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是中国重要的骨干水利工程，它在泄洪、航运和能源输出方面独树一帜，不仅创造了许多世界纪录，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三峡大坝的建立可谓是“功在当代、立在千秋”，建设它是极其正确的决定。
但在1994年三峡大坝修建之初，有九位重量级专家却拒绝在修建决议上签字。
结合他们深厚的学术背景，这九位专家表达的反对意见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理有据。
他们对建设三峡大坝究竟存在哪些顾虑呢？
首先，就是河道积淤的问题。
河道泥沙积淤是所有大坝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严重积淤不仅会弱化水资源利用率、弱化大坝的经济效益，还会对坝体结构成产生巨大损害，从而影响大坝的寿命。
所以，无论何时、无论在何国家，积淤始终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而三峡大坝的修建建议书上却没有提到治理积淤的措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简单对待呢？
其次是民生问题。三峡工程的建立需要迁移附近将近113万的居民，要妥善解决这些居民的迁移，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还要付出极大的精力，这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随后是生态问题，许多长江流域生物会在繁衍季逆流而上，在上游选择合适的地点产卵、抚育下一代。
然而，三峡大坝的修建无疑会成为影响江中生物逆流的障碍，极有可能会对江中的珍稀生物带来灭顶之灾，致使一些物种灭亡。
再者，是专家对工程未来的担心。修建三峡大坝需要高超的建筑技术和超大的机械设备，而当时国内外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百分之百能保证建成这样巨大的工程。
所以，一些专家对工程的未来秉持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与其建成一半 “烂尾”，不如刚开始就选择放弃。
最后，是对大坝面对战争时的担忧。一些专家认为，在和平年代中，三峡大坝肯定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便利，但遇上战争，三峡会不会成为敌人首先摧毁的目标？
毕竟，1938年，国民政府炸开河南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黄河水泛滥的景象，上世纪90年代还有很多人历历在目。
综上所述，九位专家们一致认为三峡大坝的建设工作需要从长计议。
那三峡大坝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九位专家的意见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三峡大坝在修建工程中遇见了怎样的困难？
要回答这一切，还要从头开始讲起...
中国地广物博，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山川河流不计其数，但壮丽的自然风景却有其危险的一面。
古代中国经常发生洪涝灾害，这归根结底是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所以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水治”观念从未停歇，春秋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在成都附近的岷江上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此便有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当时间迈入近代，国人也未停下治理江河的步伐。上世纪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发展实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要长江上修建一座大坝，以达到“溯流而行、存续水力”的目的。
基于孙中山先生的决定，当时的政府部门也开始了设计、勘探工作，最终历经两年时间，大家终于完成了此项工程的设计工作,并匡测出了大概预算。
建设大坝的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那个时候的中国无论资金还是技术，都无法建设这样浩大的工程。
为了能让工作顺利推进，当时的中国只能寻找别国的帮助,而愿意合作的只有美国。
随后的十几年间，中美双方经过多轮谈判,美国愿意提供9亿美金的建设资金以及施工技术,但有一个交易条件,就是当时中国能以低价全面开展化肥贸易。
因为美国地广人稀，大量的森林被开辟成耕地，对化肥的需求极度强烈。
而彼时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化肥制造技术虽然落后，但好在数量多、价格便宜，如果能低价引进，长久而言，美国获得的利润远高于9亿美金。
明知吃亏，迫于当时“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只能与美国签订了合作协议，三峡大坝正式启动。
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三峡大坝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动荡的社会，使得大坝的建设缺少一个和平的环境；
其次是当时政府、人民关心的是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生存的问题，所以建设大坝就成为了一个多余的财政负担。
1947年，美国专家正式从中国撤离，中国科研人员也宣布不再进行三峡大坝的建造工作，这项工程暂时告一段落，等待另一位智者重新启动。
1949年，中国人民迎来了复兴的一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两个东西——机器和电力。
基于当时中国的技术，发电只有两种方式，水力或煤炭发电。
如果单依靠煤炭发电，每年将消耗大量的煤炭，而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无法支持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活动，想要大规模通过煤炭发电只能依赖外购或者接受帮扶，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产生“卡脖子”的现象。
而且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只会越挖越少。况且煤炭发电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单纯依靠煤炭发电不是长期的做法，只能依靠水利发电。
建设三峡大坝不仅要解决能源供应，还要解决洪灾问题，在古代，长江流域几乎每10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人口膨胀，长江流域的洪灾危害也越来越大，1870年长江洪灾直接淹溺38万余人，1931年、1935年的洪灾均淹溺14多万人。
正所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伟人毛泽东明白这些问题急需解决，1953年2月，毛泽东到武汉会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
在“长江舰”上，毛泽东问林一山，南方的水源多，北方的水源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点给北方？
林一山说“可以试试”，然后直接展开长江流域的地图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指着现有的水库群说道，如果把这么多的水库加起来，能不能抵上在三峡建造一个大水库？
林一山回答道，从防洪角度来说，这么多水库加起来也抵不上在三峡修建一个水库！
从此以后，三峡工程一直萦绕在伟人的脑海里，在此后的五年，毛泽东多次会见了许多专家学者，探讨三峡大坝工程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泥沙淤积、投资金额、战时防备等许多关键问题。
