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紧张是很自然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人，今天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小历程，希望今天能够和各位一起探讨我的历程、我的感受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是在18岁时就非常明白我的人生方向人。我那年大学没考上，在台北租了一个小房间，幸好那个时候的室友是非常爱电影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书。从此以后我在幽暗潮湿的黑洞里找了一抹曙光——电影，那个时候我就坚定我要拍电影给别人看。
所以，我突然不感觉孤单了，在22岁那年努力地考大学电影系，那个时候我非常乐于沉浸在正规的电影教育中，也在寒暑假去打工，去理解电影的方方面面，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电影导演。
1999年毕业那年，我的毕业短片在台湾电影不景气的年代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身边朋友告诉我你应该赶快准备你的下一部长片了，我也很坦然地觉得我应该开始拍我的长片了。但诚实地说那个时候的我是很心虚的。
我的毕业短片是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带有个人性的作品，记得有一次在颁奖典礼结束以后，我很尊敬的一位导演问我下一部长片拍什么，你到底关心这个世界的什么？那个时候我有点哑口无言，我不知道我真的关心这个世界的什么。所以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好像只在乎我要去完成一部什么样的好电影，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我想拍什么，讲的大白话一点，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面对这样的尴尬，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投入在了广告的拍摄，避开电影的拍摄。拍广告有好多的好处：它是一个光鲜靓丽的行业，它可以磨炼你的技术，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漂亮的，最重要的是它有很好的经济收入。像我一个从来没有想过买车子买房子的人开始想象我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人生，慢慢地，拍电影的梦似乎在现实生活当中离我越来越远。
2003年的时候我接通了一部电话，这是重要的转折点，有一个制片人打电话说：可尚，我们要拍摄一个纪录片，你要不要来看看？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拍摄纪录片好穷，二是我又没有拍摄过纪录片。但是基于礼貌我还是去参加了，在会上有一个电影公司的同仁说了她和她爸爸的故事。她和她爸爸感情非常好，但是她爸爸是养鸽子、比赛鸽子的人，她始终没有办法靠近她爸爸，这无形之间成为了女儿和父亲之间一堵墙。女儿想借拍摄纪录片去理解爸爸的职业，去理解爸爸究竟在想什么。
我听了有点触动，我第一次意识到拍片和真实的生命是连接得非常紧密的。我跟着她去拍了几次调查，我发现拍纪录片虽然辛苦，虽然没有根本没办法预测，拍的角度都是陌生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开始与陌生的，你不了解的世界产生紧密的情感互动。
所以所有内在的互动、所有情感的互动都是最朴实的，其实这就是电影真正核心的意义。所以2003年到2007年的时间我决定暂时不要拍广告了，我决定好好地拍纪录片，所以我花了20个月的时间拍了《赛鸽风云》，这部片讲述了在台湾没有人谈的文化。接下来我又花了26天的时间去拍一部片叫《野球孩子》的纪录片，通过孩子的成长看到孩子面对棒球运动是怎么思考的，以及人际之间的关系、和小孩儿跟大人之间的尴尬。细细地观察这些人的生命历程和拍广告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其实是流浪的，是离家的，我和被访者相处的时间远远高于我和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而且把所有的积蓄几乎都花光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有一种甘之如饴，非常踏实的快乐。我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急着想要透过一部片去理解她的父亲，同样也有很多很多父亲想透过这部片告诉他身边的人。《野球孩子》在瑞士播映的时候记得有一位美国的妈妈找我，她说这次回美国以后不会再限制他的孩子打棒球了，她以为她的孩子去打棒球没有天分，她看了这部片之后理解孩子是在团体间互相协助、互相帮忙。
这些回馈都让我觉得拍纪录片可以改变真实生命的很多层面，我自己最甘之如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地在反复梳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拍，为什么不要那样拍，为什么用这个观点说这个角色，为什么不用那个观点。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到底关心什么、我想什么，就比较接近我慢慢知道我是谁。一旦知道自己的特色，以后做的事情就会有所依靠。纪录片工作者身份获利最大的真的是我自己，我从一个应该去拍好电影的外在心念，开始转化成我想好好地拍一个人，拍一个我关心的题材。从“我应该”转变成“我想要”是对自己是很明显的成长。
2008年的时候我开始当了新手爸爸，每天都过得非常非常雀跃。每天想着女儿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将来应该过得比我丰富几百倍的人生，是非常幸福的一阵子。那阵子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医院的早疗中心拜访了一位治疗师，那里有很多孩子都是2、3岁，在我看来很可爱，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来早疗中心，治疗员跟我说他们是自闭儿童，我完全看不出来，我以为自闭症都是数学天才、画画天才，不爱跟人说话，这些可爱的孩子在我面前到底跟自闭症有什么关联呢？
