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几天，一则“老外扶摔倒大妈遭讹”的新闻引起众多关注，就在一些网友义愤填膺之时，有目击者表示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大妈被骑着无牌摩托车的老外剐倒，双方产生责任与赔偿纠纷。现场视频还显示，老外用流利的中文爆了粗口。为什么大家开始一听说“开车-碰撞-赔偿”这样的关键字组合在心里不加甄辨的认为一定是“碰瓷”？整件事情，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传播舆论导向这方面作为媒体，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杜平：这就是媒体的一种“羊群效益”，就是说你在当一个事件被人所定性之后，就广泛地传播。 有其他人根据目前大家普遍的想法来给他从一个主流的想法，那该是说媒体本身可能现在出现的问题，在对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查证，不太愿意做自主的调查，而是相信某一个源头来得新闻的线索，然后大家把这个新闻事件本身牵扯下很从一厢情愿出发，牵扯到政治上面或者是社会上面或者是价值观的定义。
过去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就是碰瓷的事件，过去碰瓷事件其实引起社会很多的反感，那大家都认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像过街老鼠的心态，现在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本能想到这肯定是一个又一个碰瓷的事件，但是在所有的评论者多没有经过自己的证实和查实，然后用政治上非常正确的判断就附加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其实我们做评论的时候，至少要有两个来源，必须有两个来源相互印证才觉得是保险的，如果只是有一个新闻来源的话，尽管不一定犯错，尽管这个事实可能是对的，但是从原则来讲，就是新闻操守来讲，连这个原因，事情都不能解释，包括这个小事情可能大家都在事件发生，哪怕是没有发生，大家的价值观都已经有，就是带着主观的判断，已经给他底气了。
这个事情本身，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为了能使帮助他人的美德和行为得到保护，做了好事不至于惹麻烦上身或被告上法庭，美国有一条法律专门用来保护好心人，这条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说如果说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救人反而被人家讹诈，成为仇人的时候，根据那个法对我是有保护的，就是对施救者是有保护的，有这种保护，这样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情，去帮助别人，而不至于因为一两个事件，像类似这事件所有人都不愿意去救人。最近有一个案子，就是一个老太太摔倒了，几个小孩把他扶起来，后来法院说老太太是讹诈，那我觉得这个案例是非常好，就是必须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对视救着做好人好事的人进行保护。救你是不涉及法律的，但是如果你要反过来咬是要涉及法律，这就是说诬告或者是恐吓，或者是敲诈这涉及到法律，那么遇到这样的事件就是要经过法律，只有利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在可能基本的判断事件的标准。
记者：现在是不是要加强立法来应对类似事情的发生。
杜平：我的意思就是要加强立法，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当时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立这一个法，这样你救人的时候就不会被讹诈。
记者：现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诚信缺失比较严重。我们该如何在今后处理好这些可能的“讹诈”问题？是否可以建立一种伴随终生的诚信机制？
杜平：诚信缺失，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从法律层面，就是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多缺乏诚信的情况下，不能通过教育，教育方式是不管用的，感召的力量也不够。那么，只有通过法律，就是杀一儆百，做出一个标榜来。就是，不诚信的人就得付出代价。现在银行个人的信息验证也是，把过去不诚信的东西可以放在个人的信息里面，到银行贷款、做事情也好，都可以查得出来。过去有多少次的诚信，所以我不可能跟你贷款等。这样的东西是最基本的，必须要做的事情。
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这样一部法律。
杜平：好像已经开始有了，在慢慢进行了，现在有些地区的身份证都有芯片能够识别，涉及到过去不诚信的记录都能查询。总的说来，就是必须要用法律，唯一能够挽救的就是用法律让别人有敬畏感和畏惧感，你不畏惧你不害怕你什么都不怕的情况下，你认为做坏事没有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会有一种侥幸心理，这样别人看不见我就可以做。
记者：非常感谢杜平老师，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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