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作者郑治平，原标题《绥棱县大队叛变前后》。
正文
每逢清明，在祭扫烈士墓的时候，我和人们的心情一样，对当年为保卫绥棱而与白匪（群众称为白军）搏斗中壮烈牺牲的先烈们寄予无限的怀念。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绥棱县大队（也叫自治军），以二连为主体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时，我家是受害者，我又亲自参加了清剿这伙叛匪的战斗。因此，就我个人回忆所及，并参照了有关材料，将我军（还有一部分苏联红军参加）剿匪的战斗经过概述如下: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绥棱县的政治形势仍很复杂，城内既有共产党的干部，又有国民党的地下党员，既有伪满留下来的警察、特务，又有土豪、劣绅，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
我党为了贯彻《双十协定》，积极宣传维持和平，不打内战，但同时对反动分子又有所警惕。实际上我们的原则和主张是伪满的政权只能由共产党来接收，而不能允许国民党来侵占。但是，由于当时我们的力量不足，加上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各界上层人物）还有“正统观念”，对伪满留下来的一些官吏还不可能一下子都拿掉，还要暂时维持一段。而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表面上也讲和平，不打内战，但实际上他们是盼望中央军（国民党）来接收的。他们心怀鬼胎，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为了维持暂时局面，逐渐扩大我们的力量，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组建第一个县大队时，尽管大队部主要干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大队长于兰阁、副大队长陈殿有，都是老抗联。政委袁泽民、副政委刘振尧，都是老八路），但大队部下属四个连的组成人员成分就不纯了，有的连排干部是我们派的，有的则是伪满留用人员（警察、国兵、伪官吏等），我们新接收的县政府和其他部门人员的组成大体上也是如此。当时在这一革命变革时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时左右，发生了以县大队二连为主体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一事件轰动了全省。发动这次叛乱的主要头目有伪满小学校长赵中富（国民党党务代书记长，在叛乱时任团参谋长）、伪满警尉王石印（国民党员，在叛乱时任团长、总指挥）、伪满国兵孟宪久（原县大队第二连连长）以及伪满警尉苗生田、纪坤等。
叛乱开始由苗生田、孟广惠、孟宪久带一中队主力打大队部（当时我方几位主要负责人都住在大队部）；宁奎武、王功带一中队部分叛匪打县长室及其卫队；二中队纪坤、朱万芳负责将队伍拉出打职员宿舍；金桐轩、宋凤山带第三中队主力打公安局及留置所；王振和带三中队一部分打四门分所及担任通讯联系。联系标记为长方形白布巾，印一“挺”字（挺进军），口令为“成功”。
在叛匪发动叛乱时，我公安局长栗本堂、民政科长宋林棣（袁泽民同志的爱人）虽向敌人猛烈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刘振尧同志弹尽负伤，县长杜效伯、副大队长陈殿有、政务秘书王明德、妇女干部张树环（栗本堂同志的爱人）等被俘入狱。叛匪们还惨无人道的将栗本堂、宋林棣同志的衣服剥光示众，妄图镇压革命势力。
县大队共有四个连，除第四连没有武装，加上人员成分较好，没有叛变，其余第一、二、三连人员成分复杂并有武装，大部分人员都叛变了。