那天结束出来以后，我碰到里面的一位妈妈，她牵着她的小孩儿在等车，她就问我“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拍纪录片”。“你想拍自闭症的纪录片吗？”我还没有回答，她就告诉我你不要拍，很多人说要拍结果就要挑成功特例出来拍，根本没有帮助。如果你真的想拍自闭症还是别拍了，你不知道怎么拍。那天晚上我回去想了很久，觉得这个母亲的绝望和我有很大的偏差，我想我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自闭症，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开始对自闭症有了观察，我发现自闭症和其他疾病不太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相同的自闭症者。我们对自闭症的无知、不理解是非常非常地超乎我想象的。我那个时候一直想我小学当班长的时候，班上常常有一个不太合群的同学，我记得有一次在班上要做大队接力的时候，因为他非常容易大惊小怪，我还把他拉到楼梯间里怒斥他，我想到太多太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那到喃喃自语的孩子，看到那些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人。这些影象让我一直觉得我不懂自闭症，如果我不懂一定是没有人教我，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自闭症。
这个让我有点紧张，尤其我当时是个新手爸爸，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去了解，不去做点什么，下一代更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自闭症。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开始讨论一定要开始尝试拍一个不是作品集的纪录片，不管它得不得奖、有没有票房，我们要专心拍一个自闭症纪录片。
面对这些不好懂的角色，面对因为孩子的特质自己也封闭起来的父母亲，会有非常复杂的心情。相处下来了解到，同情心真的不是特别重要，你很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们，和他们共度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用这样的信念，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慢慢和他们平等。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个最适合的纪录片，但觉得不够，没讲完我们又再拍，我们一部又一部，一年又一年拍了四年，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自闭症纪录片。
我记得结束那天我回头看到工作室的白板上写着“以自闭症者为师”，自闭症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才能明白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怎么来的。我们并不了解他们，我们应该了解他们。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有个发布会，那天有一个近70岁白发苍苍的女士，她那天哭得很伤心，我以为她是被片子里的某些情节感动了。后来记者访问地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有三个有自闭症的孩子，她这一辈子不停地在告诉别人怎么面对自闭症，要怎么去看待自闭症这件事情。她做自闭症的教育工作，光口头说已经做了40年了，她好累好累，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在死之前居然有机会因为一部片可以宣传一种信息、可以告诉所有人（了解自闭症）先看这部片吧。
那天我非常非常触动，我会觉得这部片让一个70岁的老太太似乎有一个稍微喘气的机会。在回台湾的飞机上，我在想这4年来我获得了什么。我两个女儿已经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我没有怀疑过她们，没有要求过她们，我所有事情都是持平地告诉她们，所有事情都是持平地聆听，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我要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这个事情是我原本会的吗？当然不是，是自闭症教会我的事，是我和自闭症孩子相处我所获得的利益。
讲到这边已经说了今天主要讲的事情，当我们做一件觉得帮助他人的事情或者理解他人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助他人，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被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我自己来讲，我原本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个体，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艺术追求，我是一个个体。但是整个拍纪录片的过程中，让我慢慢理解到我和我不理解的世界是平等的，我和我不了解的陌生人是平等的，我不再是“我”这个个体，我开始变成很多很多“我们”的交集，当心中感受到很多我们是交集的时候我不孤单，而且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友谊。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立足点，所以2002年开始拍另外一部片叫做《筑巢人》，它是讲一个人在面对无可逃脱的亲子关系当中要怎么面对，怎么生存下去，怎么体会其中复杂的爱的一部片。
我慢慢理解到我喜欢拍这样的纪录片，我喜欢拍这个世界的亮面和暗面，我喜欢细细地凝视这些暗面，因为拍摄这些历史的进程教会了我非常多的事情，生命可以很复杂的但也可以是很简单的，生命可以很困难，但也可以是容易，生命可以非常残酷、悲伤，但身在其中又有幸福感。
从1999年毕业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拍出我自己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我是彻底失败。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未来不是我决定要说什么，而是生命的历程自然会说故事给我听，要和更多的“我们”继续把生命当中窸窸窣窣的感动、发现、渴望拍出来给更多人看。
在座各位都是工作者，但是我认为我们都有一个可能性，如果我们试着理解和我们不一样的每一个个体，我们就不会继续对一些事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于是我们都更平等地用我们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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