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读书会，有态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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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读黄瑞云选注《诗苑英华》
◎胡光波
※本文于2003年发表于《语文学刊》第一期头条。
黄瑞云教授在当代文学界以寓言创作著称，同时又酷爱古典诗词赋的赏评习作，并乐于从事整理普及工作，已先后出版多种选本。由于长期浸淫于经史子集，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古代韵文的艺术魅力感受至深。从青年时代起，他曾暗发誓言，选编一部中国古代诗集，一来借此了解古诗全貌，二来便于个人诵习。由于时运不济，使其夙愿久久搁置。但是，命运的无端播弄，生活的百般折磨，都未能使其素志泯灭。他年复一年，不懈地收集、整理有关诗学资料，盼望着将来天助人为，心满意遂。青壮岁艰难的蓄积，终于赢来暮年丰厚的收获。当黄先生拿出270万多字、录诗3951首的历代诗选《诗苑英华》时，我不禁为其遇苦能忍、矢志不渝的克励精神感动。
《诗苑英华》本为梁代萧统所编的一部诗集，由于久已佚逸，今人无从窥其原貌。黄氏欲“继绝世，举逸诗”，弥补前选，并济之以“史、注、评”，编选出适应今人审美情趣的新本子，为初学指点迷津，也为专家提供借鉴。就此一点，决定其不像坊间流行的一些本子那样，或因循杂凑，或敷衍塞责。由于选者的目标远，故所花气力亦巨。从《后记》得知，此本之成，断续持久达二十馀年。选目之定，虽也参考前人选本，但最后定夺，仍经再三吟诵，数番斟酌。为便于读者学习，黄氏费尽心血，对注考赏文字反复推倒扶起，删除补订。成书已达到选者所预定的史、选、注、评综合研究，超出了单一的选编模式，具有一以贯之的诗史观，显示了自己的学术个性。
一般来说，古代优秀的选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事先都要定体例，作序言，明宗旨，选目确定后，再加注、圈点、作评，态度审慎严肃，务必使选本完美无缺。这一优良传统，可惜被后来一些二三流的选家所捐弃。解放后出版的各类历代诗、断代诗选，序、例、注、评齐全者，寥寥无几，有的虽带译文，但由于选者古典诗学修养不足，原诗之神韵丧失殆尽，反而消减了读者的审美兴感，造成不必要的阅读障碍，更别说表现出选者的诗史观。同时，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如行政的干涉、时潮的异态、利益的驱使等，都会施加影响于选家，导致选本水平的动荡摇曳，大面积滑坡。
为了求得选本的生存，有良知的选家也不得不违己心志，迁就时风，更改初衷，羼杂一些与自己情志背逆的东西。即便如此，仍被目为“不合时宜”，选本甫一出世，往往“小子鸣鼓而攻之”，使选家付出学术品格残损的沉痛代价。故选学之园时常荒凉凄惨，令人嘘唏感叹。钱锺书《宋诗选注》所遭受的命运，在当代选学史并非罕见。因此，一个具有见识的选家，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和选格，往往冒着为时流所排挤、沦于窘境的潜在危险。但是，选学的绵延存在，却证明其有重要的价值：激活传统因子，参予文化构建。实际上，历代优秀的选家，都不满足于给读者提供一个阅读的范本，而在于通过这一形式，维系民族文化的气脉，持守人文传统精神，因此选学在中国的发达，带有完成文化承传使命的目标。
