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为一代大文豪、大书法家，对文房四宝之类的书画文具尤为喜爱，并多有收藏。对于书画家创作书法绘画作品所付出的劳动，古人发明了颇为文雅的“润笔”之说。
据记载，“润笔”一词来自《隋书·郑译传》：郑译是隋文帝的开国功臣之一，后因故遭到弹劾贬官。不久，隋文帝感念郑译有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想将郑译召回。于是，命令内史令李德林草拟诏书恢复郑译的爵位，丞相高颎就对郑译开玩笑说：“笔干了。”郑译则回答：“不得一钱（被贬拮据，手头无钱），何以润笔。”后来，“润笔”泛指为酬谢人家写诗文和书法绘画的财物，相当于现在的稿酬。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清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宋代官俸较薄，朝廷此设让文人受益匪浅。譬如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从杭州知州任上被诏还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六月十八日，朝廷诏命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上清储祥宫原名上清宫，修建于太宗时期，后来在哲宗的曾祖父仁宗庆历三年（1043）毁于大火。这次重修宫殿并于元祐六年（1091）竣工。按宋人礼仪，具有“储祥”（皇室子嗣繁盛）意义的宫殿，必须撰写一块碑刻以示庄重显要。朝廷认为此事非文才书法皆优的苏轼莫属，这或是苏轼奉调回朝的动因之一。苏轼为写好这篇碑记真是下了功夫。六月二十六日，苏轼奏请颁示有关上清宫的历史资料及行文体例等，以揣摩上意，谋篇布局。七月二十八日《上清储祥宫碑》撰写书丹完成，朝廷很满意。在京师期间，苏轼再次遭到了洛党（以洛阳人程颐为首故称，成员有朱光庭、贾易等）攻击，无奈之下，为引嫌求避，多次乞请外任。八月下旬，苏轼知颍州告下，朝廷赐对衣金带马（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并以撰书《上清储祥宫碑》事赐银一千两银子（注：据资料，宋代一两银≈300元人民币）作为稿酬，苏轼上书要求免赐，被诏命不许退，只好收下赐银。
北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苏轼在颍州任上，签判赵德麟是其得力助手和亲密无间的文朋挚友。赵德麟的伯父安定郡王赵世准（君平）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送给其侄赵德麟几坛品饮。正赶上德麟以诗请求苏轼写“东斋”榜名（匾额），苏轼则作诗《昨日闻都下寄酒来，戏和其韵，求分一壶作润笔也》。两人尝到了美酒的滋味，苏轼在微醉中润了笔，书写了匾额，谓之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不几天，签判赵德麟又请苏轼喝“洞庭春色”酒，苏轼喜欢这酒，虽说他酒量不大，却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借着酒劲，先作《洞庭春色》诗，他在引中言：“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又在诗中给美酒起了“钓诗钩”、“扫愁帚”的绰号，认为美酒既可激发诗兴，又能扫除愁烦。接着则作《洞庭春色赋》，大赞此酒的传奇故事和畅饮后的美妙感受。签判赵德麟请苏轼喝的这碗“洞庭春色”酒收获了一诗一赋，可谓盆丰钵满。
北宋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苏轼将元祐六年（1091）作于颍州的《洞庭春色赋》，与元祐八年（1093）所作的《中山松醪赋》二赋一并书写，以述怀心中的不平。这次书写，苏轼用的文房四宝中的名品，纸是李氏澄心堂的纸，笔是杭州程奕的鼠须笔，墨是张传正送给他的易水供堂墨，砚是研磨多年的瑞砚。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写于一卷，真迹全卷高28厘米，长300厘米，“两赋”加上后记共77行686字，是苏轼传世的行书杰作之一。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苏轼《洞庭春色赋》书法作品应有两个版本：一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颍州酒后作诗书写送给赵德麟的；二是宋绍圣元年（1094）农历闰四月贬往岭南遇雨留阻襄邑所书二赋之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