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航海与郑和航海的十四个不同
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远东和远西——几乎大致同时向海洋大进军，从而造成了16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中最为伟大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哥伦布四次西航到美洲。在当时他的航海绝对是空前的，以至于在后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无人能超越其上。所以说，郑和的航海活动在当时达到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增进了亚非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发展。但这两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远航的目的和性质，规模和影响各不相同。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历史意义毫无疑问是伟大之至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世界航海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和正和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哥伦布的航海活动要比郑和晚了87年，把这两位航海家做一番比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彼此的差距和共同点。比较是快乐的，但有时也是痛苦的。
1、 两者航海目标不同：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郑和远航本质上看是为了强化和巩固明初中央集权统治，出使他国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与所到国家恢复和发展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旨在通好他国，怀柔远人，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下西洋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宋朝总体上属于一个外向开放型的朝代，那么明朝则是一个内向封闭型的朝代。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惠帝，找了个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明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出现了汉唐以后又一次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局面，即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年，其文化事业发展的代表是《永乐大典》，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是郑和航海下西洋。在公元1405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继位。他们听从了一班儒臣的建议，认为下西洋和开海禁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他们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准谏。这一次郑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从此留下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佳谈，而中国则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十五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哥伦布的远航从根本上说是西方要求与东方直接交往的产物，意在征服和扩张，是为了寻找一块新的地域或一条通往某地之航线，是为了寻求黄金，追求财富。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意大利诞生。虽出身卑微，但哥伦布从小便立志要当一个航海家，作环球航行。19岁时，哥伦布随兄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定居。当时葡萄牙正试图绕过非洲去印度，但哥伦布认为不必绕过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使可到达印度。然而从他1484年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这个建议开始，到1492年西班牙女王同意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哥伦布花了8年的时间。1492年8月，年已41岁的哥伦布终于获得西班牙女王伊丽莎白的支持，带领120人分乘三只小船离开西班牙，开始向西环球航行。
所以说，哥伦布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西欧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动，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的航海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
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在成宣30年间的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而关键则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封建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大航海的壮举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式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郑和七下西洋简况
项 目 | 出发 时间 | 船只数 | 随行人数 | 到达地点 |
第一次 | 1405年6月 | 62 | 27 800 |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今印度南部）等 |
第二次 | 1407年9月 | 249 | 待考 | 爪哇、古里、柯枝、暹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 |
第三次 | 1409年9月 | 48 | 27 000 | 锡兰、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苏门答腊、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 |
第四次 | 1413年冬 | 待考 | 27 670 | 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非洲东岸麻林（今肯尼亚）、木骨都束、不剌哇等 |
第五次 | 1417年12月 | 待考 | 待考 | 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不剌哇、爪哇、古里 |
第六次 | 1421年春 | 待考 | 待考 | 非洲东海岸 |
第七次 | 1431年闰十二月 | 待考 | 27 550 | 古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等 |
哥伦布四次远航简况
项目 | 时间 | 人数 | 船只数 | 到达地点 |
第一次远航 | 1492年8月～1493年3月 | 88 | 3 | 古巴、海地 |
第二次远航 | 1493年9月～1496年3月 | 1500 | 17 | 波多黎各、牙买加、海地和古巴南岸 |
第三次远航 | 1498年5月～1500年10月 | 300 | 6 | 特立尼达岛和南美大陆的北缘 |
第四次远航 | 1502年3月～1504年11月 | 150 | 4 | 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一带 |
2 、两者身份不同：郑和是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其远航的经费由国家承担。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则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3、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中国当时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西欧处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和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4 、两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当时明王朝仍处于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迟缓，尚无大规模进行海外贸易的迫切需要，当时明统治者“重本抑末”的传统，严禁“私出海”和“私自下番”，限制民间对外贸易，压制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社会需求。西欧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迅速发展，琳琅满目的商品购买，货币地租的交换，使得西欧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不对黄金充满渴求。
