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起于“三代”——夏商周，三代之前则多偏向于传说神话史。世界史学界就夏朝是否存在多有争议，但国人自己则多倾向于确有其事，作为国人姑且向着自己人好些，何况河南的二里头遗址公认属于商代之前，遗址表明该文化颇为成熟。不过商周两代确切无疑，当是没有争议。
中国与西洋历史沿革区别甚大。主流的西洋历史分界为史前时期—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时期—现代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鲜明的分界和对应。史前时期是指原始氏族时代，古典时期是指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是指罗马帝国灭亡至君士坦丁堡陷落之间的一千年，近代时期主要指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现代时期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至今。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依据这一分期法将欧洲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史前时期），奴隶社会（古希腊罗马时期），封建社会（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1500年至今）。
但是中国历史与西洋历史沿革区别甚大，首先秦汉以前，也就是三代时期，中国如西洋中世纪一样，为分封制。秦汉以降，中国大体上保持着郡县制至今，以至于再套用西洋历史分期法时，中国史学必须改变关于封建的定义，将封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造成理解上的混乱，这在客观上说明，中国历史照套西洋历史分期法未必合适。白寿彝《中国通史》主张的分期法是：宋元明清为近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夏商周秦汉为上古，三皇五帝为太古。但这种分法却有诸多弊病，比如完全忽视了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帝国的巨大区别，也忽视了唐宋与元明清的政治差别。
传说夏朝为大禹建立，后来被自己的儿子窃国，使夏朝变成家族财产。商人兴起后，取夏朝知天下而代之，享国500年，直至牧野之战被周人击败。周武王取得天下后不久即亡，其后周天下动荡不安，暗潮涌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七年，苦心经营，通过“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推行宗法制度创立“家国同构”，“制礼作乐”创制周礼，终于使天下大定。《中国通史》说正是“周公摄政的七年，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就是指一套以血缘关系和尊卑地位以及相应的礼仪所构成的等级制封建制度。这套封建制度是中国化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不一样。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灭亡的基础上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经常被用来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这两个大帝国的确很相似。罗马城奠基于公元前747年，最初只是是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小城。几乎在同时，也就是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击败西戎，占据岐山以西，收拢西周遗民，行诸侯之权。随后罗马用了700年，秦国用了500，都变成了大帝国，各占欧亚大陆的一端，罗马在西，秦国在东。两个帝国延续的时间也差不多，罗马从公元前27年奥古斯丁成为皇帝开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国祚503年。秦国从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算起，到东汉于公元220年灭亡，共计441年。两者在领土面积上也差不多，都是500万平方公里左右。但是两个帝国最大的不同在于，罗马帝国灭亡分裂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过，而中华帝国则反复在灭亡、新生、分裂、统一中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的一系列国家都采取了分封制，而秦汉帝国则早已经实行了郡县制。
一般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定于公元476年只是一个标志，罗马并不是像北宋灭亡那样，金人大军压境，汴京城破，二帝被掳。国破家亡，罗马不是这样的。罗马的北部边境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屏障，在若干被默许的边境地点，罗马和日耳曼部落一直有接触。拖家带口的日耳曼部落一点一点的进入罗马境内居住，日耳曼人并没有接掌罗马帝国的欲望，他们只想分一杯羹，并且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帝王的统治，也愿意做罗马皇帝的雇佣军。从4世纪开始，匈奴人大举西侵，日耳曼人大批涌入罗马帝国境内，但是随着罗马境内被逐渐蚕食，罗马国力衰微，风雨飘摇，罗马皇帝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剩下多少土地可以治理了，但是日耳曼人却似乎仍然认为这里还是应该有个罗马皇帝才对，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蛮族侵略者扶持的是罗马人当他们的皇帝。到了476年，终于有个日耳曼将军决定自己称王，这个叫作奥多亚克的日耳曼人自称意大利国王，他把西罗马帝国王权的象征——皇冠和王袍送去了君士坦丁堡——另一个还在位的皇帝手里。于是，罗马就此分裂，变成了一个个日耳曼人建立的小王国。
