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篇关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解读的文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湖南文化的演变形态。却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年断章取义的朋友咄咄逼人地追问：“湖南既然自古就是蛮荒之地，那么你如何解释湖南在中国的突然崛起呢？”
本来相对佛性的我也不想多惹事端，但是关系到家乡文化，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有抛砖引玉的勇气。所以在犹豫了两天之后，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和大家聊聊“湖南是如何崛起的”这个话题。当然，有言在先，我不是什么文化大师，若有说得有失偏颇的地方，还请大家酌情包容！
这是我在很多文章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具体的例子就不详细列举了。主要从几个文化的细节点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
第一，从文化的原生态去思考。湖南确实历史悠久，比如长沙、零陵都是中国保留时间最长的古城名。但是历史悠久不等于文化厚重。湖南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作为一个避难所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和文化的厚重没有太多必然关系。崛起前，湖南的文化史几乎就是一部苦难史。比如屈原、贾谊、蔡伦（其实只能算名人，不能算文化人）、柳宗元、杜甫（不到潇湘岂有诗）、周敦颐、王夫之等与湖南有牵连的屈指可数的历史名人，要么就压根不是湖南人，要么只是湖南这个地方能够相对避难。湖南原生文化的基础是落后和苦难深重的，所以湖南的文化发展史其实更是一部文化奋斗史。这对湖南人骨子里和血液里那种蛮横、勇武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是影响至深。
第二，从“国家”的基本概念去思考。“国家”的原始概念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样，在周天子分封天下的周礼序列中，周天子拥有的那叫“天下”，诸侯们拥有的地盘叫“国”，诸侯下面的大夫（卿）拥有的地盘叫“家”，有能力帮这些统治者打理事物的就是后面左右中国两千年左右历史的“士”，剩下的就是实际上的奴隶。遗憾的是，到了春秋时期，大小几百个国，也没有一个落根于湖南。可见，在国家概念被扩散前，湖南根本没有被纳入文化序列。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才设立长沙郡（为了方便征讨百越、三苗这些胡人），这个时候湖南才开始作为边缘文化跻身于国家概念之中。顺便说一下，五岳中的南岳其实最开始并不是湖南的衡山，而是今天安徽的天柱山，说明在最开始的国家概念之中，安徽天柱山以南都被无视了。另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为什么那么多异姓王都刘邦先后拿来开刀了，但是却并没有对英布的岳父衡南王动手？除了他比较识时务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地处偏远，刘邦不想和他计较，相当于留了一条看门的狗。直到三国时代，荆南四郡还是那么被人瞧不上眼。湖南，包括大部分南方人能有今天的发展机遇和地位，除了要感谢历史上那几次著名的“衣冠南渡”之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那个被很多人骂为暴君的隋炀帝，是他把南北融合推上了历史进程。
第三，从土著的人员结构去思考。湖南为什么会是中国几个少数民族聚集地之一？湖南为什么叫江西人老表？湖南为什么会和贵州、四川、云南等地的方言口音比较接近？（抬杠的人请自动忽略这一条）湖南的人口结构一直就是在重组当中，湖南的人口变迁史其实就是一部移民史。这里也不详细介绍了。
我们在说四川人的时候，喜欢说“出川”这个词，同样，湖南人也有“出湘”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古代，湖南人自己都认为只有走出湖南才有出息。寥寥数语，希望更多的湖南人能正视自己家的祖业其实并不厚重的事实。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奇人杨度写的著名的《湖南少年歌》。
湖南人杨度用豪气干云、壮丽璀璨的诗歌把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的光辉形象烘托得光彩夺目。当然，这并不是他的浮夸。因为还有“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无湘不成军”等名言都在佐证着同一个事实——近现代的湖南确实是中国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大家或许我是一个湖南人这么吹自己的家乡有点过分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近现代的湖南到底出了些什么人，才能让我这么理直气壮地为湖南而骄傲？
就从晚晴开始说起吧！晚清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再到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主要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改革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等。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一一列举了。
如果上面那些名字还不能让大家对湖南有一个固定的印象，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些数据：晚清时期，仅仅从湘军中就涌现出了15名总督、14位巡抚等封疆大吏。其中湘乡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很多省也办不到）。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个说法，湖南占一半；如果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说法，湖南人就要占四分之三了。当然也有把彭玉麟（湖南衡阳人）算进去的，也还是占四分之三。民国时期，湖南也盛产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军人——“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全部来自湖南；黄埔军校一至五期共毕业7399名学员，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占30％。建国后，中央军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确定的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大将资格以上），湖南籍军事家就有15位，占41%。其中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位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6位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帅，6名大将，19名上将，45名中将，中将以下129名，总数居全国之首。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得最惨烈的战争就是湖南的衡阳保卫战，首相都自动下台了。抗日胜利了，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还是发生在湖南的芷江机场。
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是最能让人看到希望和信心的一群人，是最不怕前路风险的一群人。然而湖南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呢？
即便我是一个湖南人，我也要客观地说，湖南的突然崛起确实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就来认真地探讨一下使得湖南突然崛起的“妖”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湖南的历史积淀，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关系。前文也说了，湖南这个地方是四塞之地，但却不是成都平原那样的四塞之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日子过得可滋润了。湖南这个地方是真正的穷山恶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只是我们要正确地去理解“刁民”这两个字。