5、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双方航海基本情况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 | 哥伦布航海 | |
船只数量 | 200多艘 | 最多一次17艘，最少一次3艘 |
船只大小 | 海船长151.8米，宽61.6米 | 长24.5米，宽6 米 |
携带的货物 | 丝织品、瓷器、茶叶、印花布、铁器等 | 牲畜农具、种子、粮食 |
随行人员的数量 | 规模大、路线长、出海人数最多是达27800人 | 最多一次1000多人 |
航海时间 | 时间早、 1405-1433年 | 1492-1502 |
航海次数 | 时间长、（七次） | （四次） |
6、社会经济体制不同：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对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东方香料与金银尤为诱人。而当时正常的东方贸易,受到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重重限制。打破这种局限，开辟新航路成了历史的必然。
航海探险家作为一种新的，拥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力量应运而生。西欧封建君主因封建领主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其对财富的榨取。而议会又限制了其征税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极力推崇的特点。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
郑和所处的成宣时期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其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比较繁荣，但在重本轻末的政策下，仍以自给自足为主。郑和下西洋的动力在于政治而非经济。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哥伦布航行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业发展迅速，对黄金等东西的需求增大，但是欧洲并没有足够的黄金，而传说中印度是黄金富裕的国家，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地也是印度，他到达美洲也误认为那里是印度，也发现了大量的黄金，以及美洲人对它们并没有敌意，所以才占领那些地方，当作殖民地，使国内有更多的资本。这时的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所以说，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郑和开创的事业没能进行下去,是由于：一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垄断的朝贡贸易主要是围绕“宣德化”，“扬国威”，“柔远人”，“示富”等政治目的进行的，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是明王朝一贯推行的海禁政策。
7、组织形式不同：哥伦布是私人积资的海外探险活动。为筹资远征的资金，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形式的利益结合，哥伦布出航的船只和人员不多，正符合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航海组织目的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 | 哥伦布航海 | |
船队性质 | 皇帝特遣船队 | 私人航海探险队 |
经费来源 | 国库支付 | 王室赞助 |
航海目的 | 宣扬国威 | 寻找黄金和土地 |
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形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主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以权和特权的趋势，这是西方所有权都制度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却仍然是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
东西方航海组织方面和任务对比
内容对象 | 船队性质 | 经费来源 | 航海目的 | 船队成员 | 扮演角色 |
中国方式 | 皇帝特遣船队 | 国库支付 | 宣扬国威 | 官吏、士兵、水手、工匠 | 外交使团 |
西洋方式 | 私人航海探险队 | 股份公司和私人集资为主，王室赞助 | 探险、寻找新土地、黄金和香料 | 冒险家、投机商、水手、工匠 | 殖民者、通商者、海盗 |
8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9、主权意识和领土观念不同：1492年西班牙国王同意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请求时，不仅封他为贵族暨大西洋海军元帅，更准他担任未来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而且这些头衔都将世袭，哥伦布船航行到哪儿，就把政府管辖权划到哪儿，他们每发现一块新的陆地，一座新的岛屿，就给予命名，并划入本国的版图。而郑和航行只为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共享天下太平之福。
10、社会效果不同：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还有让所有人欣喜若狂的黄金，把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重商主义下大开放和海外殖民成为发展主流。哥伦布航行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郑和下西洋是遵循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厚往薄来”，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潮，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朝廷一方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出了南洋，没有走向世界！
11、地位和作用不同：以哥伦布航海为代表的新航路的开辟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郑和下西洋命运的背后更是隐含了中国历史命运兴衰的征兆。
哥伦布们驾驶的是掠夺之舟，郑和统帅的是友谊之舟。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表达明朝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愿望，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虽然也有动武的时候，但一般都是不得已进行武力自卫，最终结果还是言归于好。因此，他所到之处，都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形象。不少地方为他建寺立庙，至今香火不绝。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郑和出使西洋是和平友好的使者，访遍亚洲三十余个国家，为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的巨大作用在于：促成中西文化的汇合，新旧大陆的联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崛起和封建主义世界性的衰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近代文明，同时又使古老文明的东方世界变成落后苦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使印第安人及其灿烂的文明造成空前的浩劫。地理大发现形成东西差异、南北差距的基本格局。以上不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和中国落后的根源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因。
