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世界名著。此书驰誉东亚，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自177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P. Josephus Maria Amiot，1718—1793）把它译成法文后，还远播欧美和其他国家及地区。
中国经典的西文译本，以《论语》《老子》《易经》《孙子》最有名。《孙子》谈兵，文化隔阂小，比前三种书更容易被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接受。
《孙子》名气大，让中国人很骄傲，常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很值得推敲。这里只能选几个点，试着讨论一下。
两种《孙子兵法》
中国的兵学经典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诸侯国都有兵书，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属齐国的兵书。
齐国是武王克商后封于山东半岛北部的大国，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岳父、牧野之战的主帅太公吕尚。周初封建，齐太公受召康公之命，“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各大占领区的首领皆听命于齐。战国秦汉流行的《太公兵法》就是托名于这位开国元勋。《司马法》讲军法，名气最大；《孙子兵法》讲谋略，名气最大，二书也源于齐国。
这里提到的《孙子兵法》，据司马迁记载，本来是两位作者写的两部书。他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为两位孙子立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指孙武的兵法，“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指孙膑的兵法。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专门著录兵书的目《兵书略》。在这一目录中，传出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兵法》，有82篇图9卷；传出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齐孙子兵法》的省称），有89篇图4卷。两者共有171篇图13卷，部头很大。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本《孙子兵法》，既有《吴孙子》的残篇，也有《齐孙子》的残篇。二书每篇都有“孙子曰”三字，可见乃一家之学。
东汉末年，曹操是位大军事家。他读过很多兵书，最喜欢《孙子》十三篇。他只为这十三篇作注，成为今本《孙子》的源头，其他《孙子》书相继散佚。这里讨论的《孙子》就是从曹注本传下来的《孙子》十三篇。
“孙子”是谁
先秦古书，作者是谁，向来是个大问题。《孙子兵法》，顾名思义，就是孙大师的兵法。孙子是题名作者，即传习此书者共同尊奉的老师，该书思想所出的人物。
孙子是什么人，古书记载甚少，令人浮想联翩。司马迁提到的两个孙子，一个名武，一个名膑。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武字作上戈下止，像步兵荷戈而行，本义是“步武”，即行进的步伐，在古书中往往代指军事，而孙武本人恰好是一位军事家。孙膑，被同学陷害，挖掉膝盖，膑字的含义也正好是膝盖。
据司马迁介绍，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兵法求见吴王阖闾（前514—前496年在位）。孙武用宫女练兵，令行禁止，深受吴王赏识，拜为将军，因参加伍子胥破楚入郢的著名战役（前511—前506）后名震天下；孙膑是孙武的后代，曾事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指挥过著名的桂陵之役（前354）和马陵之役（前341），也是一位著名的兵家。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无可奈何。后人讲这两个人时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演义，很难当作信史。
历史和文学有不解之缘。
伍子胥为父兄复仇是春秋晚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不仅见于记载吴越地区历史掌故的《吴越春秋》《越绝书》，也多次出现在楚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
伍子胥过昭关、申包胥哭秦廷，是历史文学化的典型案例。从敦煌变文到元杂剧到明清演义，以至今天仍在京剧舞台上演的连台大戏，还有冯至的小说《伍子胥》，这类故事在中国反复传唱，家喻户晓。
孙武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兵法”是什么
中国古代，研究军事的学问叫“兵法”，研究“兵法”的人叫“兵家”，写“兵法”的书叫“兵书”。《孙子兵法》常说“用兵之法”，缩写就是“兵法”。
探讨“兵法”的含义，首先从“兵”字说起。古文字中，“兵”字像双手持斤。斤是斧子，斧子本为砍树的工具，做成宽刃大钺，饰以面目狰狞的吃人怪兽（商代西周的铜钺往往有这种装饰），又被用来砍头。自古登坛拜将，照例要由国君授斧钺，因此斧钺是兵刑的象征。