这些小王国的国王——也就是原来的部落首领，根本就知道如何统治国家，他们连税都收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从前的部落首领就自然而然地继续采取部落方式来统治他们的王国。国王将土地分封给他的子弟兵，这些受封的子弟兵就变成了领主，领主向国王宣誓效忠，并对自己的封地实行绝对统治。战时，领主有义务为国王提供军队，而国王则不必成立复杂的官僚机构来治理国家。国王的用度一般来自于自己直接支配的土地，而领主的土地以及其土地上的产出则逐渐成为各领主私产，国王无权染指。公元581年，在经历了东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一个大一统的隋朝建立，中国经过300多年的分裂，又再一次统一为一个整体。同时期在6世纪中叶，日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成了当时西欧最大的国家，并正式建立了封建采邑制。到公元843年，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去世，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分别成为后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雏形。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诸王国与秦汉帝国的不同，也正是秦汉帝国与夏商周的不同。中世纪的欧洲采取各领主封地自治的封建制度，就像夏商周时的中国一样，皇权只到贵族和领主，贵族之下则不再皇权的管辖范围，所谓“君上之君，非我之君。臣之臣下，非我之臣”，这句话放在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有效。而秦汉时期，经过嬴政的统一战争，皇权已经通过郡县制度直插到基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化，是周秦之际最大的变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变化在唐宋以降。秦之后，各国贵族损失殆尽，大家世族飘落凋零，民间逐渐原子化。皇权为了避免产生挑战皇权的民间势力，强令百姓必须分家。从商鞅起，秦国就有规定，百姓家的儿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分家，另行开户，否则流配。汉武帝时，皇帝为了削弱刘姓诸王的势力，颁布“推恩令”，强令寄居各地的刘姓王爷将其采邑切割分封给自己的儿子。经过秦汉两朝的不间断打击，民间甚至没有了类似于赵家庄、李家村这种同姓聚集的自然村落。皇权彻底变成了一家独大，社会高度一元化，一盘散沙的农民完全没有申诉的渠道，只能默默忍受剥削，直到忍无可忍之时，就酿成华夏大祸。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葬送的始皇帝梦想中的千秋万代，黄巾红巾葬送了西汉王朝。
秦朝以后中国文人就开始频频称颂“三代之治”，也就是夏商周的“王道之治”。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秦代以后的皇帝都是大盗。薛福成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夏商周时代什么事情都是百姓做主，而秦汉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皇帝。王阳明说：“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三代以后的政治制度，后世还是别学的好，完全丢弃都可以。只有三代的政治制度是可行的。王船山说：“伯统裂，天下溃，三代之道法坠地而不复修“。
文人怀念三代，仇视暴秦，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秦朝之后皇权没有了限制，完全放任自由，导致暴虐之治甚多。秦始皇的暴政广为人知，其本质是过度榨取民间气力。董仲舒认为秦朝时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如果长短期劳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代秦征发的劳动力，一度高达2000万，2000万人口是什么概念呢？秦代全国总人口是4000万。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征发了7亿人去免费劳动。而且那个时候劳役是无偿的，劳动条件又极差，差到什么情况呢？押赴北疆的劳工死亡率高达70%，征伐南越时的劳工死亡率超过80%。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固然有打击匈奴，安定边疆的历史功绩，但是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横征暴敛、残暴非常。史书记载他统治的后期“户口减半“，”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破产“，他那阴损敛财的”告缗令“，仅因为交不起钱被没入官府为奴婢的人就以千万计，要知道武帝朝全国总人口大约也就是4000万的样子。太史公就曾经不客气的说汉武帝刘彻“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司马迁说刘彻实际上与秦始皇嬴政一样的残暴，只是没有得到秦朝灭亡那样的结果罢了。吕思勉说：”……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虑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秦汉的暴虐政治到了唐宋有了长足的改变和进步，可以这样说，就政治文明而言至少从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这一路而来是进步的，究其主要原因在于门阀士族的民间势力的崛起以及君权在强化过程中的不断文明化。
汉朝政府选拔人才的方式叫作“察举制“，由地方官按照任务和标准，向朝廷举荐地方上有德有才者，因为举荐的标准是既孝顺有清廉，所以也叫”举孝廉制“。举孝廉的问题在于，孝顺和清廉是没有刚性标准的，于是举荐的人才自然就是自己人，进而形成了士族门阀——地方上形成大家世族，朝廷和地方的官职客观上变成有钱人家的变相世袭，两者同气连枝，盘根错节，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著名的士族门阀制度，这些士族门阀事实上就是新一代的贵族阶层。这些门阀家族牛到什么程度呢？唐文宗时，宰相宁愿把孙女嫁给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唐文宗尴尬的说，民间结亲不看官大官小看的是门阀出身，我们李家当了两百年皇帝还比不上崔卢两个门阀世家。魏晋以后，虽然举孝廉制废止，曹丕创制了九品中正制，将人才选拔权收回朝廷，但是身世家族却仍然是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士族门阀的垄断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情况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阶级固化，使得”寒门再难出贵子“，但另一方面来说，却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处——门阀大族就对君权形成了客观事实上的制约。例如司马睿若没有得到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是没法建立东晋的，三国时东吴孙家若非得到江东门阀大族支持也不可能坐拥江南。
