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 司马迁：从帝王禅位到士民谦让，华夏种族内在品格之一侧面
一个民族固然需要志向远大、积极进取、冲锋陷阵的精神，否则无法自立于民族之林；一个民族也需要宽博敦厚、谦卑礼让、含藏退隐的精神，否则无法形成内部和谐与凝聚力。在外争地盘、内争权位的远古时代，争是普遍的，是基于生物欲望的天性；让是特殊的，是基于文化信念的精神超越。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求族群在争与让的矛盾之间达成均衡，在天性和文化的对立之间，实现统一。一个族群的长治久安，需要内具秩序和凝聚力—这就需要利益均衡，外具威势和竞争力—这就需要文化统一。所以，历代圣王、史官、文人，都在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文化建设，以便放大礼的约束力和让的尊荣，对个人与族群的争欲实行有效的文化管控，以期达到争与让的均衡，欲与礼的统一。孔子时代，人们已经挣脱了礼的约束，不相信礼的内在价值，以致于争欲独大，锋镝遍地，流血漂杵，无可收拾。孔子一边大树礼的旗帜，号召生民克己复礼，对野蛮的利欲和罪恶的掠夺实行有效的文化管控；一边另辟蹊径，建构仁的概念，企图将仁的内在超越性，作为重建礼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的道德基础。孔子的努力在当世未见明显效果，但是，在提炼民族道统、塑造民族性格上，其潜在的力量极其强大，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深远。司马迁思想个性与孔子不完全一致，身后也未得到思想家、圣人、万世师表等尊贵头衔。但是，他的文化热情，他为塑造民族性格所付出的努力，他追述先王胜迹、提炼华夏道统、引导民族精神均衡统一发展的良苦用心，以及所有这些努力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历史效果，表明他无愧为孔子传人。古人流行“五百年必有王者（圣者）出”的谚语，司马迁就是孔子之后五百年（实际为406年）所出现的王者。秦汉以后第一位大圣人，非叔孙通、公孙弘、伏生、高堂伯、贾谊、董仲舒等人，非司马迁莫属也。司马迁说：“孔子担忧王道废弛，邪道行世，于是编定《诗》《书》，整理礼仪音乐，以使礼乐教化不绝于世。”（“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我们可以类而言之：太史公闵王路废而邪道兴，遂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句“俟后世圣人君子”，点出其用意在影响未来——非圣人，焉有此志此行哉。太史公推重谦让之德，始自《史记》开篇，即《五帝本纪》。后以《伯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加以突出。尧舜禹禅让故事，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史记》之前，异说并存。后世出土的魏国史书（被命名为《竹书纪年》），就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尧子丹朱登位，舜又“放帝朱于丹水”，然后自窃帝位。先秦史料，持此说者可能不止一家，韩非子曾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作者一定是在“舜逼尧，禹逼舜”说法强势流行的语境中下笔的。司马迁博览群书，尤其熟悉各家史书史料，取舍空间十分优裕。但司马迁不是记流水账的史官，也不是“秉笔直书”的史官，他的理想在于，建构人文价值、提炼华夏道统、塑造国民精神、陶冶民族性格，他的期望在于，与千百年后圣人君子相遇时，能够为这个民族的万古长存、繁荣富强会心一笑。禅让说是不是符合两千年前的历史真实？时日逝远，无可确考，而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迪未来，规范后世。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行大道者，不必为小信所拘也。他对《韩非子》提到的四王更替的重大事件，前二件以禅让说化之，后二件以民心说和天道说化之。此乃大道手笔也。面对争位与禅让的矛盾说法，司马迁几乎不需犹豫就能选择禅让说。而且，他重点塑造了大舜在政治伦理和家族伦理中的谦让自藏形象。按照《五帝本纪》所述，尧对舜进行了漫长的考验，最后决定禅位于舜，而不让其子丹朱接班。尧辞世之后，舜主动离开尧都（今人以为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避让到“南河之南”（也就是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洛阳市一带），以便丹朱登位。可是舜德已经光大，诸侯朝觐、诉讼都不找丹朱，专找舜。民心如此，舜于是来到尧都（当时称“中国”）就职。《五帝本纪》原文如此：“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硃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谦让避位的故事较为简短，舜对父亲和弟弟之罪恶行为心怀宽让的故事，则所述较详。舜母早丧，其父是个盲人，续弦生子曰象。父亲、后母、弟弟一直想把舜杀掉，可是舜一直对他们孝敬恭顺，依然勤勉谨慎地侍奉大人。直到尧看上舜，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舜父瞽叟和舜弟象还是寻机杀舜。瞽叟让舜登高修补谷仓，却从下面放火烧仓。舜以两个斗笠当翅膀，跳下来逃命。瞽叟又让舜打井，挖到深处，瞽叟和象朝井底填土。象于是占有了舜的房子、妻子（尧帝二女）和琴。哪知舜从井边挖个暗道逃了出来。正当象在他房子里弹琴时，舜回到家中。弟象在惊愕之余假惺惺地说：“我正在想你呢。”舜宽厚地说：“你可真是好兄弟啊！”舜似乎毫不计较，依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如初。这样的孝顺宽让，举世罕见。历史上均以孝的主题解读虞舜故事，尧因此更愿意提携虞舜担当治国大任。以谦让自藏解读虞舜，也很适合。司马迁把谦让自藏视为圣人之德，当然要以其风化族群民众。吴太伯、季札、鲍叔牙都是谦让自藏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或者叙述甚详，或者赞扬甚力。吴太伯是古公亶父（周太王）的长子，本可继位为王。可是其弟季历生个儿子叫姬昌，聪明灵秀，坚毅仁厚。