“兵”字的本义是兵器，相当于英语的weapon或arm。打仗，第一要有兵器，第二要有使用兵器的人。army是armed men，即用兵器武装起来的人，一伙拿着武器的男人。军队是军人的集合概念。“兵”指军人或军队是引申义。
“兵”字还有第三种用法。《孙子》的第一篇是《计篇》，第一句话就是以“兵”字开头。“兵者，国之大事”的“兵”指军事，相当于英文的military affairs。
其次，我们再说“兵法”的“法”。“法”的基本含义是rule或regulation，中文有多重含义。如果单从字面含义看，这似乎指一种必须严格遵守、绝对不可违背的东西。例如：《司马法》或汉代军法的“法”（military law），或西方的操典或军规（military drill），都是一板一眼的规定，军人只能照章办事。但“兵法”的“法”不是这个意思，它更强调反规则，即俗话说的“不按常理出牌”。“兵不厌诈”的“诈”不光是欺骗，更重要的是反规则。
现在，英文多把“兵法”的“法”译为art，很好。art在英文中含义比较宽泛，fine art是中文的美术，martial art是中文的武术，中文也译为“术”。这种“术”是即兴发挥的东西。arts有个共同点，就是离humanities近，离sciences远。科学讲究的是实验依据、定量分析以及客观性、逻辑性、精确性，经得起重复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兵法相反，讲究的是模糊性、盖然性、随机应变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重复使用是兵家大忌。
《孙子·虚实》：“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武术家（所谓“练家子”）最喜欢讲“以无法为有法”，如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李小龙（Bruce Lee，1940—1973）墓就刻着这几个字。
所以，我把《孙子兵法》概括为一句话：“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人道先兵
现代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几乎无所不包。研究兵器，离不开自然科学，而组建军队，养兵、练兵、用兵，也离不开社会科学。大多最先进的发明多产生于军事，又反过来应用于军事，中国古代也如此。但中国传统更喜欢强调，兵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汉书·艺文志》为图书分类，把汉代的技术书分为三类：一类与军事有关，收入《兵书略》；一类与天文、历算有关，收入《数术略》；一类与医药、养生有关，收入《方技略》。
古人是把兵法当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生存哲学，当作竞技体育式的斗争艺术和智力博弈。
《鹖冠子·近迭》中有一段鹖冠子和庞子的对话，非常有趣。庞子问“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答“先人”；庞子问“人道何先”，鹖冠子答“先兵”。
战国时代，干戈相寻，生灵涂炭，生存是头等大事。兵法作为生存哲学，不仅关乎个人生死，也关乎国家存亡，开不得一点玩笑。难怪《孙子·计》一上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贵谋贱技
克劳塞维茨曾说：
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活动，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把兵书分为四类：
1.“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2.“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3.“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4.“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第一类是带理论性和综合性的兵书，兼赅其他三类，偏重战略，有如方技中的医经（相当医学理论）。第二类是针对具体问题带有对策性的兵书，偏重战术，有如方技中的经方（相当对症治疗的药方或处方）。这两类属于谋略，放在前面。第三类是借阴阳五行和鬼神为助的兵书，偏重天文、气象、地形、地貌。第四类是跟武器、武术和军事训练有关的兵书，特别看重攻城术和守城术。这两类属于技术，放在后面。
《孙子兵法》是第一类兵书的代表作。中国传统最看重这一类，讲技术的书多随写随亡。
中国兵书，数量很大，历代著录据统计有3000到4000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后两类。古代兵家不是不重视兵器、兵制和训练，只不过他们更看重谋略。在他们看来，兵器固然重要，军队固然重要，但说千道万，一切要落实到“用”。这就像武术，熟读拳经反复练，关键是能不能见招拆招，接招出招。它更强调随机应变，即兴发挥，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艺术，即指挥艺术。
“兵法”离不开武器和军队，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中国人认为，这些靠科技支撑的东西，归根结底还得交由艺术管。武器千变万化，军队千变万化，但讲谋略，仍奉《孙子兵法》为不祧之祖。中国的传统是以两千多年前的古典兵法指导当下的军事行动，道理就在这里。
绝地天通
中国的传统有一大特点，僧侣地位不高，军人地位不高。这个特点是逐渐形成的。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经常被人引用。“祀”是祭祀，“戎”是军事。古人对这两件事非常重视，和世界各国没什么两样。但中国后来的发展，基本取向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僧俗分界，重文轻武，这与西方有很大区别。
