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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2、3):经方大师胡希恕、治癌高手许振寰
2017-05-03  武医同修
在跟随刘老攻读中医经典著作期间,198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
记得父亲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
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智昏迷、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
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五次,开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
后来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父亲准备了两瓶茅台酒让我送给胡老。老人家那会儿住在东直门医院宿舍——一个小两居室,采光也不太好。
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大约3点半的时间,估计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携礼登门致谢。胡老连连摆手说:你父亲就是太客气,没这个必要嘛!我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还请胡老笑纳。
落座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
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
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
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
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辗转腾挪,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具备。
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
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了。
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日本产的松下“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
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直到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
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已近85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
试举一例(一般读者可绕开此段比较专业的文字):
伤寒论第31条经文: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译成白话就是:感冒出现的表证,如果出现脖颈后背发僵不舒展,加上没有汗怕风的症状,用葛根汤治疗。
就这17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名汤?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几几”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像;
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述。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
总之,张仲景这17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几几”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
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
一部《伤寒论》398条,基本上条条如此,老人家就是这样讲。
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早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后担任哈尔滨市电力公司会计股股长,市政局公署营业股股长。还在辽宁省立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师。日本侵略中国,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解放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
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总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给了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
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
在他病逝十五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独特又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大大震撼着中医界。
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古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作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作注解者,不下500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看,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泼的《伤寒论》变得扑簌迷离,雾障重重。
一批居学术高位拿着丰厚俸禄的研究者,为功名著书立说,抄来抄去,陈陈相因,使《伤寒论》脱离临床束之高阁,被一些有条件捞取学术头衔的人当成抢眼的“冷饭”,而翻来覆去地炒。乃至大多数临床医生竟不知也不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言之何物?!
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杂病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
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造势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外,也凸显出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过人的才华。他对《伤寒杂病论》的深透领悟,并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
比如中医的脉学,自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朝李时珍父子《频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惟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没有学院派的某些陈腐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而鹤立鸡群。有学者甚至评价为:胡希恕先生是继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之后200年来,又一位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伤寒界经方大家。
如果说刘老在学术上使他的学生脱俗变质、由石变玉的话,那么胡老则是把这玉雕琢成器。两位中国现代的伤寒大家是我终生缅怀的恩师!
1990年的一个冬夜,在去往东北长春的列车上,硬卧上的我辗转难眠。我此行的目的是去拜一位高人——老中医许振寰先生。
许老的背景颇有些“奇特”:早在五十年代,父亲在北京东四十条某处开办了一所针灸学校,先后办了八期针灸传习班,约800名学员接受过中医和针灸的学习训练。
许振寰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他古书底子较好,解放前给一家资本家当管家,理财经营是一把好手。尽管当时他已经40岁,按学医的年龄说是太晚了,可他很用功也很有心,很快博得父亲的赏识,用他的话讲:经常和恩师同桌共饮,把酒吟诗。他中医的背功不行,但悟性好,加上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故而学的很快。
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即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成立后,父亲被卫生部调任组建针灸教研组。数年后,经父亲介绍,许先生以正式参加工作的名义来到中医学院。可没过两个月,他提出辞退,理由是工资低而且受约束。他要干个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换个人这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位置,可他居然“目光短浅”地坚辞不就了。你说怪不怪?!父亲讲:我看你是个人才才举荐你,唉!想回就回去吧。
回东北时也是这冬天,父亲见他穿得单薄,把自己的棉裤脱下来让他穿上,并给他买了火车票。许老提起这一段,无不感慨地说: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
从此他甘愿流落民间,但他学医、行医、钻研中医一直没有断。
他研究肝病、肾病、肿瘤,数十年如一日。使用的方法既传统又独特。他深通佛道,强调“内功”,长期修炼打坐,对道家典籍《周易参同契》、《伍柳仙踪》等顶礼膜拜,那真是焚香盥手,恭敬地展阅。并能动地把对道家的悟性运用于中医临床,不论诊脉、开方、用药,都离不开道家性命双修的影响——这就从出发点上与教材出身的所谓“正规中医”明显区别开来。
关键还是临床疗效:我几次去长春观摩协助他临证,客观讲,在我所见到的治疗乙肝、肝硬化、肝腹水、肝癌、肾病、白血病、肺癌等老中医有效验案中,许老的疗效是最好的。他的治疗肝癌研制的成药曾获得过卫生部级鉴定,他的研究成果曾在国家级《中医杂志》上发表。
我90年去长春学习许老宝贵的临床经验时,他已经70多岁了,不论年龄还是医术都堪为我师。可他总以师兄弟与我相称,我说父亲病逝前在他神识清楚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可以拜振寰为师,他行。许老听后很感动,说:我与恩师是知遇的师徒。恩师把你托付给我,我当尽义尽责。记住:要立志,真才空空,傲气盈盈是不行的。
就这样,我拜了第三位老师——许振寰老中医。
我先后三次去长春许老师处,每次一般三个月。白天帮他抄方看病,晚上听他“讲课”,他很保守,用药很少讲他的思路,而且具体什么药我并不清楚,因为他的儿子专管药,我看到的药已是药物混合后制出的粉剂了。许师有时喝点酒高兴了,泄露两句,你一追问,他又不说了。于是让我产生很大的神秘感与好奇心。
老师志向高远,算是“久有凌云之志”吧。1991年12月,吉林省抗癌协会为其举办了一次“许振寰老中医治癌疗效研讨会”,邀请省医大一、二、三院的专家教授参加,并由一部分癌症患者现身说法。按照会议程序,必不可少的要有一篇许老的学术报告。
这下可难住了老先生,他不想具体谈他的学术,拿出真实的方案。他让我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说:老师,参加研讨会的都是专家学者,不是白吃饭的,你的学术报告是什么水平?是虚是实?一听便可判断。
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好办。文章怎么组织是我的事,但您要给我一个真实的组方思路,具体药味您可以保留,也不便告诉我,但思路要给我,否则这报告就没法子写。采用教材《方剂学》的思路,不用说专家们听着乏味,就是您老自己念着,不觉得言不由衷么?我觉得给人家一个您许老独特的治癌学术思想,又不涉及具体药物,人家听着颇有新意,但又学不到具体东西。这个火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
老人家听了频频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多了。
于是他终于开口说思路了,我迅速笔记。他一看我记录,潜意识里又不想说了。
我说:老师,后天就开会了,您至少得给我一天时间写论文吧?我知道您的顾虑,密不外传。这样吧,明天论文写完,我就把今天晚上的记录交给您销毁。好不好?
