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时期的疯狂、爱与理性

      1346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发城突发瘟疫。被感染者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长出大肿块，皮肤出现黑斑，大多会在感染48小时内死去，当时的人给这种瘟疫起了个形象的名字——黑死病[1]。

      肇始于1346年，截至1352 年消退，鼠疫（即黑死病）让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了八千万。这场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使11世纪开始繁荣起来的欧洲城市化为荒凉之地[2]。荒凉之下，群体的疯狂与人性的光辉共舞，血色中绽放出文艺复兴的花。灾难的洗礼下，人文主义与理性之光显现。鼠疫时期的疯狂、爱与理性，都是这段历史中浓墨重彩的几笔。 

1 疯狂：屠杀与鞭笞

鼠疫期间，由于治疗无望，各种谣言和论断开始满天飞。人们发现当地的犹太人居然没有感染黑死病，开始怀疑黑死病是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制造的[1]。1348年疫情正盛时，法国南部以及阿拉贡地区有上千名犹太人惨遭杀害。不少犹太人无力承受严刑拷打，承认他们饲养蜘蛛蟾蜍等毒物, 并从海外获取毒药来源[3]。当人们发现死于黑死病的犹太人也不在少数时，矛盾被转嫁到社会贫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兴起迫害异教徒和少数民族的狂潮。在一些地方，吉普赛人被指传播黑死病而被烧死；与“异端”有联系的黑猫也被视为传播者，被大规模猎杀，一同受牵连的还有女巫——黑猫是女巫的化身，她们与大量野猫一起被送进火场[1]……

      与迫害犹太人相随的是“鞭笞者运动” (Flagellant Movement) 的多次出现。这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赎罪形式, 得名于赎罪团 (disciplinati) 成员相互用鞭子抽打身体的仪式。黑死病爆发后, 由于“有罪文化”和通过“悔罪”来缓解疫情的原因, 大量民众加入团体, 参与游行、祈祷与协助安葬[3]。

      除此之外，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 人们的禁欲观念开始瓦解,人们重视个体的生命和现世的欢乐, 不再压抑自我的欲望。诚然，这是文艺复兴的萌芽，但也导致人们日夜不休地狂欢，无视法律的约束[4]。

      中世纪人类的疯狂，多源于科学的缺乏与宗教对人性的压抑。面对疾病，神学无法解决，当时的医疗技术也难以遏制，人类便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感中。正如加缪在陈述创造《鼠疫》这部作品的动机时所言：“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外面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iii]]面对鼠疫，社会陷入无序和恐慌，所有人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这正符合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将罪恶转嫁于他物，甚至放弃自我，无动于衷。

疯狂，源于无知，源于无力。

2 爱：诗、歌与同情

      大约自1351年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开始纪念那些他失去了的所爱之人。爱，是他许多诗歌的主题。他把自己对他们的回忆题写在维吉尔作品集里。在它的扉页上，他题下了这些令人难忘的字句：“我决定写下这段痛失所爱的残酷记忆，我想，当我把它记在视线如此经常停留的地方时，心中是有一种苦涩的甜蜜的。”[6]彼得拉克的诗代表了1346-1353年瘟疫大流行下的整整一代幸存者。在面对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的疾病大流行时，鼠疫让他愈发感受到生命之甜蜜和脆弱。当周围的亲友逐渐被夺取生命，只留他孤身一人，也许只有爱，才能让他度过那漫长而痛苦的岁月。

       除了诗歌，面对“死亡”而诞生的“爱情”，也是欧洲14世纪复调音乐及宫廷诗歌作品中的核心。就像当时的许多叙事曲(ballade)和牧歌(madrigal),都以“爱”为出发点,表达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追求世俗幸福的人文主义思想。14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最知名且广受爱戴的作曲家弗朗切斯科·兰迪尼的作品，很好地展现了人在一生中所遇到的快乐与痛苦。他的代表作《》(Ecco la primavera)展现了人们对草木翠绿的春季的迎接，充满着希望与积极。[7]

      从中世纪黑死病再向前追溯8个世纪，“查士丁尼瘟疫”时期也有着人性的温情。拜占庭东正教和皇家都一直用自己的钱资助大量的救济慈善机构，在大瘟疫期间，这些机构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治疗病人的那些人则感到持续的疲惫不堪，始终处于极为艰难的状态。无论医生们或其他人……一直超负荷进行服务工作，超出了所有想象”。[8]这里记载的就是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以及他们近距离接近瘟疫感染人员而造成的巨大牺牲。即使这一切后来由于医护人员成为鼠疫高发人群而自行解散了，但仍彰显着灾难时刻人性的光辉。

      这不禁又让人想起《鼠疫》中的主人公们。记者朗贝尔最终放弃出城与妻子相见，当里厄觉得选择幸福没什么可羞耻时，朗贝尔回答：“是啊，不过要是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9]或许这就是塔鲁所说的“通往安宁的道路”——同情心。

      只有经历过冬天的寒冷,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春天的温暖。众所周知,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极严重的瘟疫之后,文化领域迎来了最为绚丽的文艺复兴时期。在14世纪的音乐家作品中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美好的希冀，如同兰迪尼在歌中所吟唱的：

