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的形成及其转变
朱毛红军在会师之前各自开始了战略上的转变，即由北伐时期的正规战、运动战转变为游击战。他们曾经是北伐时期'铁军'之一部，以善打运动战而著称。他们在战略转变后，仍然保持并发扬'铁军'的优良传统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运用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用兵方法，同暴动的农民武装结合，在湘赣边、赣南、闽西广大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或扩大了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争中发展和壮大了革命武装，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这个战略转变来之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当时，大革命失败了，城市为敌人控制，党领导的武装和各地革命分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只好到乡村。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大部分要取之于敌。面对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酷现实，红军以劣势对优势，自然不能打正规战，只能采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朱毛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起，成为纵横湘赣闽粤、威震全国的红色游击兵团。
朱毛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真正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既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
'十六字诀'提出后，得到了党中央的承认并向其他游击区推广，它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要采用游击战争的区域和武装（包括正规军执行游击战争任务）,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确切地说，朱毛红军创造的'十六字诀'，是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一块基石。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望文即可得其大略，是游与击。游而不击，就不能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也不能从敌人那里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击而不游，一点老本也会赔掉。红军初创时期，有些地区的武装，力量也不弱，但不久就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重击而不善游。击也不知避实击虚，避强击弱，而是不问敌人强弱的硬拼。游而不击是错误的，击而硬拼也不对。当时战争环境迫使红军既会游，又会击。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朱德都认识得较早，站得高。朱毛会师不久，我听毛泽东讲过打圈子的政策，他说，打圈子是个好办法，这是过去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战法，他有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红军不能这样，应该是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是作为故事听的，现在回想起来，有深刻的道理。即游与击的统一，也是对前人经验的一种继承、扬弃的态度。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他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和游勇打仗，不仅善于正规作战一﹣能攻善守，有时还采取游击战法。后来在莫斯科学习，教官问他回国以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南昌起义后，他在三河坝和优势敌人打了一次不利的正规战，从此，就开始转入农村游击战争，行动飘忽不定，每到一地，就找地方党联系，争取群众，有些地方条件比较好就发动群众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游'也是为了击。如湘南起义后，许克祥师从广东进攻宜章城，敌众我寡，他即率部退到宜章城西南山区。敌人追来，他抓住敌人分散的弱点，大举反攻，两天三战，大败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他采取的战术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把一支正规军（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一部分工农武装，改编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部队，即有名的三湾改编，并与地方党联系，在罗霄山脉中段打个落脚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把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这两支部队到井冈山会师后，组成红军第四军，人们美称为朱毛红军。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的游击战争。
