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

1999年，朴树，《我去2000年》，这是一首轻快的、舞曲风格的《New boy》，浅白让人不相信它属于这张专辑。听起来就像未经世事的一根筋少男，没心没肺的简单快乐。《我去2000年》从头至尾有一种怀疑和彷徨的氛围里，可却硬是塞进了这个傻了吧唧的异类，阳光而乐观的突兀着。

2017年，朴树，《forever young》，这是《new boy》重新填词编曲后的样子。那个傻乎乎的“new boy”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困兽般的男人，有些许油腻，有些不甘。这男人知道他输定了，知道他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知道他越来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终于明白，跌跌撞撞这半辈子都是白瞎。于是，他想起了那个“new boy”，他发现那是他唯一曾经真正拥有过的。

于是，满心以为的拼搏不过是赌博。有的人赌的大，有的人赌的小；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坏；有的人赢了，有的人输了；有的人小心眼，有的人看得开。世间百态，熙熙攘攘，竟不过是上帝的骰盅。

大前研一出过一本畅销书，《低欲望社会》。书里

发明了一个词：低欲望社会——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金融资产不能有效运用；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振消费，连撒钱都无法振兴经济。总之，平平淡淡、波澜不惊，甚至可说是麻木，什么都翻不起浪，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什么都没有意思。

《低欲望社会》一书的副标题是“无志时代”，指年轻人主动降低物质欲望和消费需求，只要活着就成，不升职、不恋爱、不上进、不社交，用不要避开一切麻烦事。日本的低欲一代曾让有些人沾沾自喜，有人甚至将之视为日本已被中国超越的证据。可是，话音未落，丧文化就来了，丧文化方兴未艾，佛系青年又异军突起，当“佛系”变得平常，忽然又冒出来个“躺平主义”，有好事者甚至称之为“躺学”。

有人这样形容自己的现状，说穷吧，还有个班上，说富呢，兜里也没多少钱，说懒吧，每天都早出晚归的，说傻呢，什么道理都懂，说聪明呢，又不如别人会玩手段。他说自己的基本状态就是失望、疲惫、压抑、熬夜。这也许就是“躺平”的基础吧。而且就其深层次的心理动因，似跟1967年那场“爱之夏天”引爆的运动颇有近似之处——都是对主流的抗拒，都是消极的，都是叛逆的，而且，就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都是迟早要落幕的。

其实，仅就躺平来说，可能还不算最坏的。衍生自DC漫画的电影《小丑》，是以人物性格特征演变为主线推进故事的。病态、冷漠的权力体系是背景，身处社会边缘的亚瑟是人物，发自内心的哀嚎逐渐尖利是戏剧冲突。只是，若要真正客观来说，男主亚瑟的生活还不错，有居所、有工作、有社工的心理干预，甚至有机会登台演出。亚瑟和生病的母亲都有福利救济，既不担心没饭吃，也不担心没钱看病。可是这都没能阻止他变成一边癫狂大笑一边大开杀戒的疯子。

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穷，而是所有一切都是买来的世界上，穷，更多的意味着你没有资格做自己。就像那个著名的试验，当有限空间里的老鼠，经过几代繁殖，空间，这种生命必然需要的资源被压缩到极致，几乎每一只老鼠都会变得异常，要么疯狂、要么嗜血、要么麻木到没有一点反应。老鼠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人必然是主动的，人的所有满足说到底都是对自己主动性的满足。当主动性成为奢望，“躺平”就更像一种沉默的抗争，其中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无法追求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了。就像张爱玲的那句：如果你给别人的和给我的一样，那我就不要了。

那位用黑暗的眼睛寻找光明的诗人说，从明天起，要做幸福的人，要喂马、劈柴和环游世界，要关心粮食和蔬菜，要和亲人通信，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幸福。结果说完以后，诗人就自杀了。为什么呢？原因就在“只愿”二字。既然只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么如果没有大海、没有春暖、没有花开，又当如何呢？喂马、劈柴、环游世界、粮食、蔬菜、亲人，那个不是人间烟火，幸福在人间的。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既然不能，干脆不要。只是，他明明说“从明天起”，这三个字，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心态呢？

人，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卯足了劲想做自己。

1941年，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乘坐军用卡车去往蒂拉斯波尔，躲避空袭时，那位沉默的司机告诉他，战争结束后他想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去家乡的森林当护林员，司机说“您信不，每当我想到森林时，我的心就一会儿跳，一会儿停，可当司机是不可以这样的。”劳动毫无疑问是人需要的，但仅仅为糊口，心却跳不起来，相反可能还厌烦。这心跳，可不就是人想要的么？

便是装腔作势，也无不同。莱蒙托夫是普希金之后最有才华的苏联诗人，他写皮恰林在驿站上等马车，四周无人，颓丧疲倦，一会儿马车来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官风度。木心说，“我们在世界上，无非是要保持这么一点态度。”木心说的没错，人说到底，只是各自轴着各自的态度罢了。

关于生活的意义，我们有三个共同的问题。我们怎样度过上帝分配给我们的时间才算最好？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必将死亡的命运？我们如何超越它？19世纪，一个著名的疯子说了句“上帝已死”，西人就此变成无助的孩童，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知所措。后来他们就像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一样，左支右绌，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迫使他们反思对于理性的迷恋，巴森说“乌托邦假定众人时时心悦诚服于理性要求，但乌托邦之所以为空想，关键正在于此”。人们发现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人的原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就像那句不知道是谁说的话：“关键不是赢，而是玩儿本身。”玩儿，是人永恒的天性。

1979年3月31日，北京中国青年剧院上演新戏，黄左林导演的戏剧——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这也是那个十年之后中国上演的第一部外国戏剧，据说剧场里，应邀出席的华罗庚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活死人军团》 Army of the Dead (2021)，导演: 扎克·施奈德，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丧尸危机爆发的拉斯维加斯，在此期间，一名男子集结一群雇佣兵进行最终的赌博，冒险进入隔离区，以阻止有史以来最大的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