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王朝中期以后的政局发展形势来看，外戚和宦官两大左右东汉朝政的势力一直存在，并且这两大势力也是导致东汉皇权专制程度不断下降的罪魁祸首。从外戚和宦官在当时表现来看，外戚对于皇权的依附性比较弱，但是这个群体是凭借着其尊贵的皇亲国戚的身份逐渐上位的，并且外戚会随着东汉中后期皇位更迭的频繁而在不断变动。
从和帝即位之后的窦太后专擅朝政，到桓帝时期五宦官发动政变剿灭梁氏外戚势力谓之，其间先后有窦氏、邓氏、阎氏、梁氏成为当时东汉统治集团当中最有权势的外戚势力，他们全部凭借本姓太后上位，尤其是梁氏外戚统治时期，梁冀作为当时最专横跋扈之人，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东汉时期的外戚势专擅国政的现象也在梁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皇权的衰落
宦官势力作为东汉政局斗争中又一大群体，他们起初受制于外戚和皇权，但是随着外戚势力的膨胀以及皇权势力的衰落，宦官作为当时皇帝想要重塑皇权的主要依靠着逐渐在东汉复杂混乱的政坛中崛起。和帝时期，以郑众为首的宦官在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剿灭窦氏外戚的政变，开始受到皇帝的重用，并且迅速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外戚势力争权的力量。
《后汉书》载："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就此并立与东汉后期的朝堂之上，皇权只能在两者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甚至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宦官和外戚这两大依靠皇权发家的东汉政治毒瘤，严重阻碍了当时东汉广大学生和官员的上进之路，他们扶持党羽，收受贿赂，将东汉官场弄得乌烟瘴气，由此东汉后期开始了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权的政治斗争。
有识之士商议政局
外戚和宦官在东汉王朝中后期轮流掌握朝政，甚至在安帝时期出现了合作分掌朝政的局面，两大势力的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将皇帝以及东汉朝堂上的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只是一味地想要满足自己无限贪婪的政治欲望，通过自己的政治特权来为自己和自己的势力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外戚通过崇高的地位直接将本姓家族人员全部安插进了东汉官僚集团内部，甚至有的直接进入了决策机构和军事部门。
《后汉书》载："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
宦官也凭借自己与皇帝频繁接触的独特优势，不断通过控制皇帝来对东汉王朝的官员发布诏令，用自己的意愿来处理朝政，试想整个东汉王朝的国家大事由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宦官来处理，东汉今后的走向又怎么会柳暗花明呢？从和帝开始，东汉的政局就没有出现过稳定发展的局面。
地方名士
东汉政局变得日益黑暗，使得众多官员早就没有了当初为官为国、为家、为人民的抱负，那种儒家治国思想理念顷刻间也被这种混乱的党争所覆盖。整个朝廷不是外戚通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营扶持起来的党羽，就是那些对宦官势力进行巨额行贿巴结的腐朽官吏。这些外戚和宦官势力为了保证自己对于东汉朝政的稳定控制，自然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扶持自己需要的势力。
而那些清正廉明的官员由于对于宦官和外戚势力垄断官员上进之路和日益严重的党争的作法十分不满，因此长期得不到重用。那些深受儒学治国教育的太学生也认为这些外戚和宦官势力将东汉政局搅得天昏地暗，由此双方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政的局面。
太学生受教
面对外戚和宦官是势力日益嚣张跋扈的表现，不少东汉的官员都已经在他们的强大政治势力打压下屈服，并且对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也只能默不作声。因此在开始反对外戚和宦官势力专权的斗争中只有少数的开明官员，这些官员一般都是中央统治集团有一定资历和官职的人，像和帝时期的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他们都是当时东汉王朝中具有一定威望的老官。
袁安和任隗所处的时代正是窦氏外戚专权、祸乱朝纲时期，在此之前东汉还未出现过外戚专政的局面，因此二人对此现象非常反感。当时的窦氏家族可谓如日中天、嚣张跋扈，袁安、任隗暗自商议决定打压窦氏家族的嚣张气焰，直接罢免的当时地方州县窦氏官员将近40余人。
《后汉书》载"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陈蕃