朱毛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善于正确对待传统。中国战争史上有许多优秀传统，尤其在农民战争中产生的优秀传统，如割据形式，游击战术等，对中国的革命者启示极大。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12月讲过'游勇战术'，内容如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五点，是适应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武装起义及后来以弱对强的战争方法，就是从中国战争史上的优秀传统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朱毛红军对于历史传统，既不一概排斥，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造利用，在继承中改革创新。北伐军党的工作方式和政治工作经验、组织形式等等，朱毛红军基本上继承下来；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优秀思想，朱毛红军亦加以改造利用；历代军事家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朱毛红军也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连井冈山的山大王朱聋子的战术，也吸收其合理成份，为红军所用。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和了解传统，就具有创新的基础，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事求是从现实事物中找出规律，创新才能升华为高层次的指导思想，以指导现实的革命任务。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但又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它一开始，就具有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及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伟大理想。这种思想，就促成我们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在1927年的11月，海陆丰与茶陵，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广州起义后，各游击区在农村纷纷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有较巩固的中心区，并由中心区向一面或多面波浪式地推进，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样就由若干块根据地形成为大块根据地。中央苏区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乘蒋冯阎中原大混战的有利形势下形成的。
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要做的工作很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地方武装，直到建党，支援前线，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等，这些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朱毛红军当时的办法，是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在根据地建立初期，主要是打土豪，消灭农村的封建势力。群众得到物质利益，红军又有饷源，把中国古代兵法中'因粮于敌'的策略充分发挥了。军队干部战士，都要做群众工作，不仅是宣传，还要做组织工作，如建立赤卫队、游击队，直到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作战时，主力红军集中行动，担任主要方面作战任务。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担任次要方向或独立行动，他们三五成群，多路活动，人多势众，到处呐喊，土枪加洋枪，红旗遍山岗，起到了侦敌、疲敌，扰敌的作用。正因为主力红军和人民群众相互配合，发挥整体优势，才多次打破了敌人的'会剿'。
新的军事原则
红四军有明确的作战目的。
当时还不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词，但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懂得打仗是为革命，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豪绅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等。当时中央颁布的三大政策，十大政纲，是我们学习的教材，行动的准则，人人都要学，要遵守。此所谓'上下同欲者胜'之理。
军事目的同样很明确，当时通俗的说法是：'不打蚀本战'，所以每仗必求有缴获。缴到枪，特别是缴到子弹，大家最高兴。因缺了子弹，有枪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子弹只能取之于敌。所以大家尤其是老兵最注意节约子弹。当时还没有歼灭战一词，可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已经有了，因为这种思想的反面是'蚀本生意'，至于阵地防御，除在井冈山固守时期担任守备的部队与有些战斗的个别阵地外，几乎没有固守，更没有拼消耗的军事观念。
善于审势与审机是红四军干部的一大特色。
红军干部，由于常常单独行动，就养成善于观察形势的敏感性。他们被派出活动或分兵远出，都会面临敌（不仅有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还有反动政府和党团）我、军民、前后方、左右邻及驻军行军等问题，都得靠自己作决定，不管队伍多少和活动地区的大小，都有个或大或小的全局，领导人就要有全局观念，范围大的，就有战略性。
