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日本人的切腹，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并被浓缩成历史经典和人生教义、并改变成歌舞伎出演了几百年的《忠臣藏》——说的是发生在1702年前后47名义士集体切腹自杀的真人真事，史称“赤穗复仇事件”。
当时有赤穗藩（现属兵库县）领主叫浅野内匠头，奉幕府之命担任接待上司的差使。担任这差使的人，须向幕府高官吉良上野请示有关接待细节。而浅野为人耿直，请示时竟只送薄礼，于是吉良不悦并处处与他为难，还当众羞辱他。浅野实在忍无可忍，欲拔剑杀了他。但为周围同僚所阻，只在吉良的额上划了一道伤痕。事发之后，幕府以浅野在殿上行凶为名，勒令其切腹自杀，浅野不得不遵命。他死后，其手下的三百多名武士便成了浪人。浅野有一位忠实的家臣叫大石，决心为主子雪耻。
他从浪人中挑选47名对主子最忠诚者，以血为誓。他们整日佯装成酒鬼，以慢敌心。但吉良方面亦虑及赤穗浪士可能前来报复，所以也日夜防范，不得有慢。但还是在一个大雪之夜（1701年12月14日），浪人们潜入吉良野的府宅杀了他，并把他的头颅和染过血的刀供奉在浅野的墓前。47义士杀死吉良为主报仇，虽符合忠义之道，但终为幕府所不容，遂令47人一律切腹自杀以赐体面一死。47义士也不抗争、不逃逸，集体来到浅野的墓地，归顺地遵令切开各自的腹部。
冷静地想想，这是何等地浪费生命的事啊！这是何等地不明之举啊！但多少年来，日本人一直喜爱这个故事，尊崇这47义士。这又暗含了多少心绪于其中呢？
在日本人看来，47义士切腹之死固然有其为忠诚、为责任、为义气豪迈去死的一面，但是不是还有一种美，一种仪式，一种装饰和生的完成、死的化妆呢？既然47义士能轰轰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报仇，那当然也能轰轰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死。生命之美不但在其生，更在乎其像樱花般的轰轰烈烈地凋零。这是不是就是《忠臣藏》故事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所在呢？要不然在多少年前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为什么还收录了这则故事呢？要不然日本人调动一切艺术样式来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呢?要不然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来到泉岳寺墓地，人们留下来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围一片雪白呢？要不然，日本人还在12月14日这天模仿47义士的最后晚餐，一家团聚在一起吃荞麦面呢？这仅仅是宣扬愚忠宣扬复仇叫人们舍弃青春，践踏生命去死吗？显然又不是。看来，日本人还是想在国民中宣扬和渗透这么一种生死观：人，都可以美丽地去死。生的美学是在对死的美学领悟之后。应该说，这对后世的日本人的生死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所要表明的就是：人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死亡之外，除了乱箭射死乱枪打死或突发天灾人祸的非正常死亡之外，还有这么一种样式化和艺术化的壮绝死。通常，切腹的场所，或在花前，或在树下，或在河边，远眺群山，近拥庭院，寂静肃穆。而切腹者一般身束全身雪白的死装，解下束发正襟危座，敞开腹部。在切腹之前，当事人都要写一些“辞世之句”，可以是和歌，可以是俳句，以表临死之际也不乱寸心，更不乱情性人格。如上面所述的浅野内匠头，在切腹之前就写下了优雅的诗句：风吹落了盛开的樱花/但自然之美依旧存在。然后举刀切腹。介错人再飞刀砍进头颅，顿时血涌如潮，命归黄泉。优雅与残酷，在这一瞬间所显现出的如此强烈的反差之美，足给人以震撼之力和永志不忘性。
切腹的这种循“礼”之死所带来的壮绝之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武将以死时来讨个说法、不枉一世清名的心理。因此他们的切腹自杀率相当高。如多少年前看描述二次大战末期日美军决死一战的录像片《冲绳决战》。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到后来，日军是整团整师地阵亡，但他们就是宁死不降。一些海军和陆军的高官们，趁激战的空隙，在樱花树下铺上毛布，盘腿而座，解开军服，露出白衣，横刀而刺。周围站着的士兵看着自己的长官含笑地倒在血泊中。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们也纷纷效法，切腹而死。等美军冲上来，上百名日军已经死亡。每个人的腹部都被拉开，血流成河。这是冲绳决战中最悲烈、最壮观的一幕。这里，暴力崇拜也好，自虐也好，但其表现出来的悲壮之美，其震撼力不可小视。荷兰学者布鲁玛把日本人的这一行为称为“艺术化的自我虐待”。
日本人这种宁可“玉碎”的集体的“艺术化的自我虐待”，使得美国人都不明白：战到这个地步，就军人的立场而言，已虽败犹荣了，投降可保全性命，为何不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曾经为此很认真地召集学者研究日军切腹不降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这些研究后来也就变成了《菊与刀》等名著，留传了下来。
不但日本武将如此，日本文人也有以切腹为美的。如创立茶道的文化名人千利休，在70岁那年，就以切腹结束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这位把普通的喝茶提升为一种有审美价值（“空寂”）的神圣仪式的文人，也以切腹的神圣仪式了断了自己。虽然是被丰臣秀吉赐死的（被赐死原因有好几个版本，不过侍君如侍虎可能是正解），但在切腹前，千利休安然坐于茶室里，以平常心，闭目静听沸水之声，发出最后的辞世诗：白日青天怒雷走。听着茶壶里烧沸的水声，利休坐在草席上。为了便于切腹，调整了坐姿，并对介错人说：还请稍等一下。没了力气，我会举手的。说完，便用短刀刺向腹部。第一回没有插到深部，便拔出短刀，再次刺向同一部位。这回切开了腹部，取出内脏，自在地挂在茶壶的钩子上，再回坐在榻榻米上。这一瞬间，介错人挥刀砍下了首级。四十多岁时嫁给利休的妻子宗恩，有“恋妻”之称，是她守望着最后时刻的利休，并跨过利休的“血海”，用丝绸白小袖，无言地覆盖自己的丈夫，一具没有头颅的遗骸。
（“赤穗义士祭”真实再现了当年赤穗浪士的情形。）
【从切腹中繁衍出两种文化内涵】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如同乌江自刎的项羽，如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杀行为常常是壮烈的、悲怆的、美丽的、也是令人怀念的。切腹自从有了这样美丽的效应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并将其政治化，将其作为上司对下属惩罚的“刑罚”，倒也堪称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绝。这一做法开创于德川幕府时代。
老奸巨滑的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觉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仪式，用来叫有荣誉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因为名誉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因此切腹也是属于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给你体面的死（赐死），作为下属的还能说什么呢？哪怕心里不服，但基于上司还能给面子，便也毅然绝然了。