黄氏选本的产生，既来自他长年累月的辛勤积累，也与时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关，后者对其生成、出版造就了最佳机缘，而选家的独得之见，也可因之保存，这对于他这一辈受传统治学方法影响的学者，或许可得到情感的慰藉。因为他们不惯于作令人侧目而视的长篇大作，宁愿借诗作的选考注评，把深微精细的阅读感受，渗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是，一些青年学人可能对此不屑一顾，以为其琐屑细碎，无宏论伟思，但时过境迁之后，多少衮衮华章，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而老辈学者的见识却愈久愈现其魅力。
对于黄氏选本，笔者亦作如是观。从学术方法看，黄选承袭乾嘉学派求实的精神，也吸收了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从表现形态看，黄选综合了古代选本的优点，序、例、注、考、评一应俱全，为人们认识文本提供了多元视角；从学术境界看，黄选不满足于简单的辑录，而是把读诗作诗的心得升华为诗学理论。基于以上几点，他冠于每卷前长达数万的序言，不是草率急就、装潢门面之作，而是一篇篇壁立千尺、情韵漫衍的诗史论文。这些序言，孤立来看，描述、评价各期诗歌发展史；合而言之，则构成一部相对完整的汉至清诗学通史。序言给人们直接展示的是中国诗学发展历程，而隐含其中的，是选者的诗歌审美观和不甘于步人后尘的的选学标准。这些序言，表现出精湛卓越的学识，蕴蓄着压抑不住的热情，是读者理解选者意图的基石，也是评者窥其选学旨趣的窗口，从中还可感受到选家几十年苦苦思索的喜怒哀乐。
黄氏选本，是诗歌史学研究的范例。从史学的性质来说，对史料作竭泽而渔式的占有固然重要，但著作却不应以材料的丰俭和罕见与否取胜，关键看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史识，此乃古今中外学者通识。古人刘知几首倡史才三备，其中以识为主，就因为史书贵在肃清历史迷雾，体现作者的论裁评判，不在于堆砌史料的万里长城。今人冯友兰亦言，史书非姓名、学派之清单，而在于表现作者见解。西人黑格尔告诫人们：“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①]具体到诗歌研究史，其最高境界，在于史家对纷繁复杂的现象逐层剥离分解，多重过滤结晶，本着历史主义精神，归纳出诗歌发展规律，满足人求真的愿望，同时提炼出独到的理论。这一工作，前贤后学，著论不少。那么黄瑞云教授如何扬长避短，凸现个人史识？让我们通读选前之序。
在阅读黄序之时，我诧异一部意欲反映中国诗歌发展面貌的历代诗选，其诗学的逻辑起点不从先秦开始，而从西汉发端。是先秦诗歌与后代诗歌审美情趣鸿沟太大，自成一体，必须“另眼对待”？我隐约感到，这一举动，可能就隐含着选家不言而喻的诗学见识。众所周知，先秦所传之诗，的确伪托较多，各类典籍所存也大半为残锦碎金，不成气候。
但是，现代学者往往把其中的《诗经》、《楚辞》作为中国诗学两大源头，其艺术思想、表现方法、审美意识，不仅左右着先秦诗学观念、批评方法，而且对汉以后诗歌的美学向度产生潜在影响，其中艺术格调的正奇、变复两大矛盾，不知引起后人多少学理的纷争，是诗学家难以摆脱的情结。汉人的诗骚研究，启动了后代诗经学与楚辞学，还导致后人对儒家诗学的向心与离心。审美意识异趣的诗骚美学，是后代文学发展的两途，越雷池之外者无几，创作多数“不归汉，即归楚”。既然先秦之诗如此重要，作为一个深明诗理的学者，难道会漠然视之？
为了寻找其中原故，我试图从模范选本与总集打开缺口。翻开清人沈德潜《古诗源》[②]，发现其选唐以前之诗，其中先秦部分多为假托的远古歌谣、钟鼎之铭、子史所录零章散句，也没有诗骚。序中标明“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宋、齐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由于在封建时代，《诗经》、《楚辞》为每个士人应读之经典，印行较广，故沈氏不编入内，并不意味着诗骚不重要，其编撰目的在存古逸句，引人注意。再看现代学者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③]，也不收诗骚，其理由也在《凡例》中标明，与沈氏约略一致，同时认为诗骚不加注，读之不易，加注又与其体例不合，干脆一概不录：“《诗经》始肇歌集，《楚辞》总集之祖，所载歌诗，亦应编入，惟两书传行广泛，极便查阅，又完整无阙，不待校正，且其成书年代久远，雅诗骚辞已难脱离训传，故兹沿旧例，置诸编外，意防叠床架屋，不是崇古尊经。”看来，黄氏不选先秦诗之中坚诗骚，似与沈、逯两氏有同怀。但揆之本序，也不尽同。
