓角度说,等于投资的项目收走了,集资的钱收走了,只发给一张空头支票。盛宣怀制定的差别化政策,对四川明显不公。四川民众和川汉铁路公司对于,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结果相当不满。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国有化,只是要求“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邮传部的方案是只对川民不还本,粤民则先还本。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无论是谘议局还是股东们,都觉得朝廷欺负川人老实!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的部分代表与四川省谘议局的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事情越闹越大了。这时不管是载沣还是盛宣怀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人的问题,于是载沣命令四川总督赵尔丰火速回任,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免职(插一句,此前赵尔丰以筹边大臣身份带兵前往西藏,弹压在英国人煽动下出现的分裂势力)有“人屠”之称的赵尔丰赶到了成都,秉持着载沣多派兵丁实力弹压的旨意。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要求赵尔丰将七百万现银或转为官方股票,或者转为发展实业的资本,一方面收买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总理李稷勋,暗中取得宜昌段的权利。    

赵尔丰

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全省各地诸多学校纷纷停课,商户关门停业,并拒绝向政府交税。尽管如此,保路会采取的措施依然以和平手段为主,并不主张以暴力解决铁路国有问题。9月7日,赵尔丰假借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将蒲殿俊等人骗到总督府,予以扣押。消息传出,民众被激怒了,他们自发聚集到一起,想冲入总督府把保路同志会的几位领袖人物抢出来,赵尔丰悍然下令卫队开枪阻止,32人被杀,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这一举动造成成都全城轰动,总督府枪声响起的当天,革命党人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迅速向成都集中,四面围攻省城,与守城部队发生激战。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攻占县城,全川各地成为战场,保路运动变成了四川独立的革命运动。    

赵尔丰方寸大乱,命令开枪,致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同盟会成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裁木板数百片,写上文字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流,呼吁四川各地奔赴成都相救,全川顿时失控。赵尔丰难以应对,请求从外部调兵入川平乱。载沣发布上谕,令端方入川。9月21日,署理四川总督端方督率鄂军第八镇第十六协大部分兵力起身赴川。

托忒克·端方

1911年10月10日,寒露节次日,首都北京一切都很平静。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可出了大事,前一天革命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制作炸弹,结果不慎发生爆炸,引来了俄国巡捕,他们搜出了革命党人名册和文件,随即转交给中国地方当局,事情败露。在武汉的革命党准备提前起义,次日10月10日革命党发动辛亥革命,随即光复了武汉三镇。四川民乱,湖北兵叛,朝堂一时间定不下主意。优柔寡断的载沣难下决断,只能咨询左右,随后,载沣召见载泽、铁良等一起,研究处理鄂变对策,研究的结果是;编组军队,以北洋第四镇为基干编为第一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南下平乱;以北洋第五镇为基干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统率,抓紧筹备,随时听候调遣;以禁卫军与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载洵统率,驻防京畿。以海军副大臣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协统陆军南下平乱。    

荫昌

10月14日,武昌兵变已经4天,武汉三镇均落入革命军之手,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宣布湖北脱离朝廷独立。奕劻向载沣保荐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随后载沣发布了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的任命。宣布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对载沣来说,无异于宣告自己执政以来各项政策、举措、军权收归皇族等一一的失败。但此时的载沣也丝毫想不出类更好的方法了,载沣知道自己的两个弟弟有几斤几两,他当然不会派他们去,即使派他们也未必敢去。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掌舵人,他知道不能意气用事,必须面对现实了,不让袁世凯出山,局面可能无以收拾,从武昌兵变可以看出,相当多的新军不可靠,不要说指望他们平乱,只要不相率革命就万幸了。所以无论是荫昌督率的第一军还是冯国璋的第二军,都是北洋新军,高级将领均是袁世凯一手栽培起来的得力干将,倘若不起用袁世凯,这些人会为朝廷效力卖命吗?何况,革命党以排满为号召,就用汉人袁世凯去与他们厮杀,也不失为以毒攻毒之计。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但对于朝廷开出的条件袁世凯并不为所动,袁世凯却并以足疾未愈为由拒不赴任。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不满意的有意为难,但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于10月18日、19日两次发布谕旨,要求袁世凯迅速调治,力疾就道,并赋予节制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海军和长江水师舰只的全权。10月27日,载沣再发上谕在谕旨中,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获得支配平乱军队的全权,湖北临近各省督抚必须配合,陆军部、军谘府不能干预,原本由荫昌掌握的第一军回到了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手中。

   

湖北军政府

10月30日,袁世凯以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身份,乘专车离开洹上村,南下督师平乱。于此同时10月29日,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将领发动“滦州兵谏”联名奏请解散内阁,由资政院制定宪法。同日,山西发生革命。革命军杀了山西巡抚陆锺琦全家,29岁的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宣布脱离清廷独立。11月2日冯国璋部攻取汉口,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11月3日上海宣布独立,成立了以革命党上层人物陈其美为都督的沪军都督府。局势如此,载沣已毫无办法,只能弃权保位,只希望皇帝的位置不要动。11月1日,载沣降谕旨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并授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令其组织责任内阁。局势的发展,已经让清廷没有时间编写宪法,只能编写一部立宪起草性文件了。11月3日,载沣批准并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由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让清朝的立宪从德日式的二元实君立宪,变成了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大大限制了君主权力,扩大了国会权力。次日载沣又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但此时,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进程,都不在载沣的掌控中了;载沣只能被动承受,面对眼花缭乱的局势载沣只能在一边看着。12月8日,载沣辞去摄政王之职,全部权力归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68年的清朝从此灭亡,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从此画上句号。

