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朱焕龙的Blok
“六出祁山”的战略和人文意义
朱焕龙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3年）的初夏，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逝世。八月，他被下葬到成都惠陵。诸葛亮抑制住内心巨大的悲痛和负荷着难以承受之重，扶持着后来以“乐不思蜀”著名的新任皇帝——扶不起的阿斗，继续着刘备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从建兴四年（公元224年）到建兴八年（公元228年）这五年间，他修复了被刘备夷陵之战破坏了的孙刘联盟，使吴蜀两国和好如初；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巩固了后方；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建章立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壮大了国力。经过五年的苦心经营，蜀国终于从荆州之败和夷陵之败中恢复过来，而且经济社会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诸葛亮还重新建立了一支约莫10万人规模的军队。但是，直到蜀国灭亡，蜀军再也没有恢复到建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公元218年、219年）时的风光。依靠这支主要是夷陵之败以后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诸葛亮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精心组织了六次对曹魏的战争。这六次战争，有五次是主动的进攻，一次是积极的防御。五次主动进攻里面只有两次兵出祁山，其它三次都不是从祁山出兵。但历史上却把蜀汉这一系列的对魏战争统称为“六出祁山”。
第一次是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那一年的春季，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城(今眉县北)，令赵云、邓芝等作疑兵，进驻箕谷，用来吸引魏军。魏军果然上当，派出大将军曹真带主力来抵挡。自己则乘机率主力向祁山(今甘肃西和县祁山堡)方向进攻，陇右的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相继叛魏降蜀，又收服了姜维，一时关中大震。魏明帝十分震惊和恐慌，急忙亲自到长安（今西安）督战。当蜀军在街亭与魏军交战时，前锋马谡擅自改变诸葛亮的作战计划，弃城守山，结果被魏国名将张郃乘势围困击败，使蜀军失去了战略要地。另一路的赵云出兵也不利。诸葛亮因初战受挫，失去前进的依托，于是退兵回到汉中，斩马谡，请求降官职三级，整治蜀军。不久，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叛离蜀汉，重新归附魏国。
第二次是同一年的冬天，诸葛亮乘孙吴的陆逊在石亭打败魏国的曹休之机，带兵出击散关，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西南)。攻打了二十多天没有攻破，魏国大将军曹真带兵增援。由于蜀军粮草用尽，不得已又退回汉中。魏国的将军王双派兵追赶诸葛亮，诸葛亮打败了他，并把他干掉了。
第三次是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派陈式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国的雍州剌史郭淮带兵想要攻击陈式，诸葛亮亲自赶到建威，将郭淮打得退了回去，于是占领了这两个郡，留兵据守，自己率部回师。后又派兵西入羌地，安抚羌人。
第四次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这一次不是进攻，而是防守。魏国不堪蜀国的骚扰，想一举将蜀国消灭。于是兵分三路进军蜀国：曹真出斜谷、张郃出子午谷、司马懿走祁山一线，各路南下，来攻打汉中。诸葛亮统军在城固赤坂严阵以待。但因魏国发兵没有多久，中原和关中地区连降暴雨，伊水、洛水、黄河、汉水，到处泛滥，行军困难，短短的子午谷，张郃走了一个月还没走到一半。魏明帝只好下诏退兵，第一次伐蜀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第五次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发明木牛运送粮草，兵出祁山，并包围了祁山。魏军统帅司马懿迎击，诸葛亮准备决战。司马懿知蜀军远来，军粮不多，凭险坚守，拒不出战。诸葛亮于上邽（今甘肃天水）击败魏军，抢收小麦，充实军粮后撤回祁山。魏将急躁，率军尾随追击。待魏军逼近时，诸葛亮复出祁山，歼敌3000人，司马懿只得收兵退回上邽。正当诸葛亮率部乘胜追击魏军时，中都护李严假传撤军圣旨，只得退军，于木门（今甘肃天水南）设伏射杀魏国名将张郃后，还师汉中。
第六次是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的春天，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口，到达县，在渭水南岸五丈原扎营。司马懿也筑营阻拦，不与蜀军作战，料知蜀军远来，粮草运输困难，想把蜀军拖垮。诸葛亮也有准备，一方面又发明了流马运送粮草，另一方面在渭水分兵屯田，作长期战争的打算。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魏，五月吴军率十万兵攻打魏国，没有取胜，就撤回了江东，所以蜀军只得与魏军单方面周旋。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不久就与世长辞。死后，姜维等遵照他的遗嘱，秘不发丧，整军退入斜谷。
诸葛亮“六出祁山”跟魏国交战，本来各有胜负，属“兵家常事”。但历代一些诸葛亮的反对者们却偏激地认为，“六出祁山”无功就是过，因为蜀国在三国当中力量最为弱小，多年征战，需要耗费极大的物力、财力和民力，致使本来就相当弱小的蜀国更是弱不禁风，因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这甚至成为了他们否定诸葛亮的一个主要的事实依据。
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三国时期的大背景和蜀汉当时的实际情况，站在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的角度来全面深入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会体谅诸葛亮的苦衷，叹服他的眼光，敬佩他的为人。