如“赤穗复仇事件”中的47义士就有被上司的权谋暗算的嫌疑。如果不让47义士自杀而是用行刑队加以杀害，其结局将会如何？47义士是否会乖乖受命？是否会拼死一搏？而如今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尊严的死，照样也能起到处罚的作用，何不为之呢？幕府官僚们就这样轻巧地将对死当哭转换成了对死当歌。这样，切腹又成了一种宫廷权术，一种整人的计谋。这种政治的肮脏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险恶性，在日本每一时代的切腹自杀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日本人从仪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两种文化精神内涵：即壮绝美和权谋术。这两种内涵经巧妙的结合，“以死谢罪”的观念和意识便喷薄而出了。
以死来谢什么“罪”呢？谢自己无能为力的“罪”？谢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谢自己没有把公司经营好，应该向员工负责的“罪”？如此等等。这些“罪”从非日本文化圈来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则实实在在地视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杀，特别是多名人多责任者自杀就成了一道“风景线”。
问题在于再不管怎么说，自杀总不是人人想为的事。青春不再，生命不复。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与理念再强的日本人，他们也并不是想象中的视个体生命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况味之”的生命警言。那么，问题的逻辑是：你要免于以死谢罪的自杀，你就必须认真负责地一丝不苟地干每一件事情。这样，就引出了认真和负责的概念。被视为世界上最认真的日本民族，其认真精神的由来竟与动辄切腹自杀有关。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在逻辑上能说通：一个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败如果失策就会去死，那么做事怎会马虎，怎能不负责任？当然，中国古训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说，事情做坏了大可重新来过，何必自杀？但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为了一次几次的失败与失策就死，是否值得？这不是思考的重点。重点在于，因为失败失策就必须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欢轻生，而是视责任重于生命。知耻近乎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课题。
但是问题仍然有另外一面。由于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过分强调并刻意追求切腹样式的“瞬间美”，于是在善恶，是非，好坏等判断上，陷入了价值虚无的怪圈：这人哪怕是坏人，但只要死的具有悲壮美的效应，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谅解。如果他是冷静地按照礼仪完成切腹，他仍然被当作英雄来崇拜。于是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有坏人出现，很少有民族败类的说法。如47义士的复仇事件，如从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是47义士犯罪在先（为主子报仇，他们合谋共篡，取了吉良的首级）。但是事后由于47义士死得壮绝，在民众的心中就成了世代传咏的英雄。这种以审美标准而不以伦理标准来判断善恶，是日本人思维的一大特点。由于没有绝对的善恶观念，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向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种“拥抱失败”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么自在。因为他们是从美意识出发来审视问题的。因此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是没有卖国贼、叛徒，更没有侵略者的说法。如在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公园里，就有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还要在塑像前载歌载舞。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切腹与耻感与义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与切腹这个行为本身所涉及到的耻感文化、义理文化、世间文化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有关。耻感文化的极致，义理文化的极致，世间文化的极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堂堂登场的主要原因？
相对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这是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这里，老话题新论的是，因为是罪感文化，所以调律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为是耻感文化，调律日本人生死的是耻。西方人以神为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以他人为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绝对的价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间起誓，因而具有相对的价值。绝对的价值导致绝对的信仰，相对的价值导致相对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趋于相对，义理和耻辱也就处于以他人为视界的相对性中。所以在“义理”的卵翼下，潜藏着各种诡辩、借口和伪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耻辱，受到了来自义理方面的挑战，唯一能做出反应的就是报复。这个报复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于挑战义理，耻辱对方的他者。但同时这个报复对象也可以转向自己。也就是说，当这个报复对象不易被报复，或者当这个报复对象逃过了数次的报复机会，那么，日本人就会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结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决问题的最后法宝。而且，将自己结束得越痛苦，越礼仪，报复得力量也就越大，同时也就将对方杀死在观念之中。
比如在切腹中掏出肚肠，就表示一种“无念”和“遗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后代会记住这个“无念”和“遗恨”，并有实施报复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切腹者的对立面来说，“无念”和“遗恨”将化为怨灵作崇。也就是说，切腹者的对立面将一辈子活在恐惧中。这样来看，没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现这种报复了。因为是在报复对方，所以，切腹者极端的冷静与态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种做作了，不是在演戏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抵罪、洗耻、悔过、赎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罚。