孙中山率文武官员拜谒明孝陵

为老大帝国掌舵三年的载沣,居然有了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解除监国摄政王职务回到家里,载沣神情不变地对他的福晋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从监国摄政王的高位退下来,回到醇亲王藩邸,载沣没有多少抱怨,他标榜的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那种乐天知命的生活。载沣是一个非常孝顺而且讲究礼仪的人,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大事就是给额娘磕头请安。儒家的晨昏定省是必备的生活理念。完成了这项大礼,载沣就在大书房宝翰堂洗漱,吃早点,然后读书看报。直到中午,载沣才回到王府内院陪福晋用膳。午饭后,载沣一般会睡上一段时间,补充精力。下午,载沣又回到宝翰堂继续读书看报,直到晚饭时才回到内院。晚饭后的活动比较多元,有时会去看戏,有时和家人一起玩纸牌、听唱片或者闲聊,有时在王府内转一下,更多的时候还是回到他的大书房继续读书看报写日记,直到深夜才休息。退居藩邸的日子里,读书和藏书成了载沣最大的爱好。王府内藏书很多,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资治通鉴》是载沣的必读常读之书,也有很多新发行的报纸和期刊。

载沣回到府邸后,就彻底远离了政治。1913年9月孙中山来到北京,顺路来到醇王府会见了载沣。意气风发的孙中山首先畅言,醇亲王1901年以御弟的身份代表国人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在尴尬和被动之中做到不卑不亢,为国际舆论称道。辛亥之年,亲王能不恋栈,自动退位,承认共和,力主和平,使中国避免一场血战,这是具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品质的明智之举。亲王身为皇帝的父亲、大清的监国摄政王,在逊位的问题上能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难能可贵。亲王此举有益革命,是颇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为。今后于共和基础之上,大家应齐心协力致力于国家富强,载沣听后颇为感动。会谈将近结束,孙中山特意赠送载沣一张半身照片,背面题有“醇亲王惠存,孙中山赠”。曾经的革命者同清统治者相逢一笑泯恩仇,达成和解,自此四海之内皆兄弟,再无满汉仇雠。    

而载沣的福晋幼兰却不死心,时刻幻想着恢复“祖业”,经常拿“恢复祖业”教育年幼的儿子溥杰。以她对张勋复辟失败痛心疾首,仍然寄希望有朝一日张勋能够卷土重来,于是她对天磕头,祈求上天保佑张勋无恙。1921年,溥仪与瑾太妃爆发激烈冲突,她被瑾太妃召入宫中,受到训斥,幼兰因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时年37岁。死前对溥杰说,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的阿玛那样没有志气,要好好念书,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好好帮助你哥哥,恢复祖业,这才不负我生你一场……”

溥仪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军阀的冯玉祥突然倒戈,背叛曹锟和吴佩孚,发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随后,溥仪被鹿钟麟等人赶出紫禁城。赶出紫禁城的溥仪,暂住在醇王府的父亲家。后又被日本人骗出醇王府,先到了天津,后又转道去了东北。1934年7月载沣来到东北去探望溥仪,到了东北之后,溥仪和东北各界人士轮番劝说载沣,让载沣留在长春,载沣不为所动。在载沣心里,日本不是真正帮助清室的国家。抗战胜利后,醇亲王府面临着被出售和强占的危险。国民党接收北平后,不断有人到王府打听房屋是否租赁售卖,很多权贵都想住在这个昔日王府内威风一回。好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是载沣远房侄孙女婿。孙连仲夫妇前来花园认亲戚,让载沣的处境大为改善。后载沣为了彻底断绝,国民党当局强占王府的计划,载沣于1947年把王府的东院改为小学取名竞业小学,后又开了第二所学校—竞业初级职业学校。

   

冯玉祥

1948年底,载沣从儿女们口中得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随时可能打进来。载沣一家人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国民党的宣传,充满着意识形态,一直妖魔化共产党。似乎共产党总在杀富济贫,天生是权贵和贵族们的克星。他看过太多的政权更迭,看过太多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当年宣统皇帝逊位时,那些相信共和的人和既得利益者把明天描述得无比美好。似乎一旦实行共和,大清国的弊政就会消失,政治清明,贪污肃清。中华民国转眼实现国家复兴,帝国主义束手惊叹。可是,除了没有皇帝,民国和大清国一样,甚至比大清国还糟糕。北洋军阀倒台了,新的军阀又起来。蒋介石没有统一中国,日本人还是打进北京城,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更腐败。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变化,载沣自己都只关起门来做优哉游哉的寓公,用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构建一处世外桃源。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1949年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载沣感到这个政权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权。无论是与清朝、袁世凯、日本人相比,还是与国民政府相比,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让他感到一股新鲜的气息。面对时代的变革,载沣也有了自己的新想法。一天,他突然向家人宣布废除沿袭了几十年的请安礼节。小女儿韫欢听到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父亲确实在时代的感召下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家人告别了旧时代,成为新中国互相平等的公民。新政权需要房子,载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下决心把王府出售。这中间有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也有在时代变革中的顺势而为。而后载沣将醇王府售与高工学校,于11月移居东四北魏家胡同,1950年又将住宅售与政务院,7月移居东城利薄营11号居住,1951年1月23日,68岁的载沣在这个简陋的居所去世。

载沣一生,经历了多个政权更迭,身份也像走马灯似地变换不停。他个人的经历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他面临着保全自身与国家利益的双重挑战。尽管他曾担任高位,但由于各种因素,包括个人能力、政治策略和决策力等,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受到了时代的限制。载沣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由于缺乏充分的自我表达机会,而显得较为被动。尽管他一度掌握着权力,但他的政治遗产和个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载沣的生平和作为,成为了那个时代许多政治人物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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