湖南人长期生活在文化的灰色地带，自然资源又比较匮乏，不“刁”一点还真的难以生存。历史和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们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可以帮人过滤掉很多杂质，去芜存菁，然后把一些优秀的基因沉淀到人的骨子里、血液里。湖南虽然在古代不受待见，但毕竟也是存在了几千年历史了。在一步一步的开创、一代一代的探索之下，造就了今天湖南人一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乃至蔑视死亡的品性。
在讲到湖南人的性格时，有一句话经常被提起，那就是“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这句话是真正的话糙理不糙。因为湖南人的典型性格确实如此，它和“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上古时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惧凶险的苗裔，他们长期生活在崩溃的边缘，很多时候会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简单说就是我是蛮夷，不讲道理，想打你就打你。在《史记》中还记述了衡山、长沙等地“俗剽轻，易发怒”，《隋书》也以“劲悍决烈”来概括湖南民风，南宋词人李曾伯对长沙当地人民的评价是“民最喜讼，号难治”。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在经历了多次“衣冠南渡”之后，大批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先后给湖南这片闭塞的土地带来了一些先进文化，这些先进文化通过与当地的原住民族融合后，形成了现在特有的湖南精神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有礼有智、有勇有谋。
湖南几千年的默默无闻其实一直都是在浇灌着这一片土地，当他们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之后，开花结果其实只是迟早的事了。
第二个主要因素就是湖南人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湖南人虽然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一种适合革新的精神文化，但是没有历史给予的机遇，也是人难胜天的。
如果说近现代湖南崛起的第一功臣是谁，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曾国藩；但是要说引导湖南走向崛起的第一人，我觉得还应该是陶澍。可以说他才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他才是真正晚清时期湘籍人士的带头大哥。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俨然就是当时的湖南带头大哥。比如胡林翼（女婿）、左宗棠（亲家）等湘籍名人都是他的亲戚。在他的理念的引领下，主持编订了被誉为经世派的“圣经”的《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等湘籍名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再来说说湖南崛起的第一功臣曾国藩，曾国藩的历史功绩主要就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除了让湘军成了清朝的高官摇篮外，其次，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曾国藩占领南京以后，勒令他解散湘军。曾国藩自感愧对这些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家乡人，所以对于湘军大肆敛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湘军获得了太平天国的大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被湘军子弟携带回乡，成了湖南崛起的原始资本。
古代湖南并不是不重视教育，而是他们没有合适的条件。就像我们有时候嘲笑农民工朋友，说他们赚不到高工资，这其实很不应该。人往往越是在落后的状态下，越是渴望改变，教育一直是湖南人心中最佳的出路。但是很多时候，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湘军将士满载而归解决了湖南人大面积崛起的资金问题，他们在陶澍、魏源和曾国藩等的影响下，经世致用，建设家乡，广设私塾，兴办学堂。这是近现代湖南迅速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曾国藩和湘军集团的成功，增加湖南在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也给湖南带来很多机遇，比如那条著名铁路——京广线，如果不是当时湖南朝中有人，大概率就会按照原设计方案从江西境内穿过了。这条铁路的影响有多大，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
当然，陶澍、曾国藩这样的领路人只能解决湖南崛起的起步问题，湖南崛起必然有它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持久的逻辑，否则也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湖南崛起的第三个因素就是现在提炼出来的湖湘文化。这虽然和第一个因素有部分重叠，但还是有必要单独拎出来梳理一下。湖湘文化讲究经世致用，也就是教育湖南人要务实，要与时俱进。
在湖湘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湖南人读书从来都不是最厉害的，但是湖南人能学以致用。这里揭一下江西老表的老底，在历史上，江西绝对是一个文风昌盛的地方，远超湖南。但是湖南崛起的过程，江西老表都成背景板，天平天国运动中，江西受伤，湖南发财；修建铁路的时候，又被湖南截胡了；这教育文化上也不例外，天平天国运动后，江西人为了重建家园，也是发奋读书，不过读的还是四书五经，而湖南则是与时代接轨，广办新学。
湖南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使得湖南人爱思考、爱实践，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比如从湖南过的京广铁路总设计师是江西（安徽）婺源人，在湖南兴办《湘学报》的陈宝箴（陈寅恪的爷爷）也是江西人（又是江西，老表，对不住了）。湖南的历史和文化使得湖南极具包容性，不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更不盲目排外、坐井观天。
而且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人很务实，他们敢于也善于走出去，近代有名的湖南人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同时，也只有奋斗在他乡的人才懂得团结一致、抱团取暖的珍贵。湘军、邵东人、新化人等标签都是湖南人团结、集中于某一个领域的佐证。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写这篇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让很多浅薄的湖南人陷于自嗨的虚荣之中，也很容易招致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盲目攻击。但是，我既然借“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对联给湖南人泼了一瓢冷水，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为湖南人找到信心的源头。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地看待一些问题。比如文中我调戏过江西老表，但确实没有恶意，恰恰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对江西老表充满谢意，湖南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江西人的鼎力相助。别的不说，就是我所列举的湖南名人之中，有很多祖籍都是江西的，比如毛泽东、曾国藩等。
同时，我更希望所有的湖南人都能从文章中找到湖南的优秀文化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而不是沉迷于一些表面荣光之中，盲目炫耀。
说句客观的话，湖南现在的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特别是湘西、邵阳、新化、永州等很多山区，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十分落后的。湖南虽然在近现代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终究基础太薄、时间太短、底蕴太浅，所以，身为一个湖南人，除了要保持一如既往的自信和奋斗，更要有任重道远的意识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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