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将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愈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决不能消灭稀缺。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