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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洞主
我上高一时，第一次读到巴金的《家》、《春》、《秋》——合称激流三部曲，就颠覆了内心对家庭的认知。几年前，恰巧在图书馆看见，不禁翻看重读，这时候，我对“家庭”之外的伦理思考，又增添了新的认识。
《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曾入选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虽然比起《四世同堂》、《京华烟云》等 20 世纪中文小说的丰碑之作，还略显逊色，但其启迪意义的深刻性，却不可忽视。
第一次读，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家庭的应然状态，不只意味着团结、和睦、友善与亲情，它还意味着束缚、控制与枷锁。
19 世纪 20 年代的家庭，延袭满清时期的纲常伦理，注重人伦，无形中有着等级关系。在当时普遍的意识观念中，晚辈不被允许对长辈说'不'，因为这是孝道。
激流三部曲近乎百万字，故事的主线围绕高家三兄弟的爱情与婚姻展开。老大高觉民被那个时代的伦理规范塑造为了一个木头人，对于父亲的安排，表现得隐忍、顺从、心虽不愿，行动却从不违背；老二高觉新深爱着钱梅芬，却不得不与瑞珏结为夫妻；老三高觉慧与婢女鸣凤彼此相爱，但身份低微的鸣凤在不可能的爱情面前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那个年代长者操纵青年们的婚姻，指挥他们的行为，而晚辈则必须表现得甘之如饴，否则就会亲人视为大逆不道，成为周边舆论生态中的渣滓。
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思潮的涌入，部分年轻人的观念开始转变，在心声与'家'的安排相悖时，不再选择妥协接受，而是反抗反叛。
那时的老辈们就像今天的老人们一样，认为时代变了，人越来越没有孝心了。可是，真的如此吗？
激流三部曲里，觉醒的青年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不惜脱离固守传统教条的家庭。年轻的心更倾向于'不破不立'的理念，在冲破传统束缚过程中，倡导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动。
即便到今天，国内的家庭也都过于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简单说，就是因为你是某人和某人的孩子，所以你做一些事情，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而且你的行动不得不受到他们的限制。
总体而言，人们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一部分，他们是自己的脸面。
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他认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尤其对于亲属关系而言。并且越近中心越近，影响越大。
亲属关系最内部的一圈，就是家庭，一个家庭中的主导者，无疑站在了中心位置。在“旧中国”时代，主导者对家人的影响十分巨大，接近于完全控制。（相较于中国，西方属于“等序格局”，孩子成年后，他或她的人生将不受父母掌控。父母对待孩子和对待其他人是平等的。）这种控制是自西汉独尊儒术时期的“父为子纲”，到宋代程朱理学并逐步延续至今的道统——它渐渐形成了一种如同吃饭睡觉一般的基本原则，只不过看上去它局限于某个国度、某个时代，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与时代意识。
当然，封建理教下，父母操纵婚姻未必都会产生极大的矛盾。
林语堂《京华烟云》书写的故事与激流三部曲，有着重叠的时间段，时代背景类似，然而当姚木兰因'父母之命'没有嫁给孔立夫时，她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安排，认为天经地义。要知道她可是个性格独立的人。
为何会这样？因为她的思想意识和封建家庭的传统观念相契合，至少在婚姻这一层面。另外，当时保有这种意识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对他们而言习以为常。
没必要诧异，这些人确实甘愿接受。因为他们自小就在旧的文化背景里被熏陶。他们就像婴儿，本来是一张白纸，如果自幼就给墨色将认知的底色染黑，那就很难再改变了。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何会有无法改变的狼孩存在。
在乔治·奥威尔的著作《1984》里，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一个遍布谎言的国家，他所接触的一切信息几乎都是被捏造的，于是在这个时候，假象也就被大多数人理解为常理与社会共识，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洞中人”，由于他们只能看到真实世界的影子，于是对他们而言，影子就是真实。
在激流三部曲中，礼教束缚下的社会观念，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大众共识，它对于每一个想要挣脱出教条的人，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桎梏。
在桎梏之中，很大一部分人严守旧规，教育子嗣，操办婚姻，虽然由此引发了后辈的不满，甚至产生极大矛盾，但长辈们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为孩子们好。
这些长辈会关心子女自身的感受，但同时更注重外人眼中的这个家，反对'败坏'的自由婚姻。如果不幸，强制的婚姻给儿女带来死亡的灾难，长辈们会发自肺腑地痛哭，而此外只有无奈。
悲哀在于，即便让他们再选择一次，包办婚姻也还是唯一之选，因为在旧风气的笼罩下，外人的目光是一种太大的压力，这是关乎脸面或者说名望的事——这些总让人们看得很重。
说来说去，难道激流三部曲中的悲剧，仅仅局限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之中吗？事实上，无论中西，世人对于孝道和伦理都格外在意。正因如此，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才能凭借格外引人争议的《局外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要知道，《局外人》开篇就是这样一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主人公连自己母亲的死都没放在心上，或者说他都没表现出“应有”的悲伤。
《局外人》刚刚出世，就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抨击与热议，曾经被世人公认的伦理规范，让当时的人开始思考这种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当然，这不意味着伦理规范经不起推敲，也不意味着，人不该遵守孝道，但是，我们至少看到，没有什么伦理规范是毋庸置疑的，它与时代相关，被社会左右，并像幕布一样，让被局限于其中的人习以为常，很难产生质疑。
就像今天农村的很多地方，亲戚死了，必须哭，女子嫁人，必须哭，如果不哭，就会被理所应当地视为不孝或不伦。这时候，也许我们考虑的不该是有没有孝心的问题，而是考虑孝道对应当下的时空，该如何定义。
换句话说，我们该想一想那些以为的孝道，是不是孝？那些以为的不孝，真的不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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