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建华，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慧士德咨询中心首席咨询师，曲阜尼山圣境旅游文化园区总体文化规划设计人。
上面这四个小篆的字，分别是经、典、法、则。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义，就是“常”。常的本义是普通，即普遍性、普世性、普适性。凡普通者，就是经，就是典，就是法，就是则，就是道，就具有普遍性、普世性、普适者。
经者，治也。经天纬地，是指以礼乐经典为依据而治理天下。
典者，经也。古代伦理制度有五典之说，五典又称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法者，常也。经常者莫过于天长地久，所以人法天地。
则者，法也。君子以身作则，为世效法，称之为法则。
记录法则，即为经典；经典因为记录法则而成为法则。所有的法则都有一个共通的名称，这就是“礼”。
中国有经典的时代，从孔子开始。有了经典，社会的道德就有了共同的标准，人们的行为就有了权威的准则，一种特定文化的生活方式，才得以形成，并得以描述。
经典既是对生活方式的指导，又是对生活方式的总结。孔子当年就是以这样的认知，整理编写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经过历代增补，“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千百年来，一直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人不可离开也无法离开的生活方式指南。
《孟子·万章下》说：“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古代所谓“成”，是指一段乐曲终了。所谓“金声玉振”，是指以钟声起音而以磬声结尾。孟子将金钟起音归于智慧，而将玉磬结尾归于圣力，这是对孔子和经典的双重解读。孟子认为，孔子以其合乎时宜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圣力”开创了中国的经典时代，此前2500年的一个个“小成”，因为孔子“集大成”而终成大器，成为“经典集成”。显而易见，经典是集体集成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创作的成果。创作是小成，集成是大成。深谙此道的孔子因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为了“集小作为大成”；信而好古，是为了“集古作为新典”。
《孔子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曾以历史老人的口吻赞美并且感叹说：“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修已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一个生不逢时、四处碰壁的人，居然能够将尧舜先王及夏商周三代2500多年间散乱错讹的典籍系统整理出来，集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使此“六经”成为后世的法则，又能够吸引三千多弟子，从四面八方前来拜他为师。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要成为圣人的素王，又怎么能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呢？
发出这个赞叹的，是齐国太史子舆。他仰慕孔子已久，后来终于得以来到鲁国拜见孔子，在听过了孔子说道之后，心悦诚服，惋惜之情油然而生。他坚信：尽管身处“衰周”的孔子，有明王之德，无明王之位，终其一生难以实现他“复礼”“归仁”的宏愿，他的同时代人民也因此无法享受到他的思想恩泽，但他的仁德政治主张和礼乐社会理想一定会传给后世并发扬光大。
《孔子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所载的这则故事，原文是这样的：“齐太史子舆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舆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
这个垂贻后世的“宝”，当然是指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但主要的载体却是“六经”。孔子本着“吾从周”的立场，以“吾从吾”的素王使命，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基础，整理编述“六经”，开启了一个浩大的中国圣经工程，由此构建了儒家思想最初的知识体系，当然也是中国最初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文化常识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解读这个以“六经”为基本框架的知识及常识体系时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对于孔子而言，所谓经典，绝非学术著作，而是启蒙读本，这是人类文明关于经典的本意，“六经”也一样。在孔子时代，“六经”的基本内容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在礼乐文明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教化作用，塑造性格，培育品德，引导风俗，非“六经”莫属。或许，孔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找准了自己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理想：整理经典，垂范人生。
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中，孔子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六经”的三段论总纲。第一，“六经”已被社会证明，具有良好的导风化俗作用。第二，对“六经”的误读、偏解、歪用、断章取义、背离或者抛弃，谓之“失”，也广泛存在，或有愈演愈烈趋势，这对社会风俗和人的性格品德会起到十分不利的反作用，换言之，会败坏社会风俗，毒害人的思想精神。第三，有鉴于“六经”之于社会人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问题，如何引导人们正确阅读“六经”，阅读正确的“六经”，即孔子所说的“深”，就成了孔子的当务之急。这可以说是孔子重新整理编撰“六经”的根本出发点。对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这正是孔子重新整理编撰“六经”的目的和准则：以经典拯救社会，以经典启蒙人生，以经典教化天下，以经典贻宝万世。
因为“六经”，孔子得以成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而周公也因此成为儒家名义上的鼻祖。因为这样的关系，儒家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开始就是假托周公的“礼乐”二字，由此而论，整个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也就是四个字：礼乐文明。
儒家最初的这“六经”，或许并非如《孔子世家》所言全都出自孔子之手。而将礼乐原典的作者，归之于周公名下，也是历来备受质疑。合乎历史的推断似乎是：“六经”的成书时间不一，其作者或者不详，或者并非一人。尽管如此，也丝毫无损于周公和孔子先后相继500年作为“六经”原创者的权威性，也无损于“六经”作为儒家思想即中国礼乐文明最基本经典的地位。
如果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开启了中国礼乐的经典时代，或者说，开启了中国圣经的自觉时代，那么，可以说，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则因为董仲舒而进入了“礼乐经典”及“中国圣经”的确立时期。据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赞》记载，西汉第七位皇帝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设五经博士，以儒家《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为国家经典和仕途之门。随后，东汉在“五经”之上增加《论语》和《孝经》共为“七经”。唐代则继往开来，于开元年间以科举取士，将《礼》分别为《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将《传》分别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三传”，与《易》《诗》《书》合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九经”之上又增加《论语》《尔雅》和《孝经》，立“十二经”刻石。到了南宋绍熙年间，又在“十二经”之上再增加《孟子》，成为“十三经”，即《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就这样，由孔子开启的“中国圣经工程”，历经1700余年（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公元1190年南宋绍熙元年），终于蔚为大观，其后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准确地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也没有一个时代或者一位圣人可以损益其结构，毁弃其框架，另起炉灶。
“十三经”，总字数大约65万字，然而，历代关于“十三经”文本的各种演绎，包括传（解说）、记（梳理）、注（解释原文）、疏（解释前人的注文）、音（注音）、考（根据文献资料核实）、序（提纲挈领，整理排序），编（重新编辑、编排）、撰（编写、编造），乃至伪（假托古人之作）、疑（质疑）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十三经译注》2004年版的出版说明中所言，达到3亿字左右。这3亿字左右的演绎学问，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国学”本体。
习惯认为，“十三经”，是正宗的儒家经典，但究其博大精深的内容而言，“十三经”其实是以“融合无间”的形态，包含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各种思想文化成就及各种知识学科成果，而为社会广泛地接受和普遍地应用。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圣经”，自孔子以降，逐步渗入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肌体，塑造了2500多年古代中国的礼乐文明，历久弥深，即便是在今天，也依旧隐形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乃至科学与教育各个领域，深深影响着当代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你要想认识中国，就读“十三经”；你要想影响中国，就读“十三经”。
你要想认识你自己，就读“十三经”，因为它在你的血液中流淌。
你要想拯救你自己，就读“十三经”，因为它在你出生之前就进入到了你的灵魂深处。
——摘自 刘建华 《尼山书院的二十六堂国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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