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及其本质2009-03-16 12:30

老子之”道”及其本质
如何理解老子之“道”及其本质，是正确理解老子学说的基础。通过对老子之“道”的解读，可以看出中国人探索宇宙本体的独特性，从中可以了解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独特性。
老子运用直观、神秘、模糊的思辨方式来描述“道”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描述方式比西方的本体论大家还有许多高明之处。
简单地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仿佛如“自在之物”进入了“自在之物”内部来探索“自在之物”的本质，这种探索方式永远都存在着令他们困惑不解的“第一推动力”问题。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谁”？
老子仿佛如“自在之物”，面对“自在之物”（而没有进入“自在之物”内部）进行哲学思维——作为思维的主体，老子并没有与“自在之物”建立实质性的联系，虽然同样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谁”，但并不需要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反复证明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距呢？
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人似乎满足于对“自在之物”是什么的思考，却没有追问“自在之物”如何成为“自在之物”。老子式的“综合”性思维模式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早熟的一面，并且可以由此解释后世的中国哲学为什么难于开创像西方哲学那样庞大体系的理论根源。
我们的这种比较方式仅仅是从哲学的范畴本身来说的，事实上，中西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早熟而狭小的圆圈，一个是健康而丰满的圆圈。

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很自然地就会萌发出关于世界本原的思维。在中国远古时期，很早就有了关于世界本原的系统性思考，如阴阳五行论等。《管子》一书中有水生万物的哲学思想。 “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管子•水地》。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哲学文献——《恒先》篇。该篇的作者将“恒先”看作哲学的宇宙论概念，提出了“恒先无有”的命题。除此之外，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太一生水》也是现今发现的制作时代最早的宇宙生成论文献，它与传世文献中论述宇宙生成的《列子》、《礼记》、《荀子•礼论》、《吕氏春秋》、《鶡冠子》、《淮南子》等一样视“太一”为宇宙发生的源头。可以想像，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仅只是老子，甚至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探索宇宙本原的“冲动”，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如何理解老子之“道”及其本质，是正确理解老子学说的基础。通过对老子之“道”的解读，可以看出中国人探索宇宙本体的独特性，从中可以了解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独特性。
与孔子不是“仁”的首创者一样，老子亦不是“道”的首创者。在老子之前，“道”已普遍使用。在《易》中已出现数个“道”字。春秋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一个“道”的概念，政治家们用“道”来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总结概括，进而把握事物内部运动的规律。“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哲学概念。老子通过对“道”的演绎，在自己的哲学体系内构建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图景。老子从以“道”为本原的本体论推演到自然与社会的现实世界，进而探索人的存在方式（在世中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说，就是从自在的存在推演到自为的存在。老子的学说中有一个系统的推理过程：道——常——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论是在社会政治观上，还是人生认识论上，老子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性认识。
老子学说中的“道”具有比孔子、墨子“天道”观中的“道”更少的宗教意识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成分——老子堪称中国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本体论哲学大师。
那么，作为“宇宙原动力”的“道”究竟有哪些含义呢？
“本原”之“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的记载为：“有道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两者意思是一致的。
生成万物、主宰万物规律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四十二章）。老子把“道”与万物的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
“道”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万物的运动并非受到什么命令的指使，而是道自然而然之下的运动。“道” 是一种永恒的运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老子》第二十五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
投入“人”的存在，主宰人类生命运动之“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
“道”是没有具体形态的东西，不是形而下的 “有”：“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至诘，故混而为一”（《老子》十四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
“道”不是纯粹的“无”。他用模糊性、抽象性的哲学语言描述了“道”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湛兮，似或存” （《老子》四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
道是无欲、无为的“自在之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成）之毒（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老子》五十一章）。在研究“道”的同时，老子提出了“常”，“常”其实就是自在规律性的体现者：“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老子》第十六章）。既然天行有常，道行有序，人的主观自为是完全多余的。在老子哲学中，人的自为包括人的欲望、德、知识等，它们在根本上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因为自为会破坏自然，破坏道对世界的统一，是人类之所以不幸的根源。他完全把“道”——自在的规律性与人的自为意志性对立起来，从而在哲学的意义上把人的意志二重化，一方面是顺从自然的；另一方面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只有顺从自然，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才能体现出世界的本质——“道”，而后天的文明造化所形成的一切却违反了“道”。
老子运用直观、神秘、模糊的思辨方式来描述“道”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描述方式比西方的本体论大家还有许多高明之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万物皆有其天然的位置或处所，若不是有其他影响，它们本来是可以各归其位，相安无事，宇宙也将太平而寂静。可是一旦某物被他物推动，则此物也会对其他事物施加推动力，从而物体纷纷被推离其自然位置，如同林中惊鸟四处飞散。待到推动停止，万物将由于其目的因回归其自然位置，如同夜幕将至，百鸟归巢一般。但现实的观察中，有些事物的运动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日月的运转和四季的变换、江河水的流动等等，因此一定存在某个永恒不息的推动者。寻找这永恒的、促使万物运动的原初推动者是亚里士多德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也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迫切需要回答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若找出这第一推动者，则其他事物的运动则可以当时的逻辑推理知识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为了证明第一推动者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论证了运动的永恒性，并由此让后世的西方哲学家从“第一推动力”的探索中由哲学思维走近了神学思维。
简单地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仿佛如“自在之物”进入了“自在之物”内部来探索“自在之物”的本质，这种探索方式永远都存在着令他们困惑不解的“第一推动力”问题。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谁”？
老子仿佛如“自在之物”，面对“自在之物”（而没有进入“自在之物”内部）进行哲学思维——作为思维的主体，老子并没有与“自在之物”建立实质性的联系，虽然同样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谁”，但并不需要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反复证明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距呢？
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人似乎满足于对“自在之物”是什么的思考，却没有追问“自在之物”如何成为“自在之物”。老子式的“综合”性思维模式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早熟的一面，并且可以由此解释后世的中国哲学为什么难于开创像西方哲学那样庞大体系的理论根源。
老子的“道”，是“天道”，是代表自然规律之“道”，也是“人道”。“道”居高临下，神秘莫测。“道可道，非常道”，其实，“道”是寓于万物存在之内的客观规律性，是独立于人的自为意识之外的自在规律性。从老子大量关于“道” 的文字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道”既近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又相近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康德在“自在之物”与“现象界”划开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黑格尔在推演“绝对理念”时，其方法又显得极其笨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这个最高归结所行使的功能与叔本华的“意志”差不多。“意志”不仅作为万物存在的最高本原，又是万事万物的共性存在——规律，并且可以投入“人”的现实存在。
老子的学说扼杀了人的自由意志，取消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人自身呈现出与客观世界的自在性完全同一的无为状态，这是道家哲学的根本特征。道家学说的基本格调非常近似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也是从本体论的失落感开始的，从无主体的自在之物开始，推演到自然万物（无意识的存在——自在存在）意志的冲动性，直至永无止境的使人痛苦的自为意志的产生，最终导致的也是取消主体自觉能动性的无为状态。当然，在具体思想内容方面，他们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毕竟是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两派哲学），但我们认定，他们的哲学都是对庞大社会存在的机械必然性的忍让和屈从。1848年革命对叔本华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而老子哲学也是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虽然年代不同，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产生相近的哲学思维。他们都体现了弱者的意志。不同的是，老子是小圆圈的终点，而叔本华经历了两千余年哲学思想的流变，处于西方大圆圈的终点上。
我们的这种比较方式仅仅是从哲学的范畴本身来说的，事实上，中西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早熟而狭小的圆圈，一个是健康而丰满的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