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刘 春（拍摄时间：2011年）
1974年10月生于广西荔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现居桂林。著有系列文学史研究评论集《朦胧诗以后：1986—2007 中国诗坛地图》《一个人的诗歌史》，随笔集《让时间说话》《或明或暗的关系》，诗集《幸福像花儿开放》等多部。编选有《当代诗人12 家》《70 后诗歌档案》等多部诗歌选。在《花城》《名作欣赏》《星星》《读库》上开设过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专栏，曾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曾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四届、第六届广西人民政府铜鼓奖， 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广西文联文艺评论奖等。
因为爱，所以写
刘 春
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群朋友买了很多食物，到郊外野炊。当时大家都是春花烂漫的年纪，加上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都顾着双双对对地窃窃私语了。我当时正好单身，加上小时候常帮家里做饭，便产生了试一试的冲动。于是，我很快就架好锅灶，花了两个小时，把菜全部煮熟了。大家一尝，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出去野炊或者到哪位朋友家里聚会，我都会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主厨。也不知道是被表扬的次数多了还是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确有些天赋，最后，就发展到做菜上瘾，常常在周末请朋友到家里聚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在城市的青年诗友，没吃过我做的菜的还真不多。
写了这些，是想告诉人们：我就是这样从“诗人”逐渐过渡为“批评家”的。我1990年开始比较正式地写诗，2000年开始写诗歌评论，在一些刊物编辑和朋友的鼓励下，就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如同前面说的做菜，当时我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有写诗歌之外的文字的潜质，并没有“做一个评论家”的野心。直到今天，我写评论文章，基本上是自己觉得有想写的冲动，不会事先通知评论对象，更不会去想被评论者会有什么反应。我也一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我只想当一个合格的读者。以读者的视角去体察评论对象的得失，可能比端着架子一本正经地“批评”别人，更容易进入作品内部。李敬泽老师说我“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歌读者”，我把这句话当作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高的褒扬。
“忠于内心，不谄媚，不极端，不哗众取宠；重细节，干细活，做实在事。”是我对写作的要求。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发现一些年轻时领悟不到的道理。我最近在编一本《我最喜欢的诗歌》，收录了一些诗人朋友推荐的百余首中外现代诗。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年轻时只知道对华美语言的倾慕和对警句的捕捉，年长了才明白，每一首优秀的诗篇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每一个句子都是诗人的心智、生活和整个生命的折射。一篇优秀的诗歌评论，除了分析“怎么写”“写什么”，还必须尽可能地以己之心，感知别人之意。把握住字里行间散落的情感指向，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一首诗、一个人。
有人说，越来越多的诗人提起了评论之笔，是出于对专业批评家的不满意。的确有点道理。现在有的文学批评，学理性很强，很专业，但读起来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那就是温润的、以己度人的情怀。批评家自以为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就能包治文学百病。更可怕的是，某些操作批评文体的学者，内心其实是极其抗拒自己的工作的，文学批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是八小时之内的职业，他们从事这项研究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仅仅是为了保住每月能按时领取一定的薪水。他们不关心自己置身的领域发生的任何事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评论对象是男是女。十年前，一个“著名诗歌评论家”到我所在的城市开会，以一种不知道是豪爽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刘春，把你的诗拿来，我帮你推荐给《诗刊》的耿林莽。”我笑而不答。一个连林莽和耿林莽的区别都没弄清楚的诗歌评论家，你能跟他说什么呢？
优秀的批评家，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对文坛动态有广泛的了解，还应该是作者的诤友。惟其如此，面对一篇作品，他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知道你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感知你写这篇作品时的心境和周围的细微响动。他们是主动投入文学批评的行列的，而不是因为各种外界因素的压力而被动承受。这就是“热爱”与“谋饭碗”的区别。