从战略上看，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一个目标。人生没有目标就会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国家没有目标就会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刘备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隆中对策”。“隆中对策”确定的目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占领荆、益两州，建立政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第二个层次是在此基础上兵分两路，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中原进军，刘备就亲自统率益州大军打出秦川，统一天下。应该说，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刘备集团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战略目标的第一个层次。后来因为关羽冒然发动襄樊之战，遭东吴偷袭，不但丧失了战略要地荆州，还丧失了名将关羽和一支七八万之众的精锐之师；接着刘备为报结义兄弟被杀之仇，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夷陵一败，又丧失了蜀汉的核心人物刘备和近6万精兵，使得新建立的蜀汉政权遭受重创，基本上已经无力实现“隆中对策”的第二个层次的战略目标。但是，有不有能力实现目标是一回事，朝不朝着目标奋勇前进又是一回事。作为当时三国中实力最弱且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必须共同努力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敌国带来的重大压力，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就会因此逐渐迷失方向，失去凝聚力和发展力，加速它的灭亡。而将北上伐魏、兴复汉室作为蜀汉的最高战略目标，时时牢记，不断进取，就有可能让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奋发有为，保持发展的强大活力。
一个国家单单靠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不行的，富国还必须强兵，没有强大的国防，同样难道灭亡的命运。在冷兵器时代，保家卫国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军队，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军队致胜的关键却是强大的战斗力。军队的战斗力是怎样来的呢？自然是来源于经常的、科学的训练和演习。然而最好的训练和演习则是实战。让军队经常地置身于战争状态，而且根据一定的胜算跟敌人作战，军队就会时刻绷紧战争这跟弦，从思想上、行动上作好战斗的准备，并在个人的作战实力上不断提高。诸葛亮深谙这一取胜之道。因此，他常常通过与魏国作战训练自己的部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强大、战争的真实存在和残酷，从而培养出部队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武德，和同样重要物质力量——武技，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蜀国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国家，与魏国相比，各方面都要相差悬殊，国土面积只有魏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只有魏国的六分之一不到，军队只有魏国的五分之一。一个这样弱小的国家，一旦魏国得到喘息之机，就会受到它的攻击而灭亡。因此，诸葛亮直至他的接班人姜维，一直都是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联合它的盟国吴国，不失时机地进攻魏国，让它长期处于两面夹攻的处境中，并消灭它一部分有生力量，让它无力组织进攻，从而使自己能够从进攻中求发展，求生存。事实上，蜀国也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攻当中获得安定和发展的。“六出祁山”实在是弱国通过积极防御救亡图存的典范。后来，蜀国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纷争和分裂，姜维被排挤，国家失去了积极有效地进攻的能力，使魏国获得喘息之机，腾出了它粗大的手脚。强大的魏国一进攻，蜀国便倾刻瓦解了。
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六出祁山”还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闪耀着人文的光辉。
第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统称为“太上三立”，也叫做“不朽三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三立”观应该属儒家思想体系，代表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因此，这几乎成了古人特别是士大夫为人处世的终极目标。诸葛亮作为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优秀代表，自然是对此身体力行的。于是，不断地建功立业就成为了他虽无大的建树、仍然“六出祁山”的人文基础。
第二，充分体现了“知恩图报”的感恩的处世观。当诸葛亮还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年仅26岁的山民的时候，还是“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未之许也”的时候，却被当时名满天下的“帝室之胄”、当朝天子的“皇叔”“三顾茅庐”邀请出山辅助自己，这种从古到今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君臣际遇，是足以让一个师法圣贤、君子的士“为知己者死”，为知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但如此，诸葛亮从出山辅佐刘备，直到刘备死，君臣相处达18年，他们名虽君臣，实则友情深厚，胜过兄弟。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在白帝城永安宫临死的时候，却把统一大业、蜀国安危以及后主阿斗托附给他的原因。当时刘备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安邦定国，成就“恢复汉室”的大业。如果后主值得辅佐，就辅佐他；不值得辅佐，就代替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君臣间胜似朋友般的信任，是十分难得和少见的。因此，诸葛亮用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和“托孤”的信任，成功塑造了一个优秀传统文化造就的贤人和君子的形象。
第三，充分体现了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诸葛亮贵为一国的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资格，而且平定了南方，结盟了东吴，革新了制度，发展了经济，蜀国基本上国泰民安，他也完全有享受荣华富贵的条件。然而，他不这么做，却在人生的最后六年里，“六出祁山”，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在伐魏前线五丈原，临死还谋划好蜀军全身而退的办法。有时候我想，诸葛亮纵使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毫无建树，仅仅凭着他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足以感天动地，激励后人。何况他还两袖清风地充分发挥他的大智大勇帮助一个卖草鞋的、靠寄人篱下生存的刘备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呢？而且还努力让这个弱小的国家及其无能的皇帝维持到了强大的魏国灭亡的前夜呢？
摘自朱焕龙《诸葛亮十大错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