《国语·楚语下》有个故事，说上古时期，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本来有五种官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后来秩序被破坏，“民神杂糅”“家为巫史”，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即把天和地，人和神重新分开来。
这个故事暗示什么？我理解，这是讲僧俗二界的分工。
中国官制，见于西周金文，最初分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太史寮，一个系统是卿事寮（卿士寮）。太史寮掌宗教、文化，卿事寮掌世俗管理。
太史寮分祝、宗、卜、史。祝掌祭祀，宗掌世系，卜掌占卜，史掌记事。史的宗教职能最初比较突出，后来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近，以记载政事为主。
卿事寮设三有司，司土（后世作“司徒”）、司马、司工（后世作“司空”）。司土掌土地人民，司马掌军旅之事，司工掌土木工程和手工制造。世俗管理靠书史支撑。
中国传统的大趋势，宗教是朝下走，文化是朝上走，祝、宗、卜逐渐让位于史，史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国家管理，乱世用兵刑重典，治世靠经济手段和思想控制。由此形成中国的四民之序。
四民之序
世界各国都有僧俗二界。僧侣、教士管宗教信仰和文化知识，地位最高；世俗贵族来自武士阶层，地位也很高；农、林、牧、渔、工、商，凡与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有关，地位都排在这两大阶层之下；奴隶和罪犯是最下一等，地位更低。印度种姓这样排序，其他文明大同小异。
清人魏源曾说：“英官教印度庶民，名归四业：一僧，二兵，三商，四役。”僧是僧侣，兵是军人，商是商人，役是工人。这和中国的四民之序大不一样。
《国语·齐语》讲管子“定民之居”，是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士指武士，地位在农、工、商之上。秦尚首功，也有一大批军功贵族。
学者多已论述，士从武士变文士，这个身份转变很重要。儒家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汉以来，士的概念发生根本转变，武士变成文士。文士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四民之中没有僧侣，也没有武士。
中国人认为，兵、民是两种概念。官拿俸禄，兵食军饷，兵和官都是国家所养，不属于民；和尚、道士，不事生产，靠庙产和信众的香火钱为生，也不属于民。
宋代以来，中国有句俗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另一种说法是“无赖子当兵”。宋《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做官最有地位，当兵跟做官没法比。
其实，在传统中国，读书做官的人和吃粮当兵的人都来自农村。
文武之道
《论语·子张》：“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礼记·杂记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周文王以文为号，周武王以武为号。前者以仁恩抚民，后者以武威克敌，最为后人称道。
“文武之道”是统治者的两手。《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都很熟悉这种一治一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反映这种常见的历史转换。
中国的开国皇帝都是武人，但传不了几代就风花雪月，萎靡不振，完全被“文化”而弱化。
宋代，统治者鉴于唐五代的军阀割据，对武人多有限制。宋仁宗以来，西夏入侵，边患严重，始立武举，始刻武经。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子》才成为武学教本、军人的必读书。
这类读本分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武经七书》，一个系统是《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有注，《武经七书》无注。军人只读白文无注的《武经七书》，不读双行夹注的《十一家注孙子》。
武举，主要考弓马和策论，弓马即骑射，属于武术，不是兵法；策论与兵法有关，多是纸上谈兵。当时，武举是仿文举，武经是仿儒经，就连操办此事的官员都是文官。《孙子兵法》被尊为《武经七书》之首，表面地位很高，其实却暗示了尚武精神的衰落。
武人受文官辖制，这是相当现代化的举措，但两宋在军事上的失败却是有目共睹。雷海宗曾慨言，秦以下，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但民间仍有尚武之风。
下面我讲三个人，是中国近代军事文化的典型代表。
蒋方震
历史上，《孙子》主要是军人的读物。军人往往不读书，即使是将领，也主要是从历代史书，特别是从讲战史、战例的古书学中熟悉兵法，这与西方类似。
清末，八旗军队被腐化，已经不会打仗，打仗靠曾（曾国藩）、胡（胡林翼）、左（左宗棠）、李（李鸿章）。北洋系的武备学堂出自李鸿章，讲武学堂出自袁世凯，取代武举。兵学属于洋务。民国，北有保定军校（全名“保定陆军军官军校”，1902—1923），南有黄埔军校（全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4—1930），也都是学外国。
