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戴礼记·保傅》曰：“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旧唐书·魏微传》记载谏臣魏徵病故后，唐太宗在哀痛之余对朝臣的感叹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人十分注重历史的借鉴作用，哀前人之过，罢重蹈覆辙之弊。所以著史、读史之风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崇。
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卷2就选取了王安石的《读史》一诗，其诗如下：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这首《读史》作于元丰八年（1085）。这年三月，神宗赵顼去世后，旧党得势，新法渐废，王安石心中十分痛苦，这首《读史》就是在这种满怀忧愤的情况下写成的。
首联“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自古以来，功名的求取绝非易事，其中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行藏”典出论语，《论语·述而》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说，翻开史书，有无数的为官之人奉这句话为圭臬，做了一名“圣之清者”，没有给留下任何供后人指责的地方，出仕与归隐皆取于天下“有道”与否，像伯夷叔齐这样的隐者就是这样，包括孟浩然三十岁之前隐居鹿门山读书，未积极跻身仕途，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种人，不管天下“有道”与否，我都要担负起我的责任来，大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这种人不看重名利，一心想的就是“致君尧舜上”，就是革弊政、救万民。像在武后朝积极为官的陈子昂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就是“圣之任者”。那么，“行藏终欲付何人”为万民而“行”可能为后人而“诟”，为一己之名而“藏”却可能为世人而传其美名，功名之累便在于此。常常读史的王安石，对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在王安石的心中，他早已选择了一条“圣之任者”之路。
颔联“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黮闇”：蒙昧，糊涂。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难免被误解，在世俗的传言中更会失真。这是遍览史书所得。王安石在神宗朝积极主持“熙宁变法”，无奈所用非人，神宗早亡，变法失败，朝中亲旧倒戈，民间对变法更是议论纷纷。王安石想到自身处境，身后毁誉不免使之发出了“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的慨叹。
颈联“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上下两句反复陈说，在读书时必须保持批判精神，善于分辨，切忌盲从。堪称这首诗的警策之语。即使是正史，也多为胜利者所书写，对前朝旧事的记载，难免有所偏颇，当朝实录更难以“秉笔直书”，所以“丹青难写是精神。”
尾联“区区岂尽高贤意， 独守千秋纸上尘”，指史家之笔难以写出贤者的思想意境，史家能做的只是在史书上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的踪迹罢了。但是“高贤”终究是“高贤”，他不因史书之讹传，或史书所颂有限而改变。诗人在此，是在自我宽慰，在为变法失败后的自己寻找精神上突围的路径。
王安石的读史诗，不只是揭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使人们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而且还包含着某种哲理，或者说某种历史理论，使人们从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观察历史、认识历史，这首诗就是这样。同时它也符合宋诗常富含“理趣”的特点，那就是：史书是由人编写的，难以做到绝对客观，所以历史记载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差异。变法失败后900多年间，史书中关于变法之是非得失以及关于反对变法一派人物的评价，不绝于世，其间，褒贬扬抑，莫衷一是，真所谓千秋功过，任后人评说。其遭遇和他诗中所论如出一辙。
我们品读古人诗词、史书，当以之为鉴。读王安石的《读史》一诗，面对史书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不知广大考生在不久的将来是否有勇气做一名“圣之任者”呢？答案应该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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