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世珍
宅在家里，重读《孟子》又有新的感受，进一步领略了孟子的人格定位、人生理想、政治主张、政治抱负，以及对帝王将相、高士名人的评价，可以说褒贬有度，一针见血。孟子的一起遭遇引起了我的联想。
鲁平公要去拜访孟子，被近侍臧仓阻止了。臧仓说：“何哉？君所以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仪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因此，孟子与鲁平公失之交臂，更无从谈起其政治理想在鲁国的实现。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向鲁平公做过解释：“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前以士，后以大夫……”前期为父亲治丧事，孟子还是平民，后来为母亲治丧已经是官员了，平民和贵族官员按治丧礼节要求所用的祭祀标准是不一样的。安葬母亲所用棺椁衣衾比安葬父亲的华美，是因为后来比以前富裕了，社会消费水平也高了，都不算违礼僭越。父与母是同样的亲情，不会厚此薄彼。孟子听说后很感慨地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意思是说，我的大道能推行，或许是由某种力量促成它，不能推行，或有某种力量阻碍它。道行或者不行，不是人力所决定的。我不能和鲁平公相见，是天意啊！姓臧的小子怎能使我不能和鲁平公相见呢？
联想一：据传说，孟子和孔子都是幼年丧父，在母亲的养育下长大成人。“孟母三迁”“子不学，断机杼”等家喻户晓，成为千古美谈。从“后丧逾前丧”的境遇发现，孟子幼年丧父是人们为了拉近孔子和孟子而附会的。如果孟子年幼未成年，如何为父治丧他不会也不能主张，更不应担负任何责难。不过，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中，孟子受母亲影响大是完全可能的。孟母教子有方的口碑代代流传，孟母一直是让世人尊重的华夏伟大母性。
联想二：临朐老家治丧有“请王、送王”（王也可能是亡的音讹）的风俗，由来已久，无从考据，但从“摔牢盆”的仪程中联系推测，一定历史悠久。所谓的“牢盆”用的是当地人们日常使用的黑色土陶盆——瓦盆子，牢盆的用途是亡命人在阴间做饭的锅，新石器时代人们就能用陶制的“牢”蒸煮食物，在渤海湾滩涂（北海区）考古发现，有大量用陶制“牢”煮盐的遗迹，是古先民的制盐作坊。可见，“请王、送王”“摔牢盆”等系列古老丧俗由来已久，流传至今，与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请王、送王”的规定程序是父母双亲都过世了，晚过世的父或母的葬礼上，要把以前逝世的父或母的灵魂请回来，在拜祭的灵棚同时摆放先考、先妣两个牌位，一起接受祭奠，共同享用祭品。祭拜完了以后，得先送王，再起灵出殡。
联想到孟子葬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仪式，不然就不会有“三鼎”“五鼎”的诟病了，也或许是人们吸取了孟子的教训，才设立的“请王、送王”葬礼仪程，不可而知。
联想三：“文公请隧”的历史借鉴。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为周王朝匡正天下，安抚诸侯，抵御外侵，立下了汗马功劳，维护了周天子的权威。作为朝廷倚重的天下霸主晋文公，向周襄王请求死后用隧葬的仪式安排后事，周襄王不答应。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 ！”意思是隧葬是为了彰显王者异于诸侯，没有改朝换代而又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有广阔的封地，愿意隧葬就用隧葬吧，又何必请示我呢？周襄王的否决态度坚决，语言也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当时礼制，除天子王后用隧葬外，其他人用树（竖）葬，墓穴的形制不同，隧葬是将棺椁通过隧道（墓道）运到墓室，树葬是垂直开圹建的墓穴，椁先在墓穴里建好，棺垂直吊装下葬，然后封土（植树），两种墓穴的大小、气派程度差别很大，随葬品、安葬仪式等更不可同日而语。
晋文公请隧是自我膨胀的表现，要的是名分，想与天子平起平坐，用葬礼来体现，礼可用来分高低、别贵贱。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僭越礼制，怕日后其他诸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讨伐他，使他身败名裂。
在朝廷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做大的形势下，周襄王面对功高盖主的臣子能坚持礼教规矩，力保名位，维护朝纲，难能可贵。但后来的“三家分晋”报应了晋文公的子孙，周王朝最终还是没坚守住底线，不该封的也封了，释放出犯上作乱合法化的信号。从此，卿大夫篡国，诸侯相互攻伐兼并，拉开了天下大乱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序幕。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新分封的三诸侯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的祖辈魏桓子、赵襄子、韩康子三个卿大夫联手灭亡了晋国的另一个实力至强的卿大夫智伯，平分了智伯的土地。到孙辈的新封三诸侯进一步瓜分了晋国，晋文公的子孙沦为平民。唐叔创始的晋国消亡，江山易主。
司马公（光）评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2020年3月11日
——本文刊载于2020年《北海道》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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