全卷第一序序首，即立一小标题——“汉诗从楚歌唱起”，其中对先秦政治形势与诗骚的学术困境有一个总体把握。黄氏指出春秋时代奏诗祀神，赋诗言志，引诗褒贬，而到战国时代则战乱频仍，治国为先，诗让位于政，诗书面临困境，风雅寝熄，从而得出如下结论：“盖先秦时代，诗歌尚处于自发的阶段，没有独立的诗人，只有率意的歌吟，如果没有官方的采集和应用，诗自然就'亡’了。”[④]这一结论，与现代多数学者的认识不同。当代人大多认为，如果说《诗经》是群体写作，创作意识朦胧模糊，那么《楚辞》乃屈原发愤之作，创作目的十分清楚，属于自觉的文人之作，如有论者即认为从《楚辞》可见屈原“创作意识中一种明确的欲望，自觉的要求”[⑤]。
但是，黄氏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诗骚虽有些语句流露出创作意图，但总的说来未脱离官方的积极干预，依附于一个外在思想范式，与汉以后诗歌从抒情性角度出发，旨趣迥异。先秦诗歌虽然在思想、技巧上已有一定水平，但总体来说，创作意识较淡，虽然奇文郁起的楚辞可能例外，但不宜把它与后代之诗并列看待。再者，定诗选于汉，可能也出于以下考虑：汉代（秦因文学荒凉忽略）是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定型期，故汉诗诗格的形成当亦自其时始；体例表明，选者只意欲构成五七言简明诗史，而先秦时此种诗体尚在摸索期，难以与后之定型化的诗体一致；《诗经》的四言体式，与汉人五七言差距较大，加上文辞古奥，非详注则难解其意，若选入势必注释繁杂，与全书体例舛逆；《楚辞》从体制的传承衍延来看，与汉赋倒是一路，归之五七言诗系列，枘凿不合。如果这些臆测不太离黄氏选心之谱，那么不选先秦诗，其用意倒令人回味，原来选者认为先秦之诗与汉后之诗在格调、体式等方面大相径庭，不宜并举。
两汉承接先秦诗学精神，但以儒家诗论的“言志”为核心观念。它来自《诗经》的创作、采编、教学、引用，在汉代诗经学形成中完成其形态范式。由于其时楚歌、乐府、古诗的相继兴起，“诗言志”的观念开始蜕变。楚歌之所以在汉初兴盛一阵，黄氏认为是由于“汉初诗歌尚未找到自己的形式，如此人们只好用楚歌来充塞岑寂的诗坛”[⑥]，但其整体艺术成就并不高，佳作极少，这样楚歌成了五七言汉诗诗格定型之前，创作中必要的“列队操练”，这一体式历时五朝，到汉武帝初期，随着乐府的登台，杂言句式的楚歌终于为人所弃。汉乐府一上场，即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⑦]为创作倾向，随着下层民众的加入，乐府诗从郊庙下移，“民间乐府”（黄氏所造之词）兴起，一改贵族作品的肤廓枯干，终于“言志”淡化而“缘情”抬头，其内容的现实性也大大加强。
黄氏把汉乐府诗分为贵族式、平民式两大类，得到高评的是后者，尤以现实诗、寓言诗、爱情诗成就较大，因为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时局变化带给人民灵与肉的创伤。乐府之诗发展到东汉，叙事诗远远多于抒情诗，启动了中国诗歌叙事学。乐府诗一到文人手中，又被适当改造，在体制、写法上完善，最后定格化、程式化，创立最早的五言古诗。五古作为下层文人心曲的自然吐露，其“缘情”倾向更为突出，发展了中国诗歌抒情学的传统。黄氏通过对两汉诗歌发展的勾勒，为人们描画出中国早期五七言诗，从楚歌→乐府→古诗内容、体式、手法的变化，揭示出它在曲折中改良、在修正中发展的艰难性。