亶父认为姬昌有圣人之象，可以为周族谋万世昌盛，想将王位传给季历，以便日后传给姬昌。可是这样做又不合长子为嗣的规矩，周太王亶父于是左右为难。吴太伯为了不让父王为难，乃带着二弟仲雍远避荒蛮之地，从陕西渭河之滨，来到江苏太湖地区，像当地人一样文身断发，放弃华夏文化特征，以示不可能回到渭河之滨继承王位。就这样，吴太伯和仲雍成为太湖地区句吴的开创者。渭河之滨、岐山故地，姬昌果然继位为王，周族由是大兴，至姬昌嗣子姬发（武王）继位，即取代殷商成天下共主。吴太伯之让，让出了文武两位巨圣，让出了华夏民族的黄金时代。在鲁国孔子、齐国晏婴、郑国子产、卫国蘧伯玉、晋国叔向活跃于世的时代，吴国出现了一位政治达人，他是吴王寿梦的四公子，叫季札。他通天达地，听周乐而知周政。他察微知著，对各国政局兴衰的预言全部成真。他对齐国晏婴说，你赶快放弃官职、归还封地吧，齐国要大乱了。后来果然有栾高之难。他跟郑国子产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告诫子产说：“郑政奢靡，大难将至。届时国君一定会让你收拾残局，你一定要循礼执政，否则郑国将要衰败。”次年果然出现伯有之乱，动乱结束后子产正式执掌郑国国政。他本想在卫国戚邑住一宿，一听邑主孙林父家钟鼓齐鸣，乐声大作，他就起驾离去。他批评孙林父欺君乱国，还好意思奏乐，实为无礼无德。孙林父因此顿悟，从此终生不听乐。他会见了卫国许多达官贵人，认为蘧伯玉、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六人皆贤，系国家栋梁，卫国因此而无大患。卫国六贤的说法被各国接受，也被历史所证明。孔子游历14年，曾在蘧伯玉家住了9年。《论语》多次表扬六贤中人。他到晋国的时候，还是六家分权。他会见了各路大夫后，认为晋国政权将会集中到三家手中。后来果然是三家分晋。吴王寿梦认为季札是大才大德，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札坚决辞谢。寿梦辞世时，让长子诸樊摄行国政，把登基为王的机会留给季札。服孝期满，诸樊让季札登位。季札回答说：曹宣公死后，各国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继位的曹君不义，想立子臧为曹君。子臧离国，以成全曹君。君子称道子臧“能守节义”。大哥您作为长子继承王位，符合礼制，谁敢冒犯您呢！由我继位，不符合礼制节义。我虽无能，愿学子臧义举。（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史记·吴世家》）可是大哥诸樊，二哥余祭，三个余眛，都赞成季札继位。大哥辞世传位于二哥，二哥辞世传位于三哥，目的是最终传位给季札。等到三哥即将辞世，季札干脆远走他乡，躲藏起来，最终未登基为王。司马迁对季札的才华，非常欣赏。仅写他在鲁国听周乐，就有六百余字。对其政治洞见，也极力渲染。一个蛮夷王公，进行了一趟没有使命、没有目标的外交闲旅，竟然给诸夏各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五千年文明史上，仅此一例。季札聘问列国如闲客串门，司马迁写《史记》可不敢浪费闲文。既非天子、也非诸侯，甚至也不曾像信陵君、平原君那样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季札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公子，司马迁为突显他的故事而写了将近两千字。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敝意以为，司马迁最看重的，就是季札的谦让自藏、恪守礼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是什么？就是季札所坚守的“礼义”。“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所研究过的弑君争权，何其多也。就在他叙述季札故事的一千多字中，就夹杂着好几起宫廷政变。所以，司马迁很看重季札四公子互相谦让王位的行为。季札作为主要当事人，顶着父王和三位兄长的压力，坚守嫡长袭位古制，尤为难得。谦让自藏，本是一种极其复杂高贵的精神文化现象，它是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经过千百万年的文明发展，千百万年的奋斗、博弈、反省、修养、升华，才逐步形成的文化性格。有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很早就具备这种境界，超尘脱俗，凌云御风；有的人一时追名逐利、逞强斗狠，可是经过某种挫折、指点、宽善、厚恕，能够幡然醒悟，羞愧自责，立即与古圣先贤相并肩。司马迁对前者固然敬仰不已，对后者同样赞赏有加。《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名篇，蔺相如代表了前者，廉颇代表了后者。廉颇与蔺相如争长论短，可是蔺相如处处谦让，尊重如故。有一天廉颇突然良心发现，羞愧难当，于是负荆请罪，将相归和，共保赵国江山。这个典故以故事、诗词、小说、连环画、戏曲、成语等各种方式传播千年，在中国妇孺皆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和民族精神的血液。司马迁于此有功焉。商纣时期，天下无道。周国姬昌（即周文王）仁爱治国，政通人和，诸侯敬仰。许多小国不朝商而朝周。此时虞国与芮国出现争执，各不相让，乃去找姬昌决断。双方入周境，发现耕种者互让田界，闾巷民众谦让长者。虞国人与芮国人均心生羞愧，交流道：“我们所争者，正是周人所耻者，我们还要争到他们面前去，不是自取羞辱吗？”于是双方相互谦让，达成和解，各自回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此类谦让自藏故事，专文仅可举出《伯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二篇，散布在各本纪、各世家、各列传中的案例，犹如满天星斗，熠熠闪光。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列细论。余所重者，在于司马迁敏锐地意识到，谦让自藏品格，对于吾夏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民族性格塑造，具有重大价值，故以尧舜禹汤人文初祖的眼光，激发其光辉，标榜其价值，以与千万年之后圣人君子相呼应。当当网上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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