他这才又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下午,我把写好的学术报告初稿先读给许老师,我将他的学术归纳出“治癌六大生新之法”,密切联系中医的气血理论并引证《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见首不见尾地参以道家养生学说。许老听后喜上眉梢,太好了!正合吾意。
于是马上打印200份以备分发给与会者们。
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老师像众星捧月样地坐在前排正中,与省抗癌协会的领导、众多专家教授、还有部分疗效不错的患者合影留念,甚至健康报发文作了报道。会后的宴会上,老师还与几位教授单独合影,场面激动。有人拿着老师的报告,欲“进一步请教”,许老看着我说:让我北京的门徒给您解答吧。
某日上午忙完门诊后,许老突然给我一个处方,说要我交给他的儿子配药。我是又惊又喜,他终于对我不保密了。
可接过“处方”一看,我傻了——上面完全用“代号”替代了药味:父16 母14 阳春12 交泰16 三象10 少火9 ...... 他儿子不懂医,却完全懂得这代号的具体药物所指。我心里很失落,但表面上很平静,他仍在考验我。
自上次研讨会后,许老师独到的治癌学术思想引起了省中医药研究院的注意,于是许老与院方签订协议,共同开发治疗肿瘤的新药,这一研发过程的主要环节我都参加了。经过药理、药效、毒理、动物实验,以及后来的分组对照临床观察,五年下来,终于走到了以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名义报请卫生部新药审评办公室(简称药审办)。
1996年夏,在北京商务会馆七楼的大会议室里,由卫生部组织的来自全国19个高等医药院校的21名专家,就治疗肝癌新药——青龙丸召开论证会。许老因年事已高,委托我参加会议。整个会议40分钟,前20分钟由省研究院的两位副研究员用幻灯片展示研究实验过程与结果,并做了说明;后20分钟由我代表老师作了方案的解说,并针对各位专家的提问作了答辩。
最后的评审结果是:通过。
也许正应了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许老师后来真是很喜欢我,给我讲了不少他的独到的见解,我非常受益。他最大的特点,我体会就是将道家任督二脉小周天的学说,活化于中医的辨证论治中,而且有着他独特的理论体系。他对肿瘤的认识异常深刻,曾秘撰《癌症研精真源大论九章》、《佛教医药与禅功之学术研究》等。在我所见到的老中医及其有关治疗肿瘤的医论验案中,还没有谁能超过他。包括他的用药,如果你用《中药学》教材的功能主治,来对应他的方案,简直就是天书,根本无法理解。可是验之临床,疗效惊人。
记得我母亲晚年心衰,动辄哮喘痰咳,我曾开过几次汤药,吃了就好转,但过一段又反复——似乎今天的中医都早已习惯了这种“疗效”。后来我通过长途电话向老师请教,他开了一个仅有6味药的小药方,要我剂量比例不能变,加上一种有别于常规的煎服法,92岁高龄的母亲服药五天,症状全部消失,从此数年之后直至97岁病逝,哮喘痰咳就再没犯过。
许师真是神了!这使我感受到古人说的,什么叫“用药出神入化”,什么叫“药中肯綮,效若桴鼓”!
许老先生90寿终,是距他的生日还差四天病逝的。
据儿女讲,到死他老都十分明白,不肯闭眼,只见嘴在蠕动,发不出声音——他是有话要说...... 我此前寄去的寿礼,唉!终未能赶上。
记得逝世前两个月,身在英国的我打越洋电话给老师,对方声音已经断续微弱,但仍是志在千里:我中华文化......中华医学一定......能够攻克......残酷威胁人类的肿瘤。...... 治病先正人,做到:心贵纯正,......学贵精纯,......理贵深透,......文贵纯朴。张仲景做到了,孙思邈做到了。......汝能识否?
我感慨动容,唏嘘不已。
回忆我的三位老师,联想我走过的30余年的中医之路,我感到,中医是一门既吃功夫又强调悟性的学问。
历代讲究传道之人。有些 “不传之秘”,非不传也,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
如果是,你必能于经典著作的无字处悟出真谛,进而发现“有”,更上层楼。精华的东西是不会直白地写出来的,必须有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过程,这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寻找而没有结果。
那“蓦然回首”者已属少数,真正找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下功夫的人多,出成就的人少,而有大建树的医家更是凤毛麟角。
何以如此?悟性修炼使然。缺乏圆通妙澈之智,欲臻化境,诚为难矣!
古人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于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今天的中医状况有没有这种倾向呢?可以思考......
我的三位恩师:
刘渡舟先生、胡希恕先生、许振寰先生千古!
【作者:单志华。其父是鼎鼎大名的单玉堂,著有《伤寒论针灸配穴选注》,该书有刘渡舟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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