军队的胜负存亡，必须善于审势审机。势就是军事形势的趋向，通常有利与不利两方面。指挥员就要善于观察。朱毛会师，连打几个胜仗，形势好，对巩固与扩大罗霄山脉根据地是有利时机，然而湖南省委昧于时势，要红军主力远出湘南，以致边界与湘南都失败，所谓'扁担无扎，两头失塌。'形势如有利，就要抓住机，选准作战对象打击敌人，或分兵开展地方工作，扩大苏区；不利，就要迅速摆脱。前者如红军在龙源口大捷之后，乘势占莲花县和永新县及以东至永阳河广大地区，筹款扩兵并使苏区得到发展。后者如5月中旬，吉安之敌主力进攻井冈山根据地，我主力避其锐气，放弃永新县城，西退宁冈以后的行动很主动。又如蒋桂战争爆发，尤其是红四军在长汀西南四都坪初挫闽敌之后，乘势攻下汀州，此后时而到赣南，时而到闽西，与地方党配合，推动了这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大发展。
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时也可能出现局部的或某些好时机。反之，也是如此。从哲学上来说，也就是个别与一般的矛盾。领导者就要能看出来并抓住它，以转变形势。红四军在湘南失败后回山，形势不好，驻遂川一带之敌独立七师轻视我们，我军从黄坳地区，急袭遂川城，将敌击溃，缴枪500多支，井冈山东南面的情况就好些了。下井冈山在大庾打了败仗后，不断撤退，又打了两三次败仗，红四军处境极为严重。退到瑞金，查明追敌的先头部队是独立第七师改编的第十五旅，该旅4个月前在遂川被我们打垮过，战斗力不强，全军上下都认为这个敌人好打，也想出口闷气。这口闷气，就转化为旺盛的士气。四军领导人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看出有利之处，决定在大柏地伏击，果然一仗而胜，扭转了形势。
独立行动的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审机，否则丧失良机，就会被动，甚至打败仗。
用
兵
朱毛红军在两年极频繁的战争中，主要的作战方式是外线作战。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及两次打破闽粤赣三省'会剿'，都采取这种作战方式。这种方式在根据地不大、红军力量不强，而敌人也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比较有利于打破敌人的进攻。外线作战一般都是主动出击，战术上多属进攻。这种打法，是在敌人诸路分进而未合击之前行动，突击点是对着较弱的敌人。不动则已，动则必须消灭或重创其一面，才能影响全局。一打永新，是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战，红军从内线打出外线，初战在根据地南面的边沿﹣﹣黄坳，再战于五斗江，追击百余里，占领敌战役纵深永新城及以东一天多行程的天河、敖城一带。四打永新也是由内线转到外线，先打宁冈城一直打到永新城东面﹣﹣东爪岭。
红四军有时也采用内线作战方式。先退后进，示敌以弱，选择有利阵地打击敌人。例如三打永新之前的龙源口之战。敌三个团由永新向根据地中心宁冈进攻，红军先撤退，直到敌人分两路向新、老七溪岭进攻，我军才前往迎击，取得了大胜利。
具体的战术是：
1. 声东击西
朱毛红军对不大好打的敌人或对虽然好打但暂时不打可取得更大的成果之敌，常采取声东击西之策。井冈山时期的二打永新，是典型的声东击西的战例。1928年5月中旬，当赣敌杨如轩和杨池生两师共6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红军主力撤离永新县城，隐蔽在小西江地区待机，派一个营进攻湖南茶陵高陇之敌，给敌人造成红军主力远出湖南的错觉。敌人进到永新城后，以两个团进至烟江，两个团和师部驻永新城。红军以二十九团在永新至宁冈纵深地带进行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当敌企图以优势兵力进攻宁冈时，我主力即西去高陇，会合原在该处之营，将敌击溃。立即挥师东向，昼夜兼程130华里，赶到永新之澧田。由于行动迅速，该地挨户团还以为是游击队夜袭澧田。次日，红军继续前进。途经草市坳，与西来之敌七十九团遭遇，我二十八团首长王尔琢按遭遇战争取'先机之利'的原则，先敌展开并抢占有利地形，迅速将敌击溃，缴获步枪400余支、机枪1挺。红军乘胜追击，直奔永新城。恩格斯说过，'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事实也是这样，当红军兵临城下，敌师长杨如轩仍然认为红军主力远在湖南，因此，永新城内之敌没有战斗准备。写到这里，我穿插一个杨如轩在听到枪声之前的精神状态的故事。红军在先一天黄昏后进至澧田，澧田的靖卫团到永新城来报告，说红军只有百把人。杨如轩信以为真，说：好，明天派七十九团到澧田去。他不知道澧田有红军的主力。次早七十九团出去没有好久，杨如轩在永新城师部听留声机，有人听到枪声，向他报告，他说，没有事。他认为红军还远在高陇，即便东来，有七十九团到前面去了，还怕什么，仍然听他的留声机。再过了一会，又来报告，说枪声近了。杨如轩正听得高兴，把报告人骂了一顿。枪声越打越近，报告人怕挨骂，不敢报告了。忽然一颗流弹打到瓦顶，杨如轩一惊，马上停止放留声机，往外就跑。红军当时已经离城不远，满城是人和行李辎重，挤得乱七八糟。杨如轩走到城门口，人和担子把城门塞住了，挤不出去，喊也没有人听，城门两边有石阶梯，他上了城墙，我军越打越近，他只得跳城墙逃命。一颗流弹打到他，他受了轻伤，手下的人赶快把他护送走了。此时进至烟江之敌，在禾水之南，相距15里，隔岸观火，无能为力。这个故事是当时在杨如轩部任职的罗炳辉同志于1929年秋率部起义后对我讲的。此前，有个战士，编了个快板，叫《杨如轩带花》。他根据历史事实和想象，用文艺词句，一唱唱了一二十分钟，大家听了很高兴。
二打永新这个战役是很大的胜利。先是在高陇打了胜仗，接着在草市坳又打了胜仗，追击到永新城又打垮了敌人一个团和师部。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一个辉煌战役，是我军战史上声东击西的范例。这个战役，不到一星期，在湘赣两省边界东西180里，打了三仗，打垮敌人一师三个团。其实我们的队伍，只有朱德亲自指挥的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而已。确实，'行动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
2．诱敌深人