绥棱县大队发生武装叛乱不是孤立的，其主要原因一是蒋介石虽然在重庆和我党订立了《双十协定》，但他骨子里并不想真正和平。惯耍阴谋诡计的蒋介石，在口喊和平的同时，背后便密令他的党羽向各个解放区进攻。绥棱县地下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在策划叛乱的第二天，公开叫嚷：“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派中央军来了”；二是县大队人员不纯，机构杂乱，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由于我们对这一复杂情况及时分析研究不够，特别是对那些反动分子缺乏高度的警惕性，因而赵中富、王石印等匪首利用里应外合的手法，使他们的阴谋诡计终于得逞；三是县大队一部分队伍由大队长于兰阁带领去泰安（现依安县）剿匪，政委袁泽民去海伦中心县委开会，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叛变。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牺牲了十余名同志，给绥棱县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这次县大队武装叛乱，我一家是幸存者，又是受害者。叛乱这天晚上，我父亲（郑洪喜）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正在摸不着头脑时，突然一个匪首在县政府打来电话（当时我家安装一台电话），对方在电话中问：“郑治平是不是在家？如果在家叫他把借的留声机马上送到县政府来。”（在叛乱的前三天，我结婚时借的）接电话的是我同学刘兴汉（现任哈医大内科副教授）。刘说：“郑治平不在家，已去海伦开会。”刘并问：“街里枪响是怎么回事？”对方答：“是打误会了，你们不要害怕。”接着匪首又问：“郑治平真的不在家吗？”刘说：“确实不在家。”因为电话串音，铃声一直在响，刘兴汉又拿起电话，听到敌人在说：“已把杜县长逮捕了，陈大队副还没有抓住……。”刘兴汉放下电话说：“出事了，杜县长被捕了。”我父亲问：“什么叫逮捕？”刘说：“逮捕就是抓起来了。”我父亲紧接着说：“不好了！已经反了！快跑！”于是我父亲和刘兴汉领着全家人，并和木匠铺的一些工人（当时我父亲任木匠铺的经理，和木匠铺住一个院）从院子的南角门，逃到城外亲属家。木匠铺的工人也都四散了。
我家逃出城外不到半个小时，伪满山林警察大队长于天富（绰号于大巴掌）带着一群匪徒闯到我家。这时木匠铺只剩下腿脚不好的更夫谭东阁一人。匪徒们进院见到更夫就说：“老郑家的人都哪去了？他们不是能跟共产党吗，这回算唬到头了！”更夫谭东阁说：“我不知道他们都跑那里去了！”一个匪徒说：“不知道枪毙了你！”另一个匪徒说：“去他妈的吧！毙他有啥用！”说着便到我家，把所有的好的衣物搜劫一空，一些家具全被砸碎了。
后来，从被俘的匪徒口中得知，原来那个匪首打电话，叫我去县政府送留声机是一个骗局，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想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我抓住。那时受害者何止我一家。张禄同志的家，是抗日地工人员秘密活动的据点，伪满时期曾掩护过于天放和孙国栋同志。我家也是抗日地工人员秘密活动的据点，曾掩护过于兰阁和申宝才等同志。所以叛匪对我们恨之入骨。张禄被匪徒们抓住后，用钉子将两只手钉在大车上。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叫他活活受罪，被折磨得半死半活，最后在庆安县三门李家给枪杀了。
县大队叛变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海伦车站警务段接到了绥棱车站警务分所迟贵新同志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那时我是绥棱车站警务分所所长，因为车站有苏联红军驻防，匪徒没有占领）。迟贵新在电话中说：“绥棱县大队咋晚已经叛变了，城内已经戒严，我们死了多少人还不知道，你马上向袁政委报告……。”我听了之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袁政委作了报告。这时袁政委也接到了由绥棱跑出来的两名战士关于叛乱情况的报告。袁政委即决定我不要参加会议了，让我做好准备一同和他赶回绥棱。于是，袁政委立刻紧张地组织剿匪队伍和车辆等，此刻我和战士们的心情一样，怒火满胸，恨不得一下子飞回绥棱，和叛匪拼个死活。
