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聚饮时，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我行我素。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应付环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最后结局也不一样。
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是曹魏政权开始受到司马家族威胁并面临改朝换代的时期。七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嵇康，他打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号，公开蔑视礼教，鄙薄世俗，毫无顾忌，胆识惊人，名士都以与他同游为幸，视他为“精神领袖”，同时也是司马氏极力拉拢的对象。
嵇康是一个正直的学者，痛恨司马氏的倒行逆施；他又是魏室的姻亲，在感情上同情曹魏皇室。痛苦彷徨之际，他模仿屈原《卜居》，写了一篇《卜疑》，借虚拟的宏达先生之口提出疑问：我是宁可竭尽忠诚在朝廷秉正执言，绝不屈服于王公权贵呢？还是小心翼翼地秉承旨意、胆怯地顺从呢？是宁可斥责驱逐凶恶邪曲之人、始终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呢？还是欺世玩世、用尽心机、为他人出歪主意呢？是宁可隐藏鳞片的光彩，像蛟龙潜于深渊一样？还是高飞长鸣、像云中的鸿鹄那样呢？……诸如此类的多个问题，其核心内容便是仕与隐的问题。嵇康之问，也是其他士人面临的问题。
刘伶有过几次短暂的入朝和参军经历，但他仍然维持着邋遢作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把他召去策问，他仍然坚持宣扬无为而治，与皇帝对着干，结果被赶走。刘伶在酒坛里度过余生，保留了在竹林时期的气节。
阮籍寄情山水，不问世事。司马氏为了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亲，阮籍大醉60天，让提媒的人没有机会说话。司马炎篡位时，把写劝进表的任务交给阮籍。司马炎派人去取时，却发现他趴在案上醉了，什么都没有写，于是把他摇醒，让他在醉中强行写一篇。阮籍只好完成任务。
不与司马氏合作，结果被构陷杀害的嵇康死后，作为嵇康密友的向秀也成了目标。为了避开司马氏的迫害，他不得已应诏担任了一些闲职。但他选择了做官不做事，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度过了危机，也保留了自己的气节。
阮籍的侄子阮咸，生性放达，无拘无束。虽然挂着官职，实际上却远离官场，过着自己的日子。他钻研音乐，完全不去考虑官场的钩心斗角，只做自己喜欢之事。
山涛虽然也读老庄，并不反对出仕。当初弃官，更多是出于自保，避开司马氏与曹爽的争斗。一旦司马氏确定胜利，山涛意识到必须投靠他们，就再次进入官场。山涛能够识人，向朝廷进荐了大量人才。最后山涛官至司徒，安然善终。死时家无余财，是士大夫的榜样。
官瘾最大的是王戎，是七贤中的异类。他年轻时乐于参与竹林宴游，随着司马氏得势，他很快就奔赴官场。他位至司徒，晋身最高官员行列。他有很强的私心，是个财迷，购置了大量田产。后因派系之争而失去官位，又因战乱而颠沛流离，死于逃亡途中。
从他们七人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看，大体上可以如此排序：王戎、山涛、阮咸、向秀、阮籍、刘伶、嵇康，越往后排斥政治的思想越强烈。嵇康天性难驯，反抗激烈；刘伶倔犟强硬，不肯低头；阮籍心有原则，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避祸；阮咸疏离政治，自娱自乐；山涛借势出仕，以建功业；王戎依附权力，谋取富贵。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竹林”不大，却尽现士人之态。一直以来，这个群体被当作蔑视强权、追寻自由的精神象征，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士人面对政治和权力时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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