一般地说，朱毛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不多，但在强敌进攻时，退到根据地内来打是有的。如 1928年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龙源口是永新与宁冈交界的南北漫延而东西横断的山脉中部的一个小镇，山就称做新老七溪岭。是当时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边沿。这里海拔700多米，地势险峻，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两岭东西各有一条山路，相距10余里，是永新与宁冈之间的主要通道，也是敌人从东北进攻井冈山的必经之路。
当时，湘赣两省敌人从东西两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攻占井冈山根据地。红军主力又一次从永新向西撤退，到宁冈集结，并以一部兵力佯攻湖南鄙县，造成红军西进的假象。赣敌以为红军已不在宁冈，便大举进攻。
在宁冈地区的我军主力，以逸待劳，伺机破敌；地方武装对进入根据地的敌人进行积极的袭扰，惫敌、迷敌，隐蔽了企图。
6月22日下午，敌主力进到龙源口地区，我二十九团退宁冈，我连奉命在新七溪岭向敌来路﹣﹣龙源口警戒。深夜，又接到退宁冈的命令，于是就下山。下到山脚，天大亮了，通讯员跑来传达新的命令，要我连赶快返原地，说主力要来，二十八团从老七溪岭，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从新七溪岭迎击敌人。我们返回后，敌人已占领了前面的山头，与我军对峙。主力赶到后，敌我双方在山的鞍部打来打去，激战一日，双方相持不下，正因为是在苏区，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必胜之心，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太阳偏西，二十八团打垮了老七溪岭的敌人，一部迂回到龙源口，截断新七溪岭敌人的退路。二十九团与三十一团乘机反击，将新七溪岭之敌一个团全部消灭。红军奋勇追击，当晚第三次占领永新城。
严格说来，当时我们并无诱敌深入的方针，更没有明确提出过。但是，红军从敌众我寡，不应当头迎击的实际出发，在行动上体现了这一点。战前，我团在永新城及以东的石灰桥一带，敌人来了，主力二十八团先退，二十九团殿后，退回宁冈，最后在新老七溪岭与敌大战，这次战斗正如十六字诀那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红军以不足3个团的兵力，在新七溪岭歼灭敌人1个多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是湘赣边时期最大的一次胜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就是指这几次战役。
3．突袭
突袭，多属远程奔袭，是隐蔽在敌人不注意的地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敌人。1928年9月13日进攻遂川城之战，就是这样的战例。
突袭的重要条件是出敌不意。袭击遂川之所以成功，是毛泽东、朱德在我军处于不利形势下看出有利之处，即遂川敌人因我在湘南受挫，退回井冈山，看不起我们，安居遂川，无防我袭击的心理和战术上的准备。红军于9月13日上午以二十八团从井冈山南麓出发，日行百里，直取遂川县城。敌人没有准备，仓卒应战，我军多路冲入城内，歼敌3个营，击溃2个营，俘敌营、连长以下官兵500余人。这是朱毛红军自'八月失败'回师井冈山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4.'围魏救赵'
这是红军几次采用也有效的办法。敌人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进攻敌人的后方。例如1929年1月在湘赣粤三省敌人即将向井冈山'会剿'时，朱毛红军远去赣南游击，并准备向吉安一带推进，打击敌人的后方，以解井冈山之围。1929年7月，为粉碎闽粤赣三省敌人的'会剿'，朱毛红军一次采取'围魏救赵'的老办法，打破一面找出路。这两次行动，第一次未达预期目的，第二次则成功了。这里讲这次运用这种方法的情况。
1929年底，我们在闽西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继续在闽西做群众工作、筹款。当时设想，四军主力由姑田、白沙、漳平包围龙岩城，二纵队策应，但没有作决定，新年一过，前平包围龙岩城，二纵队策应，但没有作决定，新年一过，前委令一、三、四纵队组织行委指挥，开向连城，前委和二纵队留在古田。
1月5日，第一纵队由古田前进50里到庙前，有消息说汀州之敌金汉鼎部到长汀的涂坊，上杭之敌到旧县，永定的刘和鼎部由永定的黄岗向龙岩大小池进攻，龙岩之敌杨逢年部进至小池附近之石牌前和灌阳，其目标直指驻新泉、古田之我军。这说明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开始了。但是，我们仍按原计划开往连城。到达连城后一、两天，福建敌军张贞部即向连城进攻，切断了我们同古田地区部队的联系。行委决定照原设想向'会剿'军的主力赣敌十二师后方打去，以'围魏救赵'方法，调动敌人，打破'会剿'，于是向江西进发。
1月9日，我们由连城向宁化前进，击溃该地区马司令所部500人并占领该域，缴到了金汉鼎的通令，准确地知道了敌的兵力及其部署。此次'会剿'之敌共有12个团，金部5团，刘和鼎部4团，张贞部2团，卢新铭残部1团，敌人各部于1月4日同时出动，是数年来三省'会剿'比较一致的一次。
这样，更坚定了我们去江西的决心，一则金汉鼎部必然离开闽西自顾，闽西的赤色区域可以进一步发展；二则我们到江西，又可以扩大赣西南的赤色区域。此举对闽西和赣西南及红军本身都有利。1月 16日占领了江西广昌，准备同江西的党和红军取得联系。
这时候，前委、二纵队在大小池地区给闽敌以打击，即从古田地区北上，经梅村、竹贯进到连城以东的姑田，经宁化、清流、归化，翻越武夷山入江西，在广昌的东韶同四军主力会合。
红四军刚刚离开闽西，福建各小军阀因1月6日'福州事变'而爆发战争。张贞、刘和鼎就把进攻闽西红军的部队全数撤回漳州，准备打卢兴邦和林忠，金汉鼎部入闽后分驻长汀、上杭、连城，一见这形势，就退回江西。闽西地方武装乘机进攻，恢复了龙岩、永定、漳平等城和广大红色区域。第二次反三省'会剿'也就结束了。
这次反'会剿'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是我们善于战役机动，使敌欲战不能；二是敌内部分裂，自顾不暇。但又与第一次反三省'会剿'有相似之处，红军在反'会剿'成功之后，在江西的吉水附近打了一个好仗。
