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悟本 人间正道
马铭阳《根与本——溯解〈诗经〉三首》序
翁 飞
中华文明是全球最悠久的文明之一，它以巨大的创造力书写出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人类传奇。早在公元前6至5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处于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板块，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这个“轴心时代”，也正是中华文化第一次大整合的“百家争鸣”时期，华夏大地思潮激荡、人文荟萃，儒、道、墨、法……，尽显风流。其典型代表，生活在涡淮流域的老子、庄子及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和泗水河畔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一样，足以与同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古希腊哲学学派、释迦摩尼所创立的佛教教派、以色列先知创立的早期犹太教教义相比肩、相媲美。
而轴心时代的显著成果，便是这些先哲先贤历经数代锻冶，铸造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并奉之为圭臬的经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文化元典”。文化元典是指开启文化源头的经典著作：“元”者，有”开启造肇”、“开头”、“第一”、“源头”的意思；“典”者，为经典、典型、典籍、典章的意思。它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指针的具有首创性、广阔性和深邃性的文化经典。文化元典提供人类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起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堪称“文化元典”的论著有：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续其绪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及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的佛典；古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古希腊的柏拉图《美诺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群哲论著。
在中国，则有成书于先秦时期、经孔子整理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因《乐》失传，故后世称为“五经”），以及由南宋朱熹加以集注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五经”。其中《春秋》由于文字过简，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入合刊，合称“《春秋》三传”。“四书”以外，《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书，亦可视为中华“文化元典”。
“六经”初创，本只有篇名而未加“经”字。“乐”本无经，传之后世的实为“五经”。起自商周王官，“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集体制作高峰期；西周晚期，王室衰败，士大夫摆脱王室附庸地位，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接绪整理、阐释发扬：“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隋书▪经籍志》）。然而，“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龚自珍：《六经正名》）；即如《春秋》，系鲁国国史，孔子也只是修订而非创作。因此，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谓。在孔子之先，《诗》《书》《易》《礼》及《春秋》已有原始文本，而其传世本，经过荀子等的几代儒家的努力，迟至西汉初年方才确定。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从此《诗》《书》《礼》《易》《春秋》便被冠以“经”的名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典教科书。
经孔子整理的“六经”，《诗经》为首。孔子在讲述“六经”作用时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诗教”，它的功能就是教育人：为人要“温柔敦厚”。孔子还教导其子孔鲤曰：“不学诗，无以言。”把《诗》作为规范一个人言行举止的教科书。现在一般的说法或者流行的观点，都把《诗经》说成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被定义为文学作品。实际上，它的内涵和外延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从成书的年代看，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前1066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五百余年间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最远距今约3100余年，时间跨度之大，世所罕见。
其次，从内容分类看，按作品出现次序分为颂、雅、风三部分：“颂”主要是宗庙乐歌，《周颂》最早，作于西周初年，其余《鲁颂》、《商颂》等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之后，共有40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作者均为贵族文人，分大雅和小雅，共105首；《大雅》也作于西周，除祭祀和宴饮之歌，还有几篇叙述周室先王事迹和武功的，是上古仅存的史诗，《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内容一部分与《大雅》相同，但对现实有所不满，除了宴饮、祭祀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是全书中最为璀璨华丽、光彩夺目的篇章，共160首。郑樵将其概括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郑樵：《通志序》）因古人习取整数，常说“诗三百（篇）”。
再，就《诗经》的表现手法看，有赋、比、兴三种。赋就是铺陈叙述，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关联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诗人通过打比方的办法，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阐发对事物的认识及情感；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咏。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诗经六义”，是《诗经》的精髓所在。
最后，从《诗经》的搜集、编纂结集看，归纳起来，有“采诗”和“献诗”两说：“采诗”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制度，周代设有采诗官，称“行人”、“遒人”或“轩车使者”，专门负责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目的是了解民情，然后上报朝廷，以。《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解释“采诗”制度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由此可见，《诗经》的作者，虽有极个别见于诗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民间。
