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究竟是不是孔子所讲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呢？

春秋时期大国征伐无度，而小国对于大国，尤其是霸主国，可以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大的诸侯国发动战争其根本目标是掠夺土地、财富和人民，兼并小国，扩张势力范围。而小的诸侯国为了自身安全，只能依附大国，听从他们的差遣，还要为他们提供一定数额的贡赋。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与会盟，实际上也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

然而，在争霸战争中苦难最深重的还广大下层民众。他们不仅要满足本国贵族的各种贪欲，还要担负霸主国对各小国家的各种掠夺与剥削。他们终日劳动在田地里，却难得饱暖，还要服兵役及各种名目的徭役，财产与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先进的知识分子同情广大民众的灾难，设计各种施行仁义的政治构想。

春秋时代，不仅国际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内部的也不断有乱事发生。进入春秋中末期，各国氏室日益强盛，公室的权力则日益衰落，大夫执政成为历史潮流。氏室与氏室之间，则以兼并为务，常常处于动乱之中。

春秋初期，鲁国由公族执政，私家势力的代表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公元前562年，三卿三分公室。公元前537年，他们再次瓜分公室。三家之中，以季氏最有权势。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讨伐季氏，却被三家联合起来赶出鲁国，最后死在齐国。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又想利用越国助其除去三家，结果还是被三家逐出鲁国。而季氏的权力又被其家臣阳虎篡夺，控制鲁国达三年之久。

春秋初期，齐国执政的卿大夫主要出自国氏、高氏等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本是公族的一部分。春秋中期以后，异姓贵族田氏崛起，取代公族而执国政，最后夺取了齐国政权，变姜氏齐国为田氏齐国。

晋国的公族在春秋初期已退出政坛，晋献公诛夷宗室，公族消灭殆尽。执政的卿大夫多是异姓贵族。春秋中后期以后，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这些异姓大夫手中。晋悼公时，韩、赵、魏、知、范、中行六氏，共掌国政。晋定公时，韩、赵、魏、知氏四家奉命讨伐范、中行二家，四分范、中行之地，知氏所得最多，但仍不满足。多次向韩、赵、魏三家要地，但赵氏不肯。知氏欲联韩、魏伐赵，而韩、魏两家却联合赵氏夹击知氏，灭其族，三分其地。

晋幽公时，晋公室仅保有绛和曲沃两地，其余土地皆为韩、赵、魏三家所有。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升三家大夫为侯。公元前376年，三家又将晋室仅有两地瓜分，自此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史称三家分晋。此外，郑国的国政被号称七穆的七个卿大夫控制，宋国的政事则被戴氏家庭控制。

大夫执政成为历史的必然，是因为各国的执政大夫与民众接近，能看到百姓的困苦，所以在政治上倾向民众，注意争取民心。孙武就认为，晋国六卿中韩、赵、魏三家的亩制大，租税轻，能获得穷苦百姓的支持。晏子说，齐国陈氏借给百姓粮食用大量器，收回时却用小量器，所以能争取到民心。

按照周礼卿大夫家中只能用十六人表演乐舞，而当卿大夫们的权势超过公室而实掌国政时，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的乐舞了。比如，鲁国季氏权势稳固后就享用六十四人的乐舞。孔子知道后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在孔子的眼中，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私室篡逆公室是道德衰落的表现，所谓“世风不古，人心日下”。所以，孔子对于春秋时代的大变革作了如下评价：“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虽然可以说，春秋无义战，但春秋时代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客观上加快了古代中国统一进程，加速了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融合脚步，逐步催生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产生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结果。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