武备学堂和讲武学堂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军校，保定军校是第二代军校，黄埔军校是第三代军校。整个民国时期，《孙子》仍是一部名著，但不再是军人的必读书。
近代中国，海军学英国，陆军学德国，拜过很多老师。甲午战败后，很多人到日本学军事。日本是西学东渐的二传手，对中国影响很大。1903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日本文豪森鸥外（1862—1922）译成日文，取名《大战学理》。1910年，《大战学理》从日文翻译成中文，首先刊行于保定军校。
民国以来，中国到外国学军事的人物，名气最大的要数蒋方震（字百里）。
蒋方震是最早到日本学军事的官派留学生。1905年，他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不久又留学德国，在德国第七军当过见习连长。这种经历，使他回国后名噪一时，在中国军界享有崇高威望。1912年，他当过保定军校的校长。1914年，他用德国的军事理论（包括《大战学理》）注释《孙子》，写成《孙子新释》；1915年，又与刘邦骥合著《孙子浅说》。这是民国最早的《孙子》注。
1938年，这个北洋系的儒将还当过国民党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但终其一生，从未上战场指挥过任何重大战役。相反，很多共产党的将领，比如粟裕这样冠绝一时的名将，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没有上过任何军校。
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一对老对手、老敌人。蒋介石是失败者，毛泽东是胜利者。或以为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打败蒋介石。这是神话。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和北伐起家。国共两党的名将，很多都出自黄埔军校。国共分裂前，他靠苏联顾问；国共分裂后，他靠德国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靠美国顾问。这些都是外来的军事专家。
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与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类似，特点是运动性、机动性很强。他们采用的是一种类似苍蝇、蚊子的战术“，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统治者总结经验，往往强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毛蒋斗法再现了这种老故事。
《孙子》并非蒋氏所爱。他向黄埔军校推荐的兵书是蔡锷选编的《曾胡治兵语录》。曾国藩、胡林翼是剿匪能手，他们都是不但会读书，而且会杀人的儒家。
立场决定思想。古人中，蒋最推崇王阳明。王阳明是浙江人，他也是浙江人；王阳明毕生功业主要是在江西平叛和剿匪，蒋介石在江西“剿共”，迫使红军长征，可参看蒋介石手定《“剿匪”手本》和贺国光编《参谋团大事记》。
蒋介石最喜欢给部下讲：“破山中之'盗’易，破心中之贼难；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贼’，必须先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贼。”其说即出自王阳明。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同。他是从井冈山起家，擅长游击战，即历代农民武装惯用，统治者痛骂的“流寇战术”。红军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倒是很符合《孙子兵法》的名言，“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被中共“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批判，罪名是靠《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他爱读小说，从小就熟悉《三国演义》《水浒传》，但并不承认自己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的军事名著多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窑洞。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都是为了写书才临时找来看。他的名言是“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根本不相信靠兵书打仗。
毛泽东兵法是弱者兵法，以弱胜强的兵法。弱者对付强者，一要忍，二要狠。井冈山是忍，长征是忍，抗战还是忍，最后才是狠。
战场千变万化，只有一件事靠得住，这就是掌握敌情我情。毛泽东读《孙子》，最欣赏一句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当今之世，中国无战事，兵法无用武之地。研究《孙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学日本商人，拿《孙子》当生意经；一种是从思想史的高度读《孙子》，拿《孙子》当智慧书。
你更喜欢哪一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