报复，在日本语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这“仇讨”与日本人的“初梦”（过新年做的第一个梦）有关，倒是令人惊讶的。在日本过新年做梦，被认为最好，最吉利的梦是什么？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鹰，第三是茄子。而这三大初梦的解释与日本历史上三大复仇事件有关。这三大复仇就是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元禄赤穗复仇事件，伊贺越复仇事件。
第一个富士山，讲镰仓时期曾我兄弟终于实现了等待已久的复仇愿望，在源赖朝富士狩猎的时候，替父报仇杀了工藤祐经。歌舞伎就将它作为题材，每年要在日本要上演一个月。 第二个鹰，讲47赤穗浪士为主君浅野匠头复仇，杀了吉良上野介。鹰则是忠臣藏浅野匠头的家纹。第三个茄子，讲江户时代的伊贺国上野越，渡边数马为了替弟弟报仇，借助荒木又右卫门的力量，杀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则是渡边数马的家纹。过年的初梦就不忘复仇，而复仇的结果一般就是切腹。这样，初梦—复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行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当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在日本并没有减弱。也就是说，不去杀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当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日本人说，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根据事由给予原谅。但对于嘲笑，就毫无加以原谅的余地。对嘲笑，诽谤唯一可行的反应就是报复。新渡户稻造早在1910年撰写著作说，在复仇中有某种满足我们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同我们的数学技能一样严密，在方程式的两边都求出之前，我们不能摆脱一种没有什么余下未做的感觉。
还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画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访他最为信任的传教士，说想去美国。而那位传教士则大叫：什么，你也想去美国。这位画家感到受到了某大的嘲笑。没说一声再见，回头就走了。事后这位画家写文章说：请让我给两个词作出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的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
义理可以是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但同时也可以意味着当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时，突然对主君产生极度的憎恨。这就是所谓的“受辱人的谋反”。有一个德川第一代将军的传说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经骂他是“一个将被刺在喉咙的鱼刺鲠死的家伙”。这也就是说不得好死。这当然是个嘲笑是侮辱。这个家臣忍无可忍，发誓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家康新定江户为首都，敌人尚未彻底肃清。这个家臣向敌方的诸侯表示，愿意从内部放火烧毁江户。这样他就可以尽到“义理”，实现对家康的报复。所以义理并非仅仅限于忠诚，在某种场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挨打人的反叛与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剩下的就是选择方式的问题】
切腹作为一种自杀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不会成为主流了。全面的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支撑切腹文化的耻感和义理，以及“当头喝棒”、“身心脱落”的禅学思想，还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这正如日本核物理学家石田英一郎说过：“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变化就像核性格一样，需要几万年的时间。”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最极端的行为还是自杀。他们的信条是，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复名誉。新年那天无力还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件引咎自杀的官员，以双双自杀来了结无望的恋爱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员，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试不及格的少女等，他们都将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无从逃脱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死。这是选择的方式问题。所以切腹虽然已成过去式，但其切腹的构造仍然存在，自杀遗风在这个岛国仍然十分强劲。每年超过3万人的自杀，这个比率按人均换算的话，绝对属于高自杀率国家。当然现代日本人多采用跳轨、跳楼、跳水，或者上吊等自害方法。尤其是跳轨（日本自杀者都乐于选择），那跳下的瞬间和列车撞击的瞬间，其残酷，其血腥，其破碎的场面，更甚于切腹。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版的切腹。而站台上等车的日本人“看客”，他们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们丝毫不为场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动。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二。
一个是他们也是活在这个“切腹构造”中的一员，看怪不怪了。一个是他们或许就是下一个跳下去的后备军。想象自己或许也有这么一天，有什么可震撼可激动的呢？还不如微笑地交出灵魂吧。在考试的当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会这样对话：
“昨天很早就睡了。”
“昨天玩网络游戏太多了。”
“昨天看电视剧了吗？很有趣。”
显然，这是在为考试失败打伏笔。也就是说万一考试成绩不好，不是我的脑筋不好用，而是有各种原因导致没有好好复习。寻找理由，体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耻，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弃义理。可见，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渗透和扩展是多么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进行锻炼，但也确实吸收了这种精神。什么精神呢？
当荣誉丧失，唯有死才能解放。
死亡能从耻辱中得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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