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就结出了第一颗果实——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会合就等于一个宰相，是为政府最高首脑。中书省负责拟定和发布政府最高命令——皇帝诏书，也就是“敕”。门下省负责审核政府命令，有反对驳回之权，称为“涂归”、“封驳”、“封还”、“驳还”等。通过审核的皇帝诏书由尚书省负责执行。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三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书省的“封驳制度“，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之道本来就世间少有，贞观三年，李世民为了扩军打算把入伍年龄降低为18岁，当时中书省的给事中正好是魏征，坚决反对，李世民大怒，写了旨意强行下发，结果魏征不从，也不肯签发审核通过，最后李世民还是认输收回成命。武则天篡唐之前，天下告密成风，朝堂上人人噤若寒蝉，时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炜之，面对武后非难，同僚奉武后诏书传旨的时，质问道”不经风阁鸾台，何言为敕？“成为千古名句，而这句话至少说明，唐人官吏眼中，是有这样一条人们心里上认可的审核制度的。唐代这种教宽松的，对君权存在一定制约的政治环境，与士族门阀庞大的政治势力的影响有关，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皇帝与上层精英共治天下的观念而来的。
隋代隋文帝创制“科举制“，为打破士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创造了条件。整个隋唐，科举制还只是装饰物，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真正完全依靠科举取士，是从宋朝开始的，唐代每年录取进士二十来个人，宋朝则平均每年200人。这一变化导致中国社会运转规则发生巨变。钱穆认为东汉以来士族门第兴起，可称为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代以后，开始了纯粹的平民社会。南北朝以后，士族门阀的衰落，第一大原因就是科举制的兴起，因为在古代时期，不管是门第还是巨贾，若没有官权支撑，都是无法长久的。士族门阀的衰落消失，也拔掉了君权的一个障碍，但君权受到制约的习惯还在，而且因为科举制度，使得文官势力崛起，所以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君权强化的同时，文官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宋代，士人“从道不从君“的儒家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宋代的皇帝也很独特，一方面”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似乎成为宋代皇帝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另一方面”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之间一条不成文的传统。宋朝的监察御史甚至敢于给皇帝这样上课：这天下是祖宗、群臣、百姓、三军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宋朝皇帝对士大夫尊敬有加，绝无侮辱性惩罚。但是在明朝，拔掉裤子当廷打板子是家常便饭，元朝皇帝会判处大臣鞭刑，而清朝时所有大臣都要向皇帝自称”奴才“。
宋朝的朝省集议制度也很独特，遇到重大问题，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共同商议。尤其独特的是，如果针对或会影响到某个行业、百姓，政府会邀请百姓代表到朝堂上开会。立茶叶法时召茶商数人。《资治通鉴》记载“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连屠夫、卖肉的这些市井之人也都能上朝堂参与议事。
宋代还出现了新闻报纸，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产业，这种获利颇丰的民间出版物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的朝报。宋代政治宽松的氛围还在于勾栏戏剧经常讽刺朝政，不但公开演出的剧目很多就是讽刺剧，甚至于宋徽宗就在台下看戏，台上也照演不误。
很多人都知道，从经济角度来说，宋代其实一点都不弱，但是要是追究细节，那么宋代并非不弱，而是很强。宋真宗时朝廷的财政收入接近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朝最高额度的3倍，而相比之下明朝最高财政收入折合不过3000万贯，只有宋朝的19%。另外，宋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商业税收，占70%，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因为在其他所有的朝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都是农业税。例如明朝，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81%。
宋代的城市化程度高达22%，明清两代只有7%。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宋代甚至有了人权的概念，例如在宋代，“奴婢“是指被雇佣的自由人，这与历史上其他朝代对”奴婢“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在其他朝代”奴婢“更像是一直财产。再来宋代对贩卖人口的打击非常严厉，而且不止是贩卖的卖方，连同购买的买方会一起处罚。
有日本汉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要选择一个中国朝代穿越过去的话，他会选择宋朝。王夫之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汉唐灭亡，只是他们自身灭亡了而已，但是宋朝的灭亡，是从黄帝、尧、舜一脉相传的王道天理的天下的灭亡，中华文明世界公认是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却也难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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