1930年2月，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一带，以一部及地方武装围困吉安孤城，同时，伺机进攻吉水县城。蒋介石恐吉安有失，一面急令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开往吉安，一面急调敌独立十五旅，由湖北入赣，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十二师在宁都地区，同机向我进攻。独立十五旅经南昌，樟树镇，于2月20 日到达吉水乌江一线，该敌孤军深入红区，向红四军驻地富田地区进攻。
前委决定歼灭唐云山独立十五旅。
唐云山旅共两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团有 12 挺重机关枪、4门炮，装备好、弹药充足，军官多为蒋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兵士是北方人，没有同我们打过，所以敢于孤军深入。
唐云山兵分三路，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兵力分散，利于我之各个击破。
2月24日，红四军以一纵队为前卫，进攻左路敌军，缴枪100多支，还有3挺30节式重机枪。
第二天，我二三纵队又击溃中路之敌，残敌退到值夏，与右路集中。红军亦全部进至值夏，一场大战，立即展开，从中午打到太阳将没，不分胜负。论人数我们多于敌，四军三个纵队加上罗炳辉的部队共4000多人，敌人3000多人。论地势，也有利于我，更不用说群众条件了。但我们子弹少，敌人子弹多，一直打到黄昏，终于把他们击溃。残敌由张家渡过河退到吉安。这次战斗歼敌约千余。俘虏三四百人，其中有个营长，武器弹药很多，是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打破闽粤赣三省'会剿'，红军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由闽西转入江西是战略上策。战术上也打得好。趁唐云山部进入苏区立足未稳，而且分散，我们抓住战机，先打水南之敌，随即转移兵力，在值下、富滩击溃敌另外两路，战术上是各个击破，取得了古田会议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5．关于攻城
那时期，我们从游击战争的原则出发，一般不攻坚。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很少去攻击。但是，若条件许可，也会攻城的，甚至还有围攻几天才得手的战例。如1929年4月间的打赣南之宁都。宁都城过去是州府所在地，有近十里长的城墙，墙高且有外壕，为保安团赖世琮部六个连驻守。红四军两个月前在大柏地打了胜仗，乘胜进军宁都，宁都守敌赖世琮不战而逃。这一次，他们闭门坚守。红军到宁都城下，发现敌人有很多弱点，城虽大而兵少，外壕多淤塞，保安团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心攻城。红军四面包围，一边对敌人展开宣传攻势，一边准备好爬城梯子。由于缺乏重武器，打了五六天，攻了两次，都未奏效。当时，我带领一纵队二支队位于城西门外七八十米的小街上，在靠近城墙的店铺的砖墙上挖了两层枪眼，到了第六天，我们不打枪，只喊话。喊话的同志是赣南口音，敌人听到后，也不打枪，就走到垛口来同我们对话。我们以好射手按次序分别对着城墙上的各个垛口，爬城的人隐蔽在店铺里，准备梯子，一声令下，一阵排枪，突击队随着枪声拖着梯子冲到城墙边，云梯一升，一拥而上，城上的敌人仓皇失措，招架不及，城外其他各处的突击队，乘机攻城，很快攻入城内，把赖世琮的保安团全部俘虏。
打宁都城虽说是攻坚，但还是符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因为我们知道敌人的弱点，我们有打赢的把握。是年9月我们攻闽西上杭城，次年四五月之交攻江西信丰城，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打胜的。
当时红军声威大，一般小城市，如无正规军，地方团队不敢守城，很少攻城问题。
6.'预伏'
敌人追来，我军选择利于伏击的地形，候敌一到，一网打尽。1929年2月的大柏地战斗就是一次漂亮的预伏之战，击溃并歼敌各一个团，摆脱了被敌长期尾追的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战前，朱毛红军因在大庾失利，被李文彬、刘士毅两旅穷追，十分被动。2月9日，红军到达瑞金以北 60里的集镇大柏地。这地区是一条长达5公里的狭谷，两侧峰峦重迭，山林茂密，其间有一条县道贯通，是瑞金到宁都的交通要道。从地形上看，这里很适合伏击。而且追敌的前锋刘士毅旅，是我手下败将。2月10日下午，敌人追来了。我们二十八团二营是前哨营，在前村附近地域占领阵地，掩护四军主力展开。黄昏，该营撤至大柏地街道北端地域担任军预备队。次日大早，以二十八团一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二十八团三营在牛廖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正面阻击；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从左翼向敌侧击。
2月11日上午，敌人进入伏击圈。我军按预定计划，正面坚持，两翼进攻，激战到午后才结束战斗，敌人正副团长以下官兵800余人被围歼和俘虏，其余全部溃退。
此次战斗，我军利用敌人骄横狂妄，求胜心切的弱点，伺机一击而取得成功。类似的战斗还有，如1928年10 月 1日的宁冈坳头垄之伏击战。
坳头垄是宁冈新城至茅坪的必经之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两侧山高坡陡，草深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中间谷地狭窄，兵力不易展开，是理想的伏击阵地，1928年9月底，盘踞在宁冈新城的敌人一个营，伙同靖卫团，趁我红军大队未返宁冈之机，偷袭茅坪。我军得知消息之后，将计就计，把驻茅坪的部队撤走，造成茅坪无兵的假象，诱敌来犯，然后在其必经之地﹣﹣坳头垄，以刚由遂川返回的部队预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红军三面攻击，仅1小时便将敌击溃，俘获百余人枪。
7．运动战