我想做这样的批评家。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你在每个夜晚听到了夜莺
——关于刘春的印象与观感
霍俊明
说到刘春以及对他的性情和诗歌批评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葳蕤郁郁的南方。那里遍布的各种植物成了生存的迷津，而诗人在这里不断寻找着出口和来路。刘春是在这个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喧嚣中，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倾听夜莺歌唱的人。而我此刻在更遥远的南方，在海峡对岸一个小巷深处的二层楼上遥想我们作为同代人所经历的诗歌时光和已经开始斑驳发黄的历史图景。刘春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差不多在2003 年左右开始通过邮件交往，这一时期我们在彼此的诗歌文字中对话与阅读。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迟至2007 年的秋天。在北京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上，他和江非都住在铁路宾馆。晚上开完会后，我们到宾馆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小聚。其中只有我和刘春喝酒。这注定是酒精和友情一起升温的诗歌夜晚。一种久违的激情和惺惺相惜让我们俩喝下了大量的啤酒，两个红脸关公再次证明了依稀的青春和诗歌的热度。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这次迟到的聚会令我们格外珍惜。在北京空旷的大街上， 当秋风将落叶席卷在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衣袖上时，一代人的历史情怀、精神境遇和诗歌责任在此刻显得无比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也不再需要激情、冲动和力比多来进行诗歌工作。沉淀、面对和反思恰恰是多年来诗歌批评所欠缺的一面。而多年来刘春正从事着这样的诗歌阅读和批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优秀。当时正好刘春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 中国诗坛地图》的样书刚刚出来。躺在床上翻看这些还带有油墨清香的批评文字，再看看刘春此刻红彤彤的面孔流露的笑意，我不得不承认刘春突出的诗歌批评不仅在于他诗人的真诚、敏锐和准确，更在于他阅历的丰富和诗歌敏识。同时重要的还在于他一贯的坚持己见，不为时俗和朋友交往而有溢美和捧杀之辞。之后再见到刘春， 大约是在2008 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到北京领取宇龙诗歌奖。当2010 年10 月底在上海再次见到刘春的时候，上海的夜晚已经降临。上海的秋雨下了一整天， 而且越下越大。当我和刘春透过玛赫咖啡馆迷蒙的玻璃窗，一切都在迷蒙与虚空之中。也许只有诗歌才能透过迷雾从而最终清晰地呈现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真正的精神旅次和历史图景。
刘春的诗歌批评显然也得益于他早年的诗歌阅读。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 刘春也是从阅读“前辈”的诗歌开始的。正如马尔罗所说的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上都有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一千位已故的艺术家的名字，但其中的正式户口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魂灵。1991 年，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里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消瘦的年轻人。一本破旧不堪的《美国现代诗选》在此刻坚定了他日后的诗歌道路。此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的阅读使得刘春“学徒期”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资源。如果说艾略特等人的诗学影响不可忽视，本土诗人尤其是海子对刘春早期的诗歌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大量的中外诗歌阅读陪伴着刘春在四川乃至之后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必要而有效的阅读体验使刘春对诗歌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刘春很多早期的诗歌批评文字中我们都可以约略看到他和自己心仪的诗人的对话与玄想。尽管现在看来这种“对话”型构的文本会存在一定的危险，诗人主体的想象和命名能力可能因为对话者的精神视域的限制而不能得到充分的舒展，但这些“互文”性的批评工作无疑也在另一层面印证了刘春在他的诗歌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强壮有力的思想容留和视界融合的能力与空间。刘春的诗人批评家的身份使得他的一部分诗歌阅读和批评工作承续了诗话和“印象”式的批评传统。