天渐渐黑了，剿匪的队伍和车辆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一百多名战士和一部分苏联红军由八路军康步云司令带领，在海伦车站乘三节客车组成的专列，风驰电掣般地向绥棱驶去。
火车到达绥棱车站已是当晚（十二月二十七日）八时左右，康司令让我立即画出一张县大队部、县政府、县公安局的位置图。康司令拿过这张图，通过翻译和苏联红军共同研究了攻城剿匪的战斗方案。
城内叛匪听到车站有火车声，就向车站打电话询问：“火车是从哪儿来的？是客车还是货车？”康司令为麻痹敌人，将计就计，让一位本地口音的同志接了电话，向叛匪说：“我们是挺进军，已经把海伦接收了，听说你们这已经接收了绥棱，望你们派两名弟兄马上到车站来接洽，以便我们共同作战，消灭共产党。”敌人信以为真，说：“我们马上派人去车站。”这时我们已经把队伍埋伏好。四十分钟过后，两名全副武装叛匪来到车站，立刻被我们活捉了。
经审讯，两个匪徒交待了被他们打死的都有哪些人和被俘了哪些人。但对当天晚上敌人的口令是什么却不肯交待。我们攻城心切，哪里还容他支支吾吾，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之后，两个匪徒见势不妙，乖乖地交待了二十七日晚敌人的口令是“注意”。
得知敌人的口令和叛匪的情况之后，袁泽民同志带领部分队伍并配合部分苏联红军，从城西、城北向城内县政府、县大队部、县长宿舍等处的叛匪进攻。其余部分队伍和部分苏联红军由康司令直接指挥，埋伏在车站附近，以防敌人向西逃窜。
在车站附近埋伏的战士们，虽然冻得全身麻木，但各个都严阵以待，在大约晚九点半左右，我们攻城的队伍就和敌人接了火。由于苏联红军地形不熟（没有进城）又缺乏打这种仗的经验，再加上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所以第一次攻城失利，有几名战士负了伤。我们的队伍和苏联红军于晚十一时左右都撤回车站。这时苏联红军在车站已经把炮架好，立刻要用炮向城内叛匪轰击。康司令和袁政委考虑到如果用炮轰，不但消灭不了多少敌人，而且肯定会伤害很多老百姓。因此通过翻译再三劝阻，苏联红军才没有打炮。
此时，我们听到城内叛匪已经乱成一团，人喊马叫，有的抓车、抢马，有的藏家属、藏东西……。袁政委考虑到这一倩况，严肃地向全体战士们说：“同志们，如果我们不马上组织攻城,敌人在逃跑之前一定要杀害我们在狱中的那些同志！”全体指战员和苏联红军也一致认为事态危急，刻不容缓，必须立即出击。
我军首长和苏联红军简要地总结了第一次攻城的失利教训,决定立刻组织第二次攻城。
天刚蒙蒙亮，第二次攻城开始了。苏联红军由西门向城内公安局的叛匪发起总攻，袁政委带领我军从西北门和北门向县政府、县大队部叛匪进行包围。康司令和我军少数队伍留守大本营（火车站）阻截敌人。攻城开始，在从西门向公安局叛匪进攻的战斗中，敌人见我们来势迅猛，纷纷败退，不到两小时，被我军打得溃不成军，从南门向上集镇方向仓皇逃命。
我军攻进县城后，立即把狱中被关押的同志们解救出来。这时我随同康司令（康带领留守大本营所有的队伍）一同开进了县城。对城内各个角落进行了全面大搜查，清理了战场。苏联红军攻进县城后，发现叛匪向上集镇方向逃去，于是又追出城去，用炮向叛匪猛烈轰击。
从这场浩劫和血的教训中，绥棱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大是大非。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
叛匪头子赵中富、王石印等在叛乱的第二天在绥棱城内大肆造谣，蛊惑人心，又是讲演，又是张贴标语，宣扬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共妻，中央军才是正牌！”还宣布某某为绥棱县长，某某为公安局长…。还说：“从此，绥棱的天下就是国民党的了。”
然而，这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后来，这群叛匪毙命的毙命，投降的投降，策划叛变的一些主要匪首，几乎都在绥棱县人民面前受到了公审。罪大恶极的赵中富、特务科长张乃选等，都被我公安机关处决了。
（政协绥棱县委员会供稿）
资料来源: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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