红军也打一些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千人以上，如龙源口，大柏地，攻下上杭城等。随着苏区和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敌人进攻的规模越来越大。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是必然的趋势，后来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亦是必然的。
关于'运用之妙'
'运用之妙'在于选择作战对象和作战的时机，用八个字概括就是'避强击弱'和'避实击虚'。朱毛红军得胜的一条秘诀就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避实击虚与避强击弱，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术语，我们常常引用。它与十六字诀一二句的内涵基本相似。敌进多半是强，敌退多半有不能再进的弱点或其它原因。张与仁旅由广昌追我们到黄柏圩而突然回头，后来才知道是蒋桂战争起来了。敌进我退是避其实和避其强，敌退我进则是乘其虚击其弱。避实击虚与避强击弱两句话，把避与击二字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其实避其强，它的反面就是击其虚击其弱，把避与击这对矛盾在战术上统一起来了。我们那时讲十六字诀，有时就把这话加以演绎。其实十六字诀也是吸收古代军事精华加以创造性的升华，形成为红军的军事战术。
战争中双方都严格保守军事秘密，敌方的强弱虚实，不易查明。我们就要在战争过程中善于选择作战对象与看准作战时机。这两件事有战略与战术之别。战略上主要是在知彼的基础上看准敌人是否能打，朱毛红军的一条原则是对强敌取守势，对弱敌取攻势。在井冈山时期，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一般不轻易与湘敌作战。井冈山'八月失败'的教训，就是出击的方向不对。到闽粤赣边，对粤敌取守势，对闽敌取攻势，对赣敌的云南军也比较慎重。如从梅县退回闽西时，敌周志群来堵截，朱德力排众议，不以新败而疲劳之师去打无把握之仗。
看准时机。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审势'。一般说来，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军阀混战时期，可以采取较冒进的攻势。否则要采取逐渐推进的办法，切不可冒进。朱毛红军利用蒋桂战争，以及后来的蒋冯闫大战，相继开辟或扩大了赣南、闽．西根据地。至于战术上能不能打，就要看前线指挥员的机动灵活性了。同一敌人能不能打，要看时机，同一时机能不能打，要看双方所处地位、地形及天候等问题。同是两杨，1928年6月进攻永新，我们退避；进至龙源口，我们就打。同是刘士毅，吉潭战役前不能打；吉潭战役后到大柏地，敌军骄傲了，我军则上下奋激，大柏地地形对我有利，故能一战而胜。也可以用老子的话'抗兵相若、哀者胜矣'来解释。
如果战略与战术情况都不明，那么'审势审机'就更重要。1929年3月间，在瑞金古城之间之南四五十里的四都坪，汀州之敌来进攻，我一纵队与之对峙半天，发现敌人队伍不大，也不做工事，就向他进攻，一举将敌击破。从俘虏了解到郭凤鸣旅的编制、人数、武器，尤其是在和他接战中，了解敌人战斗力不强，做到了'知彼'。前委才决定打汀州。次日，三纵队为前卫，在长岭寨又一举破敌，进至汀州，开始打开闽西局面。
关于避战问题。
两军相对，互相较量，权衡得失，任何一方，都存在着能打和不能打两种可能，即便要打也要选择时间地点。游击战在战略上本是以弱对强，不能打的仗更多。不能打怎么办？就要避开。所谓'不能则避之'。当时口头语叫'不能打'或'打不得'。打是艺术，走也是艺术。什么仗不能打？当时无成文规定，但有习惯性的共同认1．硬战不能打。硬战指敌人多、强，还有准备，而红军人少，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多。打硬战，即便胜了，如果没有缴获或缴获不及损失，也不愿干。'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这句话很适于我们对强敌之策。
识。
2．敌情不明不打。敌情不明的时候，则先撤退或掩护撤退，情况了解后再定打或不打。我们打汀州就是先在四都坪初试一下才决定的。那时敌人不仅在战略上是优势，就是各地区各方面的敌人，尤其是主动来进攻的敌人，多属优势，不能仓促应战。
3．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游击战争必须有群众配合，有了群众和地方武装，可以扰敌，探听情报，运输和救护，即便失利，亦好收容。
前述避战诸项，不是消极的，走就要考虑打。避强就想到击弱；避其锐气，就想到击其堕归。我们运用这些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与击有机结合。这是朱毛红军游击战术的精华。我们与二四团会师，他们也是这样。
前面说的多属于战略战术原则，还要说说分队战术，即从单个到连营的基础战术。这种战术和战斗队形，基本上是北伐军时期的。参加过北伐的老官兵大体熟习。古田会议后，朱德亲自指导把班战斗队形由一字形改为人字形，连战斗队形废除预备队（一个排）。前者对火力组织更好，后者与游击战争时期接敌运动的迅速性和战斗过程的短促性相适应。队列方面，废除班排连的横队，改为九个班纵队并列，仍称连纵队，这种队形利于小面积地块的集合和检查人数，以及行军发现敌情能迅速疏开和散开。
北伐军战术和队形，虽有小的改变，但大部分没有改。那么，它怎能适应前述战略战术原则？要知道这些基础战术和技术，只要双方武器大体一致，是不大受战略战术思想的直接制约的。战争的领导人，打什么敌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打，是根据整个政治和整个战局决定的。由单个到连甚至营的战斗，如疏开、散开、利用地形地物、前进、停止、射击、劈刺、冲锋、追击、退却等，任何军队也差不多。朱毛红军能多打胜仗，是军队的政治条件和战略指导不同，以及战术运用得好。起义部队或旧军人，他们的战术技术并没有改变，但马上成为红军的好兵好官，而且由于他们在旧军队．受了较良好的技术和小分队战术教育，就增强了红军的战术技术基础，其实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原则，大致相同。如古代的进攻原则'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近代的五种攻击方式﹣-正面攻击，侧面攻击，中央突破，包围，迂回，红军都采用了，这些原则，不仅北伐军采用，较正规的旧军队也采用。军事基本原则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关键是看指挥员和军队的士兵如何运用，如何充分发挥而已。这种运用，通俗的称为用兵。古今杰出的军人，有著作来谈这门精深的学问，也有许多好战例，但不能当作教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胜利之师非常胜