尽管刘春的一部分诗歌批评更近于随笔，但是笼统地指认刘春是一个“印象主义”的随笔性诗歌批评家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刘春的诗歌批评工作无论是在材料搜集、理论准备、科学分析还是在批评方法、批评家的责任等方面是非常自觉和综合性的，呈现了批评家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同时刘春的诗歌批评体现了知性和感性、经验和情感、批评意识和创作意识之间的融合。刘春的老练、率真、感性、经验并存的自由的诗歌批评笔调一定程度上显现的批评自身就是一种创造。评论文字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自身是具有完备的美感和自足性的。这样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们的拾人牙慧的掉书袋的腐朽作风。同时刘春的诗歌批评在深入而具独特性的文本阅读中也呈现了其他批评家所少有的“热度”，即他对同时代诗人和交往熟识的诗人的知人论世式的观照和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刘春即使是对单个诗人的批评、诗作的解读也能体现出对于整个时代的诗歌写作的整体观照、梳理和反思。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刘春诗歌批评文字自身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刘春的诗歌批评往往以相当鲜活、生动的方式还原和彰显出繁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众多诗人、刊物、选本以及重要的诗歌流派、诗歌命名、诗歌活动、诗歌事件和“诗人” 死亡的档案。其丰富的资料、源于诗歌现场的敏识以及带有个人历史感的随想和总结都呈现了刘春作为70 年代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的历史视域和精神图景。
在70 后诗人中刘春对中国当代新诗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对70 后诗歌的大力鼓吹和所做的大量的切实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刘春当年在广西参与创办民刊《自行车》，还是创办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 后诗歌档案》，刘春的诗歌写作、诗歌批评和其他的相关工作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70 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成长历史和社会境遇。而刘春对70 后诗歌的发生和历史演变以及“繁复”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新诗现状、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和诗学观念的差异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总结和反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富有个人见地和一定的诗学建设意义的。刘春的热度与知性并存的诗歌批评在对同代诗人的批评中显现得更为充分。70 后诗歌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已经被反复提及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促使、推动了人们来关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文本特征以及聚讼纷纭的诗学问题。而另一个方面狭隘化的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不休以及大量优异的诗人、诗作、社团、流派因为繁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和褊狭的诗歌美学观念被集体掩埋在历史地表的深处而成为化石的事实也导致众多诗人自我命名的缺失。刘春对江非、朵渔等70 后诗人的准确、个人、随想和富有历史感的诗学阅读让十多年来70 后诗歌写作的整体状貌愈益清晰。当年的70 后诗歌运动曾经涌现出的大量70 后诗人已有一大部分被历史的风沙所淹没， 而其中重要的诗人以及在2002 年之后与“运动”和“流派”无涉的70 年代出生的诗人却以重要的诗歌文本祛除了诗歌界对这一代人诗歌写作认识的偏见和局限。而刘春所做的诗歌批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阐释和个体的阅读体验与美学趣味，而恰恰是更为重要地呈现了一代人在诗歌阅读中涵泳的诗歌写作史和精神思想史。
更为重要的是刘春祛除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专业批评者对包括70 后在内的青年诗人的偏见。例如在关于朵渔的批评文字中刘春并没有将之局限于所谓的“下半身”的身体写作，而是注意到了朵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甚至根据朵渔的诗歌精神认为他不适合调侃和喧闹。刘春的诗学良知和反省更为重要地体现于对70 后一代人写作的整体性考量与反思之中，即使是对一代人影响较大的70 后诗歌选本《70 后诗人诗选》（黄礼孩编选）因为“大”“全”所导致的“空” 的后果，刘春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诗人普遍的诗歌史焦虑意识被强烈地呈现出来。透过刘春多年的诗歌批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刘春的新诗史情结也是强烈的。