邓氏外戚掌权之时，邓太后为了稳住自己独揽朝政和邓氏家族的利益，主张非常当时已经能够亲政的和帝长子，这件事得到了时任司空周章的坚决反对。周章在晚上和一些开明官员商议发动政变，不料事情败露，周章被迫自杀。面对这些朝廷上大官员的反对，外戚和宦官可以说毫不手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特权和统治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阎氏外戚掌权时，和当时的宦官群体共掌朝政，时任太尉杨震向当朝皇帝安帝上书认为阎氏和宦官祸乱朝纲，并且细数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谁知道这份奏疏根本就没有传到安帝面前，直接被宦官截获交给了阎太后，杨震被杀。公元142年，时任监察侍御史的张纲来到地方监管政务，直接向外戚和宦官安排在地方的党羽杜桥等人发起挑战，并严厉惩罚了他们，消息传到中央，整个朝堂为之震动。
"党人"被捕
从东汉官员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初期阶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反对的一方势力并不是很强大，一般都只有寥寥几位官员，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外戚和宦官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在不断上升，直接将几乎整个东汉朝堂官员控制住，所以大多数官员默不作声。
但是我想也可能有另一方面原因，那就是但是这种外戚和宦官势力虽然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可能他们的影响还尚未对整个东汉政局，由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局造成明显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直到桓灵二帝在位时期，梁冀的跋扈和宦官五侯的专政才达到高潮，此时的东汉太学生和官员也才出现了反对外戚和宦官政治斗争的高潮—党锢之祸。
李膺
桓帝在位之时，正是梁氏外戚专掌朝政时期，当时以梁冀为首的梁氏在整个东汉政局中垄断了所有的决策和官员任命的权力。之后的梁氏虽然在宦官发动的政变下被消灭，但是桓帝后期又步入了宦官五侯的专权时期。此时东汉也出现了大量的太学生和众多对于政局极度不满渴望恢复清明的官员，他们通过自己的议论和上书，不断发对宦官专权，由此出现了一股影响力极大的士人群体。
这个群体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士人群体，他们不断抨击宦官和外戚专政现象，尤其是李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却保持着一颗为官清明之心，受到当时太学生和有识官员的敬仰。公元166年，宦官处于对李膺这种实力的惧怕，并怂恿桓帝将他们逮捕，放归田野，永不叙用。公元167年，灵帝时期，窦氏外戚重掌朝政，启用李膺等党人反抗宦官势力，但事情败露，窦武被杀。公元169年，宦官发动第二次党锢之祸，此时涉及到的党人多达数千人，直到黄巾起义之后才被赦免。
《后汉书》载："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蔡伦专权
东汉王朝中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处于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的交替控制或者联合控制当中，这种现象一方说明了皇权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东汉封建地主势力在不断发展壮大。外戚势力凭借其皇亲国戚的身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兼并土地，成了集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于一身的组织。
宦官势力虽然并没有像外戚势力那样明目张胆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但是他们能够在深宫当中掌握国家的一切动向，尤其是对于决策权力的掌握，凸显了宦官势力在东汉政局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外戚和宦官势力对于东汉朝政的影响是极具消极意义的，他们将整个统治集团成员几乎都变成自己的党羽势力。正常的封建统治已经无法继续，当时所有官员的严重只有权位之争，他们不停地巴结、贿赂外戚和宦官，想为自己的官宦生涯铺平道路，一系列毫无处政能力的平庸之人竟然成为了朝廷命官。
当时地方的封建大地主有着深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只是大手一挥便能够获得达官显贵，并且在当官的同时继续搜刮民间财富，将自己之前的投入通过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再次弥补回来。广大太学生和清明官员长时间得不到晋升之路，并且对这种乌烟瘴气的官场十分憎恶，自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当时政局的两大毒瘤，宦官和外戚。随着党锢之祸的结束，东汉王朝也步入了灭亡的道路之中。
参考文献：《后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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