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忽然失去生活追寻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是不是就像忽然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震惊呢？恶性肿瘤、艾滋、渐冻症、帕金森、白血病这些无法治愈的疾病，预示着身体机能的迅速萎缩，多半使人生在正常到达终点之前陨落。于是一般家人会选择不告诉病人，假装目标还在。因为活着，保持生命，一旦这个目标不在了，就全完了。就像悬空在悬崖上，只有保险绳的维系，如果绳子断了，就全完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淳朴自然，田园牧歌。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假象。就像对从军岁月的怀念，那更像一种匮乏制造的拥有感。对贫乏感的认同会自然而然反应在期待的缺失上。当生活变得极其单纯，选择极其稀少，人性的本身感受却可能更加单纯浓烈，这结果当然是好的，可路径却是狭窄弯曲的冰面——由于外界强制的贫乏而不是人的主动能动——所以这种好就可能相当的脆弱，经不起考验的淳朴可能瞬间坍塌。电影《驴得水》里的小铜匠，一旦见识了人之极乐，就再也回不去了——淳朴被轻而易举撕得粉碎。越是单纯浑噩的淳朴越是容易走向它的反面，就像小铜匠表现出的人性的恶。
《一瓶胡椒面》现在看来比之他们的其他作品更具意味，其所勾画的人的劣根，甚至比之鲁迅不遑多让。一种人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在乎自己，于己有关就斤斤计较，于他人或公益则漠不关心。另一种人看似性格粗犷，大大咧咧，却事事比较，平均主义，“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两种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丛林与王道是中国古代史观的两极，这史观一方面把人弱化为历史大潮中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另一方面则是帝王将相风起云涌的叱咤风云。只不过前者注重实际环境，把人——包括帝王将相——都视为趋利避害的凡人，而后者却对社会精英与历史事件颇多神话而已。人类演化出理性实在难说是好是坏。虽然理性主义视生命为高贵——这一终极价值观有其必然的积极意义——可是今天的自然科学已经基本否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形而上保障，人只能自说自话自我认定，可是事实证明人很难自己说服自己。而人又实在做不到像病菌和虫蚁一样仅仅只是存在，因为人由于理性而无法不感受到痛苦，无法不感受到虚无，无法不感受到不满足，于是也就无法逃脱困扰。
更何况人又是群居的，栖身在基于生存而不是生活为目的的群体中，这种困扰的深度和广度被群体无限放大，令人难以忍受。想一想，这个世上那么多人求助于宗教，也就不是不能理解了。不管是有个天堂的，还是有个彼岸的，不过都是说明今生是何等的不快乐，即便是将这不快乐以某种目的或神圣的理念加以合理化，其实又与宗教所起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呢？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终战诏书》，长达三十年军国主义统治，日本人经历的种种事实，以及因此而养成的国民性，瞬间失去依凭。
虚脱，那是当年日本人的一种普遍状态——疲倦、士气消沉、失望、麻木——它被解释成一种精神上的、感情上的疲倦不堪、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的。除了饥饿与绝望的社会现实之外，还有长期指导民族的神圣、高尚目标的破产，心之所系的彻底消失，高亢激昂的忽然冷却，日本人遭到身心两方面的打击。仅靠狂热支撑的疲累的日本上，支撑一旦不在，疲累瞬间如排山倒海而来。也许对日本人来说，暴力反抗从来就不是可行的选项，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却是在所难免的。
万青注定会在中国独立摇滚史上留下印迹，这印迹恰如一种娓娓道来的共鸣。就像曾经原本只能依靠意甲和欧甲寻找寄托的球迷发现了恒大和申花一样——只不过后者还达不到万青独立音乐的成就。如果说十年前的万青通俗性更多些，那么《冀西南林路行》则有了接受的难度。但是创作者却从来就不是满足生理欲望的杂耍艺人，他们是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悟罢了。
乐感是天生的，天下再无比音乐更易懂的了，但懂得却未必能诉诸于文字，而往往只是笑、哭、开心、难过、惆怅、兴奋、沮丧。事实上廉价的笑声和眼泪倒可算是真正的懂得，人之所以不屑于它们并不在其本质，而是它们的载体往往过于肤浅。就像数学家不把小学算术当满足，老饕也不会满足于单调直接的味蕾冲击。但就快乐的本质来说，幼童吮吸乳头的满足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自豪并无区别。
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此“道”并非指任何实际用途。刘慈欣的《朝闻道》中，人们为获知宇宙真理的满足，不惜付出生命。尽管这真理既无法分享与他人，又不能流芳后世，也不能造福任何人，尽管所得的唯有生命最后一刻的满足，但仍前赴后继，虽死不惜，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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