经过一番详实缜密的论证，黄氏证实了前人凭悟性提出而未经论证的断语：“五七言诗的发源，'断自两汉，宜也’。”魏晋南北朝，是诗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标志为“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彻底转向。这是一个天坼地裂的时期，礼义松驰，人性解放，诗学意识从儒家的桎梏中解脱。对个性的自觉，必然导向诗歌创作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从而引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论说。黄氏联系时势变化，对此时期诗歌流派及代表诗人诗作点评，旨在说明“言志”向“缘情”过渡中，阻力与排阻的反复较量。“缘情”重在以情动人，须要讲求文采，从而在诗之修辞、对偶、隶事、声律、熔裁、章句诸方面多向拓展，形成一整套配合情感表达的文学技巧，导致南朝“体物”之作的产生。这一变化，终于使以前分途发展的抒情与叙事两大潮，在南朝诗人的创作中相融。正因为此，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之诗，成了时代风气和诗学观念演变的晴雨表。
由于前代诗人作了创作的多方尝试，以形式为标志的唯美论诗观才最终在南朝诗人诞生。永明体、宫体诗，不管其内容可取与否，但都是五七言在从古诗向格律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阶段。黄氏正是以此时期几派诗人诗作的分析，说明只有把诗神从缚在政教的权杖上解脱，诗才能真正独立，并提出个人的诗歌美学观：“诗赋欲丽的审美原则，笼罩了整个魏晋六朝文学，特别是诗歌。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实在是诗艺的永恒的原则。”[⑧]这一论断，更多地从艺术美着眼，隐含对六朝诗歌的肯定。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六朝诗学贡献，黄氏对陈子昂、李白简单地批评六朝诗风骨、兴寄都绝，大雅沦丧不满，并以杜甫清醒的史学论断为参照，显示六朝诗学的赫赫功绩。
隋唐五代是五七言格律诗成熟时期，由于隋代诗歌成就较弱，而五代则以词作擅场，故黄氏论述集中于唐代。唐人对前代诗学中“言志”与“缘情”两大潮流的对立作出初步总结，并引发宋元以后诗学中“主情”和“主意”两种倾向，从而构成诗学观念流变的重要枢纽。唐前期诗学是直承南北朝而来的，齐梁间形成的“复古”、“新变”、“通变”三条路线有所衍伸，以陈子昂等人为代表，选择“风骨”为主导因子，带动了声律、辞章的改造，引出“兴象”这一诗歌美学范畴。唐中后期，诗歌中“感事”与“写意”抬头，发展了现实主义诗学原则。杜甫的重“理”、重“法”、重“学问”之论，开启了韩孟诗派，也导致宋人“主意”诗学的产生。
黄氏对唐人诗歌研究，从历史分期作为切入点，虽然他借用了前人四唐说，但在具体的年代划分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识，即根据诗歌发展的实况，引小李杜入中唐，加强了中唐的诗学力量。这一观点，是对轻视中唐的传统观点挑战，并体现于其选目的分配。如此分期，也深化了叶燮在《百家唐诗序》[⑨]所提出的中唐为百代诗运转捩关键的著名观点，对于促使唐诗学重心的转移，一改盛唐独统天下的局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四唐各期诗歌成就的评说，黄氏也显出了细微深刻。如据朝代更替，分宫庭诗为三批，重点肯定第三批诗人群体在诗之格律、体式方面的贡献，而从内容来说对其他两期诗人成就区别对待。如虞世南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诗，得到作者青睐，被誉为“唐代最早的边塞诗”[⑩]，宋之问的五律文质兼美，也被列为唐五律一流大家。
