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关于这场宫廷政变，大家基本都耳熟能详了。
但是，大部分人对于这场政变个着眼点，大都是放在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人身上，对于这场政变的深层次原因，大都涉及不深。
其实关于这场政变的发生，不仅是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个人对决，也是两人身后势力集团的对决，是李建成代表的关陇集团和李世民代表的山东士族的对决。
其实，早在玄武门政变之前，这两个势力集团就已经相争百余年之久了。双方的恩恩怨怨，早在北魏末年便已经开始了。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北方胡族逐鹿中原，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国第二次大分裂时期。
后来，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政权逐渐统一北方，但是北方六镇起义的爆发，使得北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东部山东区域，由权臣高欢把持，其将魏都自洛阳迁邺城，是为东魏。后来，其子高洋代魏自立，建立北齐政权。
此时的山东是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大片区域。
西部关陇地区，则被权臣字文泰把持，其拥立原元魏皇室，定都长安，是为西魏，后来，其子宇文觉代魏自立，建立北周政权。
由此开启了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集团的对峙和纷争，本来高欢占据的山东区域是当时最富庶地区。而字文泰所统治的关陇地区则要相对落后，东强西弱之形势非常明显。
当时的主要武力集团六镇鲜卑武人，主要跟随高欢为主，跟随宇文泰入关进长安的少之又少。而当时关陇本地豪强势力也很弱小，所以字文泰实力远逊高欢，随时有并吞的危险。
而扭转局势之关键，则在于魏孝武帝西迁入长安。永熙二年七月，东魏孝武帝因为受高所迫害，趁着高欢疏忽之际，率领千余人轻骑西入关中。
魏孝武帝进入关中，使宇文泰占据的关陇地区，成为魏国的正朔所在。宇文泰在长安挟大子而令诸侯，取得巨大政治优势。
当年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彻底执行汉化政策。至北魏末年，鲜卑政权已成为高度汉化政权，得到中原士人尤其是山东世族的高度认可。
当年的六镇之乱，就是北边鲜卑保守势力对洛阳汉化势力的反攻。所以拥有更多六镇武力集团的高欢政权，对汉化政策非常敌视，而当时的山东区域又是北方汉文化的中心。
所以，东魏的高欢政权内部，汉族及鲜卑汉化势力和保守鲜卑势力的矛盾非常激烈，汉族及鲜卑汉化势力对东魏离心倾向相当严重。
所以宇文泰通过迎孝武帝入关，树立起北魏正朔大旗后，大量山东士人和鲜卑汉化势力纷纷来投靠，对东魏和西魏的峙局势产生不可忽视之影响。
东魏和西魏的这种对立，实质是己汉化的洛阳鲜卑与北镇鲜卑化武人的对立。
像独孤信、杨忠、这些人都是汉化鲜卑的代表，他们本已在东魏身居高位，却都因为孝武帝入关，而跟随其进入关中。除此之外，像以崔氏、郑氏、杨氏为代表的山东汉族世族，也纷纷跟随孝武帝进入关中。
此时的宇文泰关陇集团内部势力，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宇文泰为首之六镇武人。二是追随孝武帝入关的山东人士，三是关陇本地豪强势力。
随着大批山东人相继入关，在关陇集团内部形成一个以魏帝为中心的山东人士派系。字文泰一方面要借重山东人士对抗高欢，另一方面又要防范山东人士拥戴孝武帝，争夺西魏朝廷的实际控制权。
所以。虽然在关陇集团内部，宇文泰为首之北镇武人占据主导地位，但随孝武西迁及其后陆续入关的山东人士势力也很强大。所以宇文泰虽控制西魏朝政，但始终没有篡位。
宇文泰死后，这种平衡被打破，宇文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代魏自立，建立北周。
这引起了山东人士的极大不满，此时爆发的独孤信谋反事件，就是山东人士与以宇文氏为首之北镇人士之又一次较量。
但最终却被以独孤信被赐死结束，此后北周政权逐渐巩固。山东人士己无力再与宇文氏及北镇人士对抗，因此日趋消沉。
等到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东西对立局势结束。入关山东人士重新与原北齐山东人士结合，从关陇集团中分离出去。
形成以原入关山东人士与原北齐山东人士为主体、以山东地域为本位、与关陇集团相对应的地域势力，从而对北周隋唐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合并后的山东人士虽然势力增强，但长安政权仍在关陇集团掌控之中，山东势力较之关陇集团仍处劣势。
于是，山东势力为提高政治地位，开始大力支持与山东颇有渊源之杨坚，在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之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杨坚乃杨忠的儿子，而杨忠是汉化鲜卑的代表人物。而且，杨坚的岳父独孤信，更是因为代表山东人士和北镇人士对抗而被赐死。
故杨坚与入关山东家族颇有交情，关系相当密切。而且北周平定北齐后，杨坚很注意结交原先北齐的山东人士，所以山东势力多倾向支持杨坚称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而一改北周压抑山东人的政策，对山东人士十分重要。但是到了开皇后期及仁寿年间，文帝与山东人士的关系却渐趋恶化。
这主要与与杨坚的太子杨勇有关，杨勇是杨坚的长子，当年杨坚谋划以隋代周的时候，杨勇已经成年。并成为杨坚的重要助手。
杨勇被立为皇太子后，一直参与军国大政，政治地位与政治经验都相当丰富。而且因为杨勇两次出镇守山东，并与朝中山东士人的代表领袖高颖结为姻亲，杨勇因此成为朝廷与山东势力联系的重要纽带。
但是，随着太子杨勇年岁渐长，权势日盛，本性猜忌的杨坚与太子杨勇的矛盾越来越深。开始试图抑制太子杨勇的权势。
尤其是山东世族建议朝廷实行甄别士流的取官制度后，杨坚对太子太子杨勇的猜忌之心日重，开始有了废储之心。
所谓甄别士流，即以门阀取人，这正是门阀士族势力雄厚的山东地区优势。而且此时执掌吏部的多是山东人士，其所举荐交接之人也多山东人。
考虑到杨勇与山东世族的密切关系，杨坚怀疑这是太子杨勇企图利用山东世族控制朝政，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倾向太子的山东势力，成为杨坚清洗与压制的对象。
于是杨坚连连掀起大案，将朝中的山东势力清洗大半，山东势力的代表，杨坚的第一攻城高颖也被清洗出朝堂，随后太子勇被废，晋王广继为太子。
等待隋炀帝杨坚即位后，则继续加强对山东地区之防范与控制，并对原倾向于太子杨勇的山东势力继续进行清洗。
而山东士人对杨广的反抗也格外激烈，当年的汉王杨谅谋反和杨玄感之乱，骨干主体基本都是山东人。
但是山东人士的反抗，招来更激烈大规模镇压。更加剧杨广与山东势力的矛盾，此时，山东势力经过隋文帝和隋炀帝两朝清洗，其在朝中实力趋于式微。
与隋室相抗之土要力量，乃转为在野的山东人士，于是这些出身草莽的山东群豪，掀起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最后，我们回到开头那一幕，就会发现明显的规律，所谓玄武门之变，不过是杨坚和杨勇的旧事重演。只不过，这次山东人士支持的不再是太子，而是秦王李世民。
当年唐朝建立的时候，一直率军在山东区域征战的李世民，在经略山东期间也形成了以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为核心的“山东集团”。
当然像崔、郑、卢这些山东顶级世族并没有投靠李世民，投靠李世民的多是寒族子弟。
而这些山东集团也成为李世民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成为李世民发动政变的依靠。有时候，历史就是一个循环，不断上演重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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