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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幽囚,舜野死?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历来存在分歧,一般官方采取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法,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是这种分期法。白寿彝《中国通史》主张的分期法宋元明清近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古,夏商周秦汉上古,三皇五帝太古。

“三皇五帝”对我们来说既是个专有名词,也是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中国人对自己历史肇始共同的认祖归宗。一般认为“三皇”是后人对远古时代的推想,而“五帝”可能真有其人。那么“三皇五帝”到底是那几位呢?古籍文献说法不一,有“三皇八说,五帝六说”之称。例如流传下来的“三皇”至少有六个版本,有天皇、帝皇、泰皇、人皇、伏羲、女娲、神农、祝融、共工、燧人等等。至于“五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喾、尧、舜五位,我们现在说“三皇五帝”多以《史记》为准。这些古史传说的人物,最著名的首推黄帝和炎帝,一些古籍中如《吕氏春秋》将炎帝也包括在五帝之中,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炎黄时代。

相传长江中下游的蚩尤部落联盟西向豫中,所向披靡,居于豫东的炎帝部落无法抵挡,节节败退,于是求救于黄帝,引发了涿鹿之战,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大败蚩尤部落,奠定了中原文明的基础。涿鹿之战后,中原诸氏族部落相互攻伐,四方征讨,活动地区相近的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都想称雄,两强相遇,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战败,从此黄帝就成为中原地区唯一的霸主。继炎黄之后的是颛顼,颛顼居于“帝丘”,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相传他与炎帝后裔共工相争,颛顼击败共工后为帝。颛顼之后是帝喾,居“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传说帝喾探索天象和物候变化规律,划分了时令节气,指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畜活动。颛顼和帝喾之后就是尧舜禹时代了。

尧舜禹时代距今大约四千年,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四位英明帝王“尧舜禹汤”中的三位,后世儒家极为赞誉,《礼记》说他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国后来二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尧舜禹始终是历朝历代帝王的榜样,尤其是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更是儒家大爱,与儒家的“天下为公”、“社稷重君为轻”、“选贤举能”、“顺天应民”等一脉相承,于是尧舜禹也成为后世儒家思想中“天下为公”的楷模。但关于尧舜禹权位交接还有另一种“篡夺”的说法,李白的乐府诗《远别离》中有“或云:尧幽囚,舜野死”的诗句,描述的是人君失权的后果,而这种说法见于后来的多部古籍,例如《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孟子,万章上》说:“(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竹书纪年》,据《竹书纪年》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根据考证,尧舜禹权位继承的“篡夺说”早在周朝末年就有流传,所以现在有人据此认为禅让制的本质其实就是逼宫和谋朝篡位。

客观的说由于时间久远,证据缺乏,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未必不能根据大势予以推测。

尧舜禹时代是中国远古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阶段,是氏族部落向“家天下”过渡的阶段。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基本贯穿于新石器时代始终。氏族以血缘为纽带,共同居住,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几个氏族公社通过联姻等形式组成部落,随后部落又发展成部落联盟,首领一般是氏族或部落中的德高望重者,采用民主推荐法,选举贤能有德者担任,有点像后世所说的选举君主制。“家天下” 也就是世袭君主制,王位通常会由直系血亲继承,王位在家族内部从一个成员传给另一个成员(通常是父传子,也有可能是兄传弟、叔传侄等等)。这种形式是世界上大多数现存及曾经存在的君主制国家均采用过的政体。

氏族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氏族制度逐渐不再适应新的形式。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再是以氏族为单位,一夫一妻的家庭出现,家族势力抬头,剩余产品增加,氏族内部逐渐贫富分化,私有制产生,原始社会平等性开始消失,阶级关系逐渐形成,氏族的作用日益削弱。尧舜禹时代正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前夕,他们是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的前奏,原有的氏族制度逐渐遭到破坏,社会变革迫在眉睫。在旧制度难以为继,新制度尚未产生之时,氏族和部落首领的继位出现激烈的争夺成为一种可能。有学者就指出,禅让制的实质在于,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以残余的形式存在,而家族式的世袭制又没有确立,“禅让制”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历史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现在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但事实上在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根本就是一蹴而就的事。且不说秦汉时期的两种形式共存,即使后世也多多少少存在分封制的反复,而且郡县制也不能算是秦始皇的发明,春秋战国分封制自然是主流,但东周列国的郡县制也有缓慢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选举与争夺这两种最高权力的替换方式并非水火不容,很多时候是同时存在的。比如摩尔根所记载易洛魁人的首领,即是通过选举产生,而在弗雷泽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科学著作《金枝》中记载的许多社会,则是通过杀掉前一任的领袖来获得领袖继承权。至于具体尧舜禹是什么样,现在已经很难确切考证,但很可能这两种领袖继承手段在上古中国也都是存在的,后来都被某些人有意无意的附会到尧舜禹头上,但若要具体到人,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甚至也未必有必要去知道。

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五帝时期”的后半段,也就是喾、尧、舜、禹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龙山时代”,那是个战火连天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邦国时代,是中国社会从多元化向以中原为核心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过渡的阶段。当时整个中原大地上万邦林立、城堡四起,兵刀不断,所以根本不存在大一统的王朝,尧、舜、禹这些人(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根本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天子或帝王,他们手下的官员也都是部落或者氏族的酋长。尧、舜、禹本身更多的可能是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本邦本国本部的首领,同时曾担任邦国联盟的“盟主”,所以以大一统的王朝观念看待那个时代是不对的。

古籍文献也不全然可信。例如《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流放太甲于桐宫,并且自己僭位称王,后来被太甲杀了。可是在甲骨文中发现有伊尹迎回太甲的记载,而且整个商代人们对伊尹都很尊敬的,伊尹的后人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和权力,故而学者们相信至少在这件事上《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有疑点的,推而广之,舜杀尧之类的记载也就被人怀疑。《竹书纪年》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出土于西晋年间,估算应该写于战国晚期。它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对古史传说的记载与尚书以及儒家系统的文献有颇大的差异。但《竹书纪年》原本已经在宋代散佚,今天看到的内容经历了宋、元、明、清代的反复编辑重修,所以其史料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所以《竹书纪年》的确具有很大价值,但不应过于神话。

最后,不管历史本来面目为何,禅让制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禅让制作为教化后世的经典、传统忠孝文化的雏形、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传承几千年,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并不是尧幽囚,舜野死”这六个字能够推翻的。在“家天下”的帝国里禅让制虽然很难说真正实现过,但这种道德理想却始终存在于文人士大夫心里。而“顺天应民”的思想底色也从来就没有断过,即使是世袭制君主也总是对上天的警示有所顾忌。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才能至上的用人原则、汉代的举孝廉、隋以后的科举考试这些从禅让制底色换化而来选人用人制度影响至今。所以,对于“尧幽囚,舜野死”不必过于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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