此外，对王孟、李杜、韩柳、大历诗人、小李杜等，作者都能从其时诗学发展的大环境出发，紧贴其诗之内容与特质，作出相应的评价。由于把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结合，作者排除了过去以思想进步性作为判断诗作价值主要标准的干扰，对白居易、元稹、元结等新乐府代表的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作出了切实细腻的解析，指出其艺术韵味淡薄，纠正文学史对其过分抬高。这一批评，体现了作者在第一卷序言所提出的诗赋欲丽为诗艺戒律的主张。总的来说，这部分序言，对诗人的思想与诗作的内容、艺术分析加强，略嫌不足的是，作者对诗学理论与诗作之间关系的分析稍有减弱，尤其是对中唐韩孟诗派的分析，没有把韩派理论主张与其诗风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而流于一般性的作品简评。
宋金时期，在诗学上，“主情”与“主意”的冲突与对流成为核心。前者以情志为出发点，通过“因物兴感”，激发起诗人的情绪感受，自然同所激发的物象结为一体，并转化为艺术形象。后者则以心性为本，不重瞬间感受的表达，而注重人格的表现，即使产生某些感受，也不急于作诗，而是积淀、蕴蓄，凝定为某种意念，以之观照、摄取外在事象，通过“假象见意”之法组成契合意念的形象。这一时期，宋人面临一个难以化解的情结：如何扬弃唐诗，超越唐人而更跻一层？这就引来唐宋诗艺品位与诗法之争。
从欧阳修创作宗韩，即开宋诗之经。宋诗之散文化、议论化，对音韵的苛求，欧阳氏实启之，至苏黄登上诗坛，宋诗终于以独立的品格而与唐诗争锋。正因为宋人创作上不屑于步唐人之旧辙，而以出奇制胜、别开生面为尚，故宋诗在创作中逐渐形成理趣，与主情之唐诗相峙。时人以性情故，或主唐或主宋，两派比长较短，导致创作的分途发展。一般人论宋诗，多过分崇信严羽之论，认为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为短处。这是以唐诗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后起之诗，未看到宋诗之新变意义。
黄氏却对宋诗的美学追求予以肯定，并联系唐宋两代的社会背景、诗学环境，分析宋诗内容现实性加强的现实基础：“宋诗中体现的情感，出现的议论，无不与他们（诗人）卷入政治有直接的关系。”[11]然后，黄氏紧紧抓住宋诗在学唐之后的创变，分析宋诗所独有的艺术品格形成的远因，即把中唐韩愈作为宋诗的源头，认为宋人的引文于诗、议论为诗、音律之变，都可从韩氏作品找到根源。
黄氏以中唐诗为精神驿站，把唐宋连通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宋诗题材内容拓展、用典增加、手法多变，是扬弃唐诗之后，古典诗歌的合理发展。由于置身于当代学术环境，他摆脱了宗唐宗宋的狭隘视域，从诗学复中有变的规律，肯定了宋诗艺术上的贡献。黄氏引缪钺的著名论断“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一方面在为宋诗回护，另方面也叹息宋后诗歌创作未能接绪前贤，更上一层楼，导致中国诗歌创作水平整体下滑。
一般人对和南宋几乎平行的金诗，多不太留意。黄氏却认为金诗借才异代，带有自己的鲜明特征：金初诗风多幽思之情，怊怅愀怆，忧悲悒郁，哀惋感人；后期以元好问为代表的诗人，以慷慨豪壮、自然浑成为艺术至境，论诗真切，越过苏、黄而上溯汉魏唐人以至风雅正音，尚气而主情，为其时诗学大家。黄氏认为，由于金人诗学承北宋而来，陶渊明、苏东坡为时人心仪之巨子，其诗学思想俨然是北宋诗发展的北冀，这样一来，欲追溯北宋诗之馀风流韵，舍金则所论偏矣。
元诗生长在特殊的时期，常年的征伐，似乎使统治者的英才消耗殆尽，加之立国后战事频仍，故黄氏言此时诗歌在挣扎中发展。元初以遗民诗人成就为大，他们对历史的反思以批判前朝为主，同时又对征服者的罪行揭露，现实性较强。中期以元四大家、浙东三大家为首，其创作对宋金诗学的流弊纠正，进行反思，走上两途：一种是对主意诗学的过重文字法度表示不满，提倡复古，并显示出明确的宗唐倾向，另一种则是对模仿、追随苏黄诗风的做法提出异议，强调个人才性意趣的抒发，重视写性情之真。后期诗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反映的力度加大。