12、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事件中，各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同：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奉帝王之命，意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达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境界。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活动，无论军事、贸易、外交等等，都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明朝既不求海外殖民地，更不求通过贸易而获利，不是不能，而是志不在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的航海更多的只是一种仪式，一种符号象征罢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殖民者之航海探险受到了王室的极大支持。1492年西班牙国王同意哥伦布的航海探险请求时，不仅封他为贵族暨大西洋海军元帅，更准他担任未来所发现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而且这些头衔都将世袭。此外，新发现土地上产品的10%归他所有；他也能参与新土地上所有的商业活动，投资和利润占总额的1/8。同样，1519年麦哲伦航海探险计划开始实施时，西班牙国王也答应从新发现的领土中，拨出1/20赏给麦哲伦，并允许他们参与未来的土地开发。因此，远航探险不仅可以带来荣誉，更可以致富。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和掠夺黄金财富的远征，使欧洲航海探险从一开始就注重每一次新发现的信息发布与记录，他们每发现一块新的陆地，一座新的岛屿，就给予命名，并划入本国的版图。毫无疑问，明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并不存在“互通有无”、“开垦疆域”的宏大意识，思维深处积淀的以农为本的政策取向，不可能生发出近世欧洲的“重商主义”模式。而这种封闭自锁、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根本不是以拓展贸易、攫取资源为重心的商品经济对手。虽然郑和的船队，无论数量、质量、技术、吨位等装备各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一流，但它并没有取得与世界一流相称的回报，扬威宣德的结果，是对经济利益的极端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这也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败与没落。政府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预算约束的严厉程度不同，这在郑和与哥伦布的对照中就已有鲜明的体现。郑和的船队，仅第一次航海就有2.7万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200余艘。郑和的宝船更是庞大无比，长约132米，宽约54米，吃水深度8米。最大排水量约1.48万吨，载重量约在7千吨左右。宝船有“九道桅”，“能张十二帆”，真是舳舻相继，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而哥伦布的所谓船队，不过3艘船，最大的船不过25米长，船员90多人。即使后来者麦哲伦1519年从西班牙西南起航的船队，总共也仅5艘破旧的三桅船，吨位很小，船员共265人，根本没法和郑和的舰队相提并论。 这样类似的对比，中国人往往容易陶醉于民族自豪感，震撼于郑和的壮举和船队的威武雄壮，但人们忽视了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郑和的船队固然比哥伦布的大而且先进，但其付出的成本更高。哥伦布简陋的船队居然能够发现“新大陆”，进而殖民、开发巨大资源，而富丽堂皇的郑和船队仅能握手示好，挣了个脸面而已。这当中的距离，岂是船队大小可以比拟的！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源，是政府在航海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明成祖朱棣虽比太祖朱元璋开明，但其主导性思维仍没超越小农经济意识，而儒家规范又极大地泯灭了人的进攻性、冒险精神和成功欲望，使得郑和的航海成了另类的明朝宣传版。反观哥伦布的航行，从他开始提出航海建议到获得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赞助，其间经过无数次争辩、修改计划，前后花了8年光阴，可见航海主张得到统治者支持之不易。西班牙统治者的赞助，是经过了风险收益分析的考量，而中国皇帝一声令下，高兴了就航海，不高兴就闭关，丝毫没有关注航海的经济效应。
经济利益是任何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先导。郑和下西洋给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庞大叙事，但他们子孙的却必须努力学习哥伦布们的语言和技术。比较郑和与哥伦布的案例，我们不难体会：当政府的行为具有国家利益眼光，符合经济学原则之时，贸易给人们带来的才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这样的贸易也才是人们所希冀的理想交易。
因为中国当时是封建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在中国产生，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决定郑和下西洋不具有扩张性；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郑和下西洋晚了半世纪，那时欧洲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产生，它对原料和商品市场的追求必以全世界为经济舞台。
13、科学水平的不同：前面的比较可以说是在“硬件”方面的比较，这方面哥伦布输给了郑和，但从二人的科学知识这个“软件”来比较，则郑和与哥伦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郑和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天圆地方”，郑和压根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个起码的科学知识，在“天圆地方”的认识指导下，郑和深信“越走越远”。指导哥伦布航海的是《世界图志》和意大利学者托斯卡的“地圆学说”，哥伦布深信地球是圆的，并草拟了从欧洲到东方地航海计划图，他深信一直向西走定能回到出发点。当然，这不能怪郑和无知，在明朝以前的中国人还没有接触到现代地理学知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时，郑和已经作古。科学知识的差距是导致郑和没能作出地理大发现的最根本原因。科学是对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技术则是属于应用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几乎是交了白卷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架构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明朝以后才开始衰落），实际上是个伪问题。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确曾领先过西方，但在科学方面何曾领先过？中国的确发明了指南针，但何曾有过向电磁学方面发展的迹象？在三国时代，曹冲就十分聪明地利用浮力定律称出了大象地重量，但曹冲何曾与浮力定律接近过?而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中国曾发明了火药，但何曾有现代化学理论诞生的迹象？西方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欧机里德几何学》和地圆学说，而中国只是在近代才由利玛窦、徐光启、李善兰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而且直到慈禧太后时代中国人才知道地球原来并不是方的。几千年来，我们只是抱着《墨子》的只言片语和《几何原本》在赛跑。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几何原本》和地圆学说的民族曾经是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民族。科学知识的差距必然导致郑和与哥伦布航海结果的迥然不同，也必然是东西方的一切差异的根本所在。
14、航海史方面的不同：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经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哥伦布的航海远不及郑和阔气，其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庞大。但从航海结果来看，哥伦布作出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成就，哥伦布之后西方航海大家辈出，环球旅行此起彼伏。而郑和却没有，仅此一点，哥伦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郑和，至今人们说起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无不敬佩之至，哥伦布在现代地理学及航海学的地位无可争议。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位航海大家出现，明朝统治者注重了政治方面的影响；注重了政治、外交，而忽视了经济，由于郑和下西洋以国库的巨大开支作为代价，注定了下西洋的活动不能持久。因此，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人闭关禁海，彻底关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海上探索嘎然停止了。“历史通过郑和下西洋向中国提供了重要发展机会，然而中国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郑和下西洋成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千古绝唱”，可见，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对外政策从积极发展对外商贸往来到厉行海禁、闭关锁国，中国从自信开放逐步走向了封闭保守。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潮流，日见落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从一个繁荣强大的封建大国沦为列强争相侵略、掠夺的落后贫穷的半殖民地国家，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
无论个人或集体、国家，要取得进步：都必须有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历史遗憾，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有可能弥补这个缺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