“献诗”是指这些诗在采集来、献给天子之前，都经过了大师加工，最著名者前有尹吉甫、后有孔子。“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经过搜集来的诗，经过多代大师筛选整理，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成为那一个时期的诗歌汇集——《诗经》。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极少二言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以四言为主干，有韵律，有节拍，不仅可以吟、可以诵，还可以唱、可以舞，即所谓“载歌载舞”。它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综上所述，“诗三百”经历了五百年的云和月、尘与土，吟诵出五百年的盛衰治乱、民间的欢乐与疾苦。它是一部全方位展示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经典作品。
作为经典，孔子建构起“六经”经学体系之后，《诗经》便承载起独特的文学教化功能。两千多年间，《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曾精辟地提出他对《诗》的看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在孔子看来，“诗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的确，《诗经》中的大量篇幅，描写了⼈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既文质彬彬⼜胸怀抱负的君子及其平凡⽽精彩的牧歌式⽣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通过《诗经》阅读和研习，可以让人们从中得到追溯和向往⼈间美好生活的心灵启迪。这是《诗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成为经学要籍之后，历代研究者代不乏名家，⽽以汉、宋、清三朝的成果最为显著。现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古诗序》(或称《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阐释著述。到汉代，著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派代表齐人辕固，鲁派代表鲁人申培，韩派代表燕人韩婴，毛诗学派代表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初为显学。《毛诗》后出，是古文经学。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诗》定于一尊，从而形成了《序》《传》《笺》《疏》的严密体系。在注重对字义、名物的训诂和考据，着力于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释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政教相联系，宣扬王道礼仪，功利色彩浓厚。宋代虽然有“疑经之⻛”，但由于经学归于朱子之理学，《诗经》学仍在严密连贯的解说体系之中。
清代开始全面整理与研究传统典籍，《诗经》自然不会例外。清初，学术界响起复古征实的呼声，《诗经》研究亦呈现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说为宗，注重训诂考证；或以《诗集传》为宗，专注推阐诗意；或不主一家，兼采众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皖派经学大师休宁戴震的《毛诗补传》堪称佳作。嘉道间，更有泾县胡承珙的《毛诗后笺》、桐城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长洲（今苏州）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部名著问世。晚清时期，《诗经》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今文经学，著述颇丰。维新派(今文学派)和革命派(古文学派，或称国粹学派)都趋向变革，而变革的结果，都是取消了传统经学。其中影响最大当数梁启超。梁启超说:“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五四运动以来，以文学治《诗经》者，最有名当数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诗经》被定性为“文学作品集”，摇身一变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诗三百》的直系老祖宗。探讨《三百篇》的“真”(科学实证)与“美”(文学审美)，似乎成了研究的康庄大道。但是，“如果只是把《诗经》当作单一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恰当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全面体现《诗经》的价值，⽽且会让《诗经》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参阅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被文学化、史料化后，现在更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无疑使曾经是整体的《诗经》日渐支离破碎。可以这么认为：“五四”一代学者们艰难地在清代《诗经》学术传统中演绎出“科学精神”和“审美价值”，却轻易地放过传统经术的最关键之处。
正所谓“《诗》无达诂”。要对《诗经》加以解读，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回归传统，追根溯源，回到《诗经》当时产生的语境。今人扬之水在其所著《诗经别裁》前言开宗明义就指明：“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藉而言。”因此，孔子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最接近《诗》产生的语境的。所谓“思无邪”，就是当时的吟诗者心无邪意，真情流露。“'诗三百’，差不多篇篇有情，所谓'兴、观、群、怨’，不过也是说着'有情’二字罢。其实若以一部《论语》论'圣人’，则这位圣人实在还是性情中人，他的钟情于《诗》，正是很自然的。”（扬之水《诗经别裁▪伯兮》解读）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有诗曰：“无情未必真豪杰。”应是得到了《诗经》的真谛。
今人马铭阳先生，浸淫《诗经》研究有年，在追寻《诗经》本原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认为：“找到成功人生的导航，是首要的大事。有了指路的明灯，才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人，最难回答的问题，是正确的做人标准。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要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文化形成的初期，就有了真理性的答案。说它是真理性的答案，是因为几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准确破译了祖先远古智慧的密码，发现，中华祖先早就有完整的答案，静静地在那里告诉我们做人的标准。”而《诗经》“就是祖先智慧的一部分。”为此，他花了数年时间，选取了《诗经》里《关雎》《鸤鸠》《樛木》三首，以三个篇幅讲解祖先做人的标准与实现做人标准的方法，以及做中国人应该具备的品格标准。每篇有起始有“总解”，接下来有逐字逐句的分解。第一篇《关雎》，重点讲解了“窈窕淑女”做为女人的最高标准、“君子好逑”作为男人的最高标准；第二篇《鸤鸠》，重点讲解了“淑人君子”是做男人的品德标准；《樛木》重点讲解了中国人最高尚的品德，是要达到“福履”的境界，把帮助他人当做使命去完成。短短三首诗，运用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古文字学、以及天文地理星象节气等知识、以洋洋洒洒近三万字的篇幅加以解读。细细读下来，真有点唐代诗人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意境。
也正如铭阳自己在全书《篇首语》中所说“我们要研究祖先的智慧，崇拜祖先的智慧，找到中华民族的根与本，才能自觉地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才能守住我们的本分，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找到依据。”作为一位民间学者，在今天能有这样发自内心的感悟，实属难能可贵。读他的书稿，为他的勤勉、执着和不懈的探究而感动。寻根悟本，方为人间正道。
是为序。
公元2022年12月12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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