朱毛红军打了很多好仗，历来有口皆碑。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对此，论者甚少。俗话说'胜败兵家之常'。胜仗的经验固然重要，总结打败仗的经验并从中吸取其教训，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所谓战败之军善学习，是正确的。
在这里，我讲三次主要的失利的经过与教训：
第一次是打郴州。1928年7月24日，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由朱德、陈毅率领进攻郴州，在城东十里路的地方与敌十六军范石生部两团相遇。我军勇猛攻击，把敌人打垮。红军大队乘胜追击，占领了郴州，二十八团驻城北，二十九团驻城南。傍晚，郴州北面西凤渡之敌两个团来反攻，二十八团应战，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二十九团开始听到枪声，就仓皇向南，往宜章方面逃避战斗，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地主武装胡凤璋消灭，一部散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下落，原来2000人已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只剩下100多人枪归队，损失很大。
这次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也是大错误。第一，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正处于巩固与发展中，红军主力不应离开这个有工作基础和影响很大的苏区。第二，迁就农民的家乡观念，敌情不明，盛暑远征，湖南省委及其代表，不从实际出发，导致二十九团农民意识的恶性膨胀。第三，还有个最重要的教训，是作战对象选择错了。打郴州是打范石生。范石生曾是我们的朋友，在湘南起义之前，曾资助并掩护过朱德所率的南昌起义余部和井冈山张子清部红军，当被蒋介石发现并将危及朱部时，范通知朱部离开，并送了一些物资弹药。应该说，范石生这时期是敌人营垒中的可联合或争取的对象。
远一点说，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后来，又是长期跟孙中山走的滇军将领。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讨袁战争，以后又从云南打到广东，参加讨伐陈炯明和统一广东革命基地的战争，范的政治态度是好的。
但是，四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迁就了农民意识，又受当时的左的影响太大，打了朋友，是政治上的失策。据说，战前朱德有些犹豫，不想打，但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坚持要打，结果就打了这个不该打的仗。
范石生对此很不满意。据当时在范部工作的党员杨茂说，范在纪念周上责备朱德，说朱从广东退回无衣少食，他给朱部以补充，现在朱全不念旧情来打他，不够朋友，云云。
这件事当然不能简单地从个人恩怨来评论。那时候，整个党内的气氛是唯我独革，不用说亲朋友好，就是亲属，也片面强调大义灭亲。从那时尤其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蠢事，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时做得好，有时忘记了。郴州打范石生的错误，后来也认识了，现在重提一下，不过是为了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和加以警惕而已。
第二次是大庾之战，这一仗是战术的错误。我们下井冈山后，敌人李文彬、刘士毅两旅向我追击。到了大庾，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南安府。县城不小，人口多，南临广东，西接湖南，利于战役机动，尤其是城西有矿工数千，部队到了以后，有点不想走。但又知道敌人就要追来了，怎么办？军领导在大庾县城的一个天主堂开活动分子会，大约有六七十人参加，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退，何挺颖等主张打。结果采取了在游击战争时期也很少用且不该用的举手表决方式，由于同意打的占多数，就决定在大庾迎敌，次日中午，前哨报告敌人来了，部队立即到城北四五里高地迎战。
这个决定是不好的。且不说举手表决这种方式本身不对，就实际情况看，也是不合适的。
第，大庾是白色区，没有根据地内部那种群众基础，地形、民情均不熟。朱部在起义前曾从此经过，旧县长逃避，朱还委任毛泽覃为县长。但时间只几天，没有工作基础，此时不具备地利人和的条件。
第二，敌人是强敌。李文彬旅两个团，还加上归他指挥的一个团，是三个团（当时尚未查明）。李为团长时，曾主动进攻驻遂川红军。我们败退了。我们知道这支部队能打仗。这一次，他升任旅长不久，气势正盛。又有独立第十五旅同他一起行动，是强敌，不应主动迎击。
第三，准备不足。1月28日敌人向我进攻，我们迎击敌人，近乎仓促应战，我所在的二十八团团长是林彪，事前没看地形，没做工事，其他部队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敌人以机关枪密集火力掩护，不断向我攻击，我反击不利，形成溃退。天黑后，继续撤退，后面的部队盲目的跟前面走。天明，大部队才集合归队。但三十一团与二十八团分开了，各走一路，下午，三十一团又在二十八团左前方十余里处同另一支敌人打，次日才同军部会合。从此，全军在赣南不断撤退。敌人不断尾追，除江西敌人外，在赣南与广东交界，广东军队王应瑜部也来了，形成赣军追、粤军堵的不利形势。
