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湘军攻克天京，清廷大赏功臣，湘军统帅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太子太保衔；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湘军官佐人人升官，由于立功人数太多，大多数人封的都是荣誉头衔或候补虚职，如果要轮到实授，排队估计也要等到百年之后。
在恩赏曾氏兄弟的同时，朝廷却又下诏切责曾国荃，理由有二：
1、追究谎报幼天王已死的责任。
2、要其交出在天京所得的金银财宝。
朝廷这样做其实是另有深意，他们是想通过敲曾国荃这座“山”来震动曾国藩这只“虎”，由此来试探一下曾国藩的态度。
作为朝中主政的慈禧太后，虽然年轻，但早已深谙权术之道，太平天国被灭，剩余的只是各地的残余势力，已经不足为虑，但这些年来与太平军对抗中逐渐庞大起来的湘军倒是让朝廷忧虑，以湘军的兵力与装备，整个大清朝已无人能制，从朝廷的角度来讲，湘军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问题是湘军愿意这么做吗？
慈禧所用的手段可谓切中要害，她就是要看看曾国藩在面临如此局面时会怎么做，要么匆忙起兵，要么铩羽自保，二者必选其一，而这两者都的朝廷所希望的，如果任由湘军继续坐大，或待曾国藩羽翼丰满形成南北对峙，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慈禧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把矛头对准曾国荃，紧揪着他的罪名不放，二是迅速抽调富明阿、僧格林沁大军南下，驻扎于河南、苏北一带要隘，与在湖北的湖广总督官文的军队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湘军的一举一动。
清廷的做法确实令人心寒，早在这一年的二三月间，湘军还在和太平军苦战的时候，户部就秉承慈禧的命名，将江西的厘金拨去。
江西厘金一去，湘军军饷无着，立陷艰窘之境，营内官兵讨饷之声不绝，士气大减，如果不是曾国藩调筹有方，湘军围天京之师可能崩溃。
慈禧的意图很明显，战事已接近尾声，对湘军进行经济制裁，使湘军一蹶不振；又借太平军之手，令双方互相消耗，才能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而清廷对曾国荃的疑忌尤深，曾国荃作战勇敢，但为人骄狂跋扈，贪婪成性，又不知禁忌，每克一城必纵兵大掠，其恶名早在攻陷天京前就已被列入朝廷的黑名单。
曾国荃是个粗人，早就对朝廷的赏轻罚重深深不满，现在又要被追究放走幼天王之罪，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心里大愤，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人同此心，也便有了拥立曾国藩称帝之意。
其实此时曾国藩要做皇帝的条件已经不如当年收复安庆的时候了，四年前正值英法联军侵华，清廷重兵集结于京津，南方兵力空虚，继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后，朝内政治斗争激烈，根本无力南顾，如曾国藩振臂一呼，人心所向，至少可与大清、太平天国三足鼎立，而现在局势变了，清廷内部基本稳定，清军对湘军防范甚严，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拥五省重兵，一旦湘军有变，即可形成合击之势，何况湘军内部也再不团结，左宗棠为清廷重用，早已离心离德，幼天王逃出天京的消息就是他捅到朝廷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也与曾国藩形同水火，李鸿章虽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到关键时刻并不一定会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湘军号称三十万，其实是包括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直接归曾国藩指挥的嫡系只有曾国荃、鲍超、彭玉麟的水师等十多万人，如此对比之下，要想成功，也非容易。
曾国藩本人，却对形势看的很清楚，他在处理这些大事上谨慎从事，让清廷抓不到一点儿把柄，既无意自立，即当自保。
在攻克天京后不久，曾国藩移驻天京（清称为江宁），设两江总督府于江宁，筹划裁军事宜。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旨裁撤湘军，湘军嫡系只有攻天京的陆师与水师五万余人，裁撤一半就是二万五千人，除留城一万人，城外驻一万五千人外，其余尽皆裁减。
到了1865年二月，湘军人数已经不多，江宁为两江总督驻地，守城部队只余二千人，城外的部队也所剩无几。
在请旨裁军的同时，曾国藩又主动提出，让曾国荃回籍养病，养病是为借口，实为开缺回籍。
军队一裁，军费也需减少，曾国藩上奏请求停解广东省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也是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曾国藩请求停解，正说明他裁军的决心与对朝廷的诚意，慈禧虽假意不许，要其留三成作饷，曾国藩拒绝接受。
曾国藩的主动赢得了慈禧的信任，朝廷疑虑一除，对天京的窖金下落与幼天王脱逃之事也就不再追究。
曾国藩裁军自保，使清廷感觉到消除了一大威胁，曾国荃等将领功成名就做富家翁，各方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湘军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曾国藩基本致力于地方建设，开办工厂、设置译书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共同开展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做出了卓越贡献。
1872年3月，曾国藩卒于任上，死年六十二岁，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小舟感慨：功成身退，得以善终，古今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