在《“命名”与文学史》《命名的可行性分析》《“命名”的历程》《“命名”的方式》《锅盖、蔬菜的质量、配料及火候》等文章中，刘春对诗人的诗歌史情结和“命名”情结进行了带有谱系性和发现性的梳理与反思。即使是对70 后诗歌命名的合理性和其新诗史意义， 刘春的评价和总结也客观而准确，从而排除了作为当事人的冲动与盲目。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刘春对同代人的诗歌写作的整体体认的自觉和理智，没有陷入诗歌团体和小分队的利益争夺战中。刘春的稳健与尖锐并存的批评文字使他远离了当事者的自我玩味、自我粉饰与自我沉迷。刘春是清醒的，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对同代诗人和现象予以长期的关注，刘春对新时期以降的先锋诗歌一直保有着观察、反思和介入的热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已经扬名立万的诗人的评论文字往往在文本细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切实的文化反思的融合视界中显现出独特的感受和他人所未发现和道出的诗歌秘密。尤其是刘春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 中国诗坛地图》虽然看似一本诗学随笔集，但是其中所呈现的诗歌史意识是显豁的。在相关的诗论文章和随笔中，刘春以独特的带有现场和考古相融合的田野劳作的方式使得1986 年以后的中国汉语诗坛的面貌得以清晰呈现。刘春的感悟、经验、敏识和良知以及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使其为朦胧诗之后三十年的诗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刘春的一些诗歌批评涉及北岛、海子、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于坚、西川、韩东、王寅、张枣、孟浪、梁晓明、陈东东、伊沙、梁平、张执浩等这些被反复阅读和阐释的诗人， 甚至其中不乏当代新诗史写作中被重点提及的经典化诗人。这些诗人在众多的阐释者那里存在着重复言说甚至过度阐释的危险，但是我却在刘春这里发现了重新命名的可能与空间。在重新的确立和发现过程中，刘春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诗人崭新的特质和被以往读者和评论者所忽视的重要一面。与1990 年代中期以来诗歌批评的“捧杀”与“棒杀”不同，刘春的这些批评文字精准而富于创见。即使对这些已经具有了刻板印象和文学史“共识”的诗人，刘春也决不人云亦云， 而是从本文细读、诗人良知和个体经验的综合视域出发。这样不仅避免了“过度阐释”的危险，而且在良知和敏识的照耀下开辟出了属于自己诗学话语的道路。例如在《于坚：苍山之光在群峰之上》一文中，刘春对于坚这位“旗帜性” 的第三代诗人进行了富于创见性的阐释并且善意地批评了于坚在1999 年的“盘峰论争”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刘春借此对20 世纪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的负面性影响提出了批评。
基于此，刘春对当下诗坛的“帮派情结”进行批评并进而指出优异的诗人与所谓的诗歌“集团”“帮派”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能够写出优异的文本。而刘春也对诗歌“集团”和“帮派”之外的翟永明、柏桦、张枣、吕德安、宋琳、王寅等带有“自由”和“个人”色彩的诗人予以了关注和思考。这体现了刘春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这些已经逐渐被经典化的诗人不能不涉及相关的文学史写作。而在一些集体性、“课题”化的平庸的文学史叙事中一些稀松平常的庸俗诗人反倒进入了诗歌史，而相应的一些重要的诗人却成了被诗选和诗歌史所遗漏的“小诗人”和“缺席者”。这不能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反讽与悖论。刘春在对这些“成名”诗人的观感和评价中呈现了一种可贵的追踪能力和反思意识，他没有像一些“吃老本”的批评者因为阅读的惯性和滞后的印象而丧失了批评的能力。刘春这些带有追踪、梳理、反思、追问、勘察和谱系性质的诗歌批评不仅呈现了当代诗人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观念的发展与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人一同化的批评印象中发现了这些诗人不为人知的重要诗歌质素和精神品质。刘春的诗歌批评呈现了极强的个人性的阅读良知和批评良知，这体现了刘春的基于“好诗”立场而敢于对那些所谓“成名”诗人下解剖刀的胆识。
我坚信刘春的诗歌批评工作是具有当代性和历史性质素的，“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 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 / 对于你， 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 /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博尔赫斯：《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不是一个夜晚，而是一个个夜晚，他倾听了夜莺的低语或者歌唱。在空前繁乱、压抑的现实场景和诗歌景观面前，刘春以他的冷峻与介入、沉静与热度、梳理与发问并存的批评工作显现了显微镜、放大镜所观照的独特诗歌世界。同时刘春的诗歌批评也兼具了手术刀般的寒冷与锐利。这些文字毫不犹疑地切开了一个时代的盲肠，打开了通往更为隐秘幽暗的诗歌的入口，也撕开了时代飓风中那些诗歌垃圾袋和伪诗人的黑色封口。
（霍俊明，《诗刊》社副主编）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