这次战斗，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受重伤，次日夜行军因照顾不周从马上掉下来而牺牲。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英勇牺牲，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周访也在第二天的战斗中牺牲了。这次败仗的损失很大，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打了一次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打的是强敌。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也打过强敌，但多属于在敌较分散情况下，如五斗江、草市坳、高陇之捷，敌人都是一个团。也打过两三个团。如龙源口、新老七溪岭之战，但那是在根据地中心和二十八团人员充实，全军士气旺盛的时候。这次则不然，是在白区，敌强我弱，更何况没有准备。这一次的失利，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挫伤了我军的积极性，在后来的行军途中，敌人穷追堵截，地主武装和受反动派影响的游民也乘机骚扰，我军为摆脱敌人，每日急行军，多在90里以上，连续一个月都处于严重的被动局面，有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次小失利，加之沿途山岭冰雪未化，部队困苦异常，尤其吉潭一仗，敌人乘拂晓几路袭击我宿营地，并打到军部和二十八团团部驻地，各单位自动集合，由于林彪没有掌握部队，二十八团各自应战，直到下午才在吉潭东之罗福嶂集中。
大庾一仗，是向赣南转移这个战略行动中带关键性的战斗，影响很大，直到大柏地胜利才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但退一步来说，正因为大庾及后来的一连串失利，给敌人以错觉，敌人报纸说朱毛红军只余二三百人，不足为患。所以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准备军阀混战上了。如果大庾打胜呢？军阀混战的大局虽然难以避免，但也可能影响其进程。'历史的道路不像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政治斗争是如此，军事斗争更是变幻莫测。我的议论也只是事后诸葛，一孔之见而已。
第三次是梅县之战。
1929年10 月中旬，四军前委接到中央要四军乘广东军阀混战的时机，'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的指示，当时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人尚未回部队，由朱德主持前委工作，决定红四军主力从福建武平进至广东蕉岭，打算攻取梅县、松口，与丰顺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发展东江地区的游击战争。
出击东江之初，进展较顺利，10月15日，2纵队打开峰市。峰市毗连松口、大埔，为由闽入粤的门户，打下峰市就打开了入粤的大门。接着1 纵队由象洞进攻梅县之松源，打垮了陈维远部三十三团一个营，缴了三、四十支枪，二纵队又进占虎市，三纵队进攻岩前，打垮了长期盘踞武平的保安团钟绍葵。10月22日、23日这几天，部队打了胜仗，'共缴获机关枪1挺，步枪七八十支，击毙营长二员及下级官兵百余人'。10月24日进蕉岭，25日到三圳圩，占新埔，并于当天下午进占梅县。26日下午，敌人两个团反扑，红军退到丰顺苏区的马图、梅县的南坑等地，并讨论下一步行动。31日拂晓，全军反攻梅县，结果是先胜后败，伤亡近400人。遂向闽西撤退。在撤回时有不少士兵离队回家，加上二纵队司令刘安恭在虎头沙牺牲等，四军在这次行动中受到大的削弱，出击东江是失利的行动。
如何看待这次军事行动？
去东江，是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中央认为应利用广东军阀混战的时机打开闽西与东江地区的联系，扩大红色区域，使赣南、闽西、东江苏区联成一片，形成闽粤赣边的大割据局面，这个总的目标没有错。四军前委亦一直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想法。东江苏区当时我方情况并不差。这里，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苏维埃和颇为广大的农村革命政权，虽然这时期有削弱，但仍保存了几块小根据地和一支千人的红军及几个县游击队。所以，去东江是当时一个可行的方案。
问题是去东江的时机不合适。正如朱德在延安时说过的去早了。从整体上说，我们没有等张发奎到广东就去，当然早了，如果缓上一个月就合适了。由于情报不灵，冒昧进军，以致失利。
到了东江，特别是打了梅县之后，我们知道了时机不合适。在进攻梅县前，前委曾打算改变原先的计划，先将部队，集中松口。如粤敌力量不大则向丰顺前进（丰顺当时除县城外，都是苏区），否则先到大埔，折回永定、南靖，打刘和鼎。但后来还是进到了梅县。在码图苏区讨论行动，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决定行动，而是再打梅县。打梅县，情报又不准，认为只有郭思演一团人，实际还有炮兵营和另一步兵营。部队离城四五里就打起来了，我军勇猛冲去，打到城墙附近，以为敌被包围，谁知敌利用城墙和房屋坚守，我军多次攻击，均未得手。敌以山炮、机关枪掩护步兵反攻，双方在城外互有进退，打到将近黄昏，退出战斗，这样也就只能回闽西了。
进攻梅县虽属不利，也不能说是大败仗。我们是在战场上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主动撤退的。这种情况红军时期屡见不鲜。第二次打长沙，久攻未下，主动撤退；打高兴圩双方相持，我也主动撤退。说是打了消耗战是对的。就红军时期的条件来说，也应该避免。
总之，从闽粤赣边三角地带的地理形势以及当时的党和群众条件来看，是红军游击战争一个好战略区。这里离大城市比较远，利于武装割据。中央把赣南、闽西、东江联成一片的战略思想是对的，只是执行不好。主要是时机没有掌握好，在发现时机不利时，没有及时调整，反而继续迁就地方的激进情绪，冒味攻城，这是重大的教训。
前述诸点，是几个大的，还有若干次败仗，消耗战，但影响不大。朱毛红军在整个军事活动中，胜多负少。打了败仗没有丧失革命精神，认真考虑打败仗的原因，取得教训。会打胜仗，也不怕打败仗，此乃其所以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力量，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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