春天来了

让你的心情感到愉悦；

这是人们坠入爱河的季节,

并留下喜悦的脸色,

不,让我们留住这样的美妙时刻,

因为,这叫做欢乐；

在这个模糊的时代,一切都那么模糊。

绿地上的花草带着新鲜的气息,

装饰过的树木是春天的音符,

生命就该是那样。

3 理性：真相、检疫与医疗进步

      黑死病期间，在犹太人因“投毒”而受到迫害的同时，西欧亦存在反对“投毒说”并呼吁保护犹太人的不同声音。首先，知识界对“投毒说”进行了驳斥：14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医学院校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教授宣称，对犹太人的所有指控都是错误的。一些世俗政权也通过实际行动否定了“投毒说”：在科隆给斯特拉斯堡的信中，科隆的法官、市政官员和议员建议：“在你们的城市，你们应该做出决定保护犹太人，确保他们的安全——就如你们的前任们所做的那样——直到真相大白。”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则对犹太人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最后，教廷也一改往日的反犹姿态，宣布教会将对犹太人实施保护，要求主教和教士们采取行动反对任何人迫害犹太人。[10]

      反对迫害的同时，一些医生开始寻求防治鼠疫的方案。当时罗马教廷的医生乔利亚克采用出血疗法，并初步区分出鼠疫的两种症状，为黑死病的治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4]。1348年，巴黎医学院发布了一份有关流行病的指南，建议用熏香和甘菊熏烤家中以及人员拥挤的公共场所，还推荐使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住的房间[1]。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所有的来往客商，无论是已受传染者或有感染嫌疑者，一律不准进城。1377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所有被疑为鼠疫传染者须要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 30 天才准入境。后来人们担心30天不够，又延长到40天，称四旬斋（Quarantenaria）。这也就是现代的通用名词“海港检疫”（Quarantine）的来历。[2]

      著名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一书中曾经指出，中世纪晚期的人普遍比较轻信，但轻信的程度因文化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等差。普通民众更倾向于对谣言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士相对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无论如何，在轻率和狂热的另一面，我们也感受到理性力量在灾难面前的涌动。

4 鼠疫与新冠疫情：病毒从未消失

      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黑死病在欧洲间歇性多次暴发。几百年来，欧洲的医生编写了有关黑死病的医学专著300余部，但只是对其传染性有初步认识，成因却一无所知。现代医学揪出了鼠疫杆菌，破解了黑死病的传播途径，但时至今日，鼠疫杆菌从何而来还没有定论，黑死病的消退仍是西方疫病学家、历史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1]

      早在彼得拉克时代，他便意识到瘟疫“在哪里都没有真正消失”，这是一场为期廿载的苦难[6]。总的来说，我们比彼特拉克时代的人们抵抗力更强。现代医学一直致力于更高层次的野心，如数字医疗保健、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但我们的世界仍不断受到流行病的打击。SARS、MERS、COVID-19……数百万种病毒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嘲笑着医学界一直关注的所谓“高层次问题”。我们试图说服自己相信，会找到有效的防御机制的。但这又待何时呢？[11]

      新冠疫情下，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疯狂：对替罪物种的屠杀，对病毒携带者的孤立，对所谓药物的疯抢，对某些地域的无端指责；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的爱与同情：“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员、物资的驰援……在中国，第一波疫情已经过去，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再回顾这近一年来的一切，笔者不禁感叹，这与14世纪的某些故事惊人地一致。

      《鼠疫》的最后，加缪写道：“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时间淡化了血迹，灾难带来的教训又可以延续几个世纪呢？

      引用杨雪[1]在文末的发问：

      黑死病已成往事，那蒙昧和荒唐呢？也一并尘封在黑暗的中世纪了吗？

参考文献

[1] 杨雪. 黑死病：欧洲人的铭心之痛[N]. 科技日报,2020-05-06(001).

[2] 张大庆等. 医学史(第3版)[M].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9:57-58.

[3] 谌苏维,苏仲乐.14至18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的文学禳灾[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100-105+116.

[4] 胡亚敏,黎杨全.黑死病与欧洲人文精神的复苏[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03):104-106.

[5] 王丁莹.荒谬中的求索：《鼠疫》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现实意义[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7(06):115-118.

[6] Paula Findlen, Petrarch’s Plague: Love, Death, and Friendship in a Medieval Time of Pandemic,[N]The Public Domain Review, June 11, 2020.

[7]王若屹.面对死神的希望之歌:黑死病时期对音乐艺术的影响[J].艺术教育,2020(10):235-238.

[8] 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J].世界历史,2008(02):77-85.

[9] 阿尔贝·加缪.鼠疫[M].李玉民，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10] 高建红.浅析西欧黑死病期间的“投毒说”[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04):82-85.

[11] Rapezzi C, Tavazzi L, Ferrari 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physician at the time of COVID-19. Eur Heart J. 2020 Oct 1;41(37):3501-3502.

作者简介

李驿洵：南京医科大学2019级八年制1班

本文为《医学史》课程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