但林一山告诉毛泽东以新中国现在的物力、财力和技术，这些工程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
毛泽东听后十分怅然，他感慨地对林一山说，将来有一天三峡要建成了，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家祭无忘告乃翁”啊！
路途虽然曲折，但未来是光明的，在困难面前，伟人们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1958年3月，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但工作不能盲干，一定要采用可靠的方式进行。
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工程质量，他说三峡大坝不止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要造福子孙后代。
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被搁置10余年的三峡大坝再次重启，1958年6月，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会后专家联合出具了建设报告。
两年后，国家水利部又组织了100多名水利专家在三峡勘探、选址，这其中有18名苏联专家参与。
后来，由于经济原因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三峡工程始终“走走停停”。
1970年，中共中央决定修建先期的葛洲坝工程，一方面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一方面为三峡大坝工程做准备。
临开工前，年过七旬的伟人毛泽东坚定地说，赞成兴建此坝。
其实不仅是毛主席，三峡工程时刻牵动着每一位国民的心，在三峡大坝的决议书通过时，举国沸腾，大家都对三峡大坝的未来表示出了强烈支持。
就在大家以为三峡大坝准备动工时，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却同时纷至沓来。
既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做决定时就需要慎之又慎...为了充分发挥民主，1993年，国家邀请了知名专家学者、高校老师和多名人民代表齐聚一堂，对三峡大坝的修建与否做出最后表决。
投票现场十分安静，大家都十分重视这决定历史性的神圣的时刻。毕竟，他们的决定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终，这场投票结果以支持三峡大坝建设而告终，投票结束后，一个个面露喜色的代表离开现场。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如前文所说，有9位泰斗级专家却反对三峡大坝的建设。
当然，我们要感谢那些专家提出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宝贵的反对意见，有利于我们重视并克服建设大坝过程中遇到的复杂矛盾，更坚定了我们战胜困难、造福万民的决心。
正所谓：反者道之动也。若没有针对现实情况的宝贵批评，那么，一味地赞扬将变得毫无意义。
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三峡大坝工程的投票结果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44票弃权而告终。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正式启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正式迈出。
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牢地基，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但是三峡大坝所处的流段四周石壁陡峭、水流湍急，非常不利于工程建设。
建设者想了个办法，对湍急的江水进行分流、截流，这样中间的江底就可以暴露在外，以方便他们在空地上建造基础工程。
经过近4年的时间，建设者顺利完成了基础工程，但另几个问题接踵而至。
长江水流湍急、不可能长时间分流，那么，如何快速建设？在快工之下，又如何保证工程质量？
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人陆佑楣经过大量考察，最终决定购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机械——塔带机。
塔带机具有超长的械臂，集运输、浇筑于一体，可以极大程度缩短建设时间，而且因为连续浇筑，混凝土也可以保持连贯的形态，这可以极大程度避免大坝裂纹出现，以保证质量。
塔带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施工困境，但另一个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
三峡工程所处的地方高温多雨，有时会出现40多度的高温，这不利于混凝土快速凝固。
于是，建设者们在建筑过程中直接加冰搅拌，因长时间的低温作业，现场温度很低，工作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工地上流传着“夏天盖棉被、冬天吃冰棍”的说法。
正因为严格的温度管控措施，三峡大坝的主体没有一条裂缝，其优异的工程质量创造了世界奇迹。
主体部分完工后，大家就开始考虑船闸的建造问题，毕竟三峡大坝不仅仅是发电站，也是长江流域船只通行的廊道，需要建设与大坝同高的船闸。
然而，在花岗岩山体内开凿300米宽、175米深的船闸，其技术与施工难度均前所未有。
因为三峡大坝周边的山峰是岩石构造，被凿后，岩石肯定会失去稳定性，会变形继而挤压船闸，产生无法控制的危险情况。
于是，工程人员和建设者采用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锚杆、锚索把船闸抬起来！
建设者在山体两侧挖出30米到60米深的钻孔，然后把锚杆、锚索深深地嵌入岩体。
不仅如此，建设者沿着插入方向向山体里插钢筋，并浇筑大量混凝土，随着混凝土的凝固，锚杆和山体就合为一体，整个山体就是一个巨型船闸。
为了保证建成后的船闸固若金汤，三峡工程建设者一共使用了2100多根锚索，17多万根锚杆，这些锚杆的总长两千多公里，相当于重庆到上海的距离。
依靠这么多的锚索、锚杆，建设者们用“一针一线”把船闸“缝到了”山林之中，展现了工程的艰巨与浩大。
最终，无数建设者克服了重重困难、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在江水截流、围堰施工、混凝土速固、永久性船闸建造等方面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分四个阶段、历经16年终于完成了这个举世伟作。
如今三峡大坝的主轴线全场2309米，坝高185米，总库容近40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0亿立方米，是世界水利工程之最。
不仅如此三峡大坝年发电量约1000亿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成为了世界水电制高点、也是新中国发展的里程碑，真正的国之利器、利国利民！
当年，九位专家担心的小部分工程弊端现在虽有发生，但整体在可控范围之内，他们虽然没有在修建决议上签字，但他们和每一个决策者一样，都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
三峡大坝的工程师曾经说道，我们要感谢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值得被重视、思考，恰恰是他们的反对意见，我们的三峡大坝才会如此成功！
尽管经历了担忧和质疑，但三峡大坝仍然屹立在世界水利工程之巅，成为了人类工程建设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三万人同吃、同工、同做，他们辛勤地在工地上工作，体现出中国人聪明、吃苦耐劳的特性！
正如毛主席所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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