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本名万松生，江西省都昌县万家湾村人，现居北京，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不才对摩罗厚爱有加，视摩罗如达摩与罗汉。
摩罗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摩罗说：“我们总是抱怨统治者的残暴，其实，我们民间的残暴远比统治者残暴更为残暴。在扼杀民间思想者方面，民间的不宽容远比政权的文字狱更为厉害。中国思想家有可能躲避官场的迫害，但是，却躲不过民间社会的围剿。”
摩罗说：“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
摩罗说：“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
摩罗说：“在一个不把耻辱当作耻辱的世界里，在一个没有把尊严当作尊严的世界里，摩罗的思考是对异端的权利的捍卫。”“与那些、‘昏着’的文人针锋相对，摩罗写下了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心灵史，这是一部走向卑琐、走向耻辱、走向与罪恶共舞的心灵史，这是一部洋洋自得的阉割自我、并且阉割他人的心灵史。而对这样一部心灵史，只有摩罗这样心灵健全、精神强悍的写作者才能保持不疯心理。”
摩罗说：“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和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隶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世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
摩罗说：“一条拖着长尾巴的蛆虫大摇大摆地走向局长的办公室，面对那份豪华和庄严，它一点不畏惧，一点不自惭形秽，它甚至想理直气壮地向那些衣冠楚楚者质问：你们究竟有什么东西比我更干净、比我更高贵？”
摩罗说：“摩罗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长久以来他被叛卖、轻蔑、嘲讽和冷漠所包围，他在岩石的夹缝中伸展出绿色的叶子，向着茫茫天宇；摩罗的生存是崇高的，因为他在一个无所信的时代里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当理论不足以支撑的时候，他依赖的是人格力量；摩罗的生存是孤独的，因为它在纯洁的过客之爱早已被残酷的现实雨打风吹去，他所爱的女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摩罗的生存是无望的，因为他那冷列的声音被铁板挡在外面，听不到一点微弱的回音，只好成了自言自语；摩罗的生存又是幸福的，因为他在与黑暗、与耻辱、与残忍搏杀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生命的快感，体验到了灵魂的升华，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高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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