黄氏认为，元诗在继前两代诗歌兴盛之后，创作进入相对平缓期，虽整体水平无以望前代诗歌之后背，但毕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不能完全同意明清两代诗评家以“纤弱”目元诗。他指出：“元诗虽从整体来说，内蕴不够深厚，既缺乏浑厚沉郁的风格，也缺乏豪雄奔放的气魄，没有伟大的诗人。”[12]但其中较杰出的诗人，无不以清婉秀逸见长。他虽然批评元诗宗唐只能学中晚唐，未得盛唐之法，但也要认识到元代导致其诗成就受损的政治原因。同时，元代虽时间短暂，但还是贡献出了杰出诗人如刘因、赵孟頫、萨都拉、杨维桢等人，其对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有所继承，也有所发扬。
明代是复古主义强盛的时期，师古与师心两大思潮的对立构成主要矛盾，它确立了中国诗学史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复古者前后七子及其后学以“格调”作为进阶之梯，而由“格调”以上窥“兴象”、“风神”，把握古典诗歌中的“真性情”。明代的复古运动是针对宋元诗风而发的。宋诗主意而不主情，失却唐人的风调；元诗近情而格不高。明代要扫除宋元诗的卑陋习气，便以汉魏盛唐诗的高格逸调为榜样，倡言复古。
但是，明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并不同于汉魏盛唐，要象汉魏盛唐的主情诗学那样“因物兴感”，是行不通的。于是只能从学习、摹拟汉魏盛唐诗的格调入手，企图由格调进而领略古典诗歌的意象情韵。因此，“主情”，或者说恢复“情”与“理”的谐调，才是格调诗论的宗旨。也正因为这样，明代格调论的复古，便不象唐宋诗文复古运动那样奉行“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原则，却走上了侧重形体风格拟古的的途径。同样道理，格调诗论的主情，也并不立足于感物兴情，倒是采取了与主意诗学相近的“由法入悟”的路子。换句话说，用主意的方式以求取主情的目标，这正是格调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格调诗论看作主情与主意诗学的综合，当然也就给它自身理论体系上带来了先天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往文学史在论述明诗时，都因复古给予低评，黄氏却能对七子们的功绩肯定：“七子们试图从内容充实、风格健朗的秦汉散文、盛唐诗歌中吸取力量，来改变台阁体以来萎靡纤弱的文风，是有其合理的动因的。”[13]他批评七子们的模拟之风，但注意分析其复古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并联系李何、谢王的诗论说明其内部诗学观的修正与完善。同时，他提出理论与创作从来不是同步的：“对一个文学流派的评价，不能单考察他们的理论主张，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的创作实绩”[14]，在评价作家的诗歌时，不能教条以理论来推测诗学情况，如李梦阳之七古长篇、何景明之五古与近体等都有可取之处。
对反复古、倡性灵的公安派，作者一方面肯定其求变求新思想的价值，也指出如果完全失去艺术规范的限制，则易步入鸟道羊肠，无异自裁。对于竟陵派的追求“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他肯定其不拾人牙慧之后，也批评其新而入僻，奇而入怪，造成语言拙涩，节奏扞格。这部分对众多诗派的评述，黄氏大大加强了诗学理论的诠释说明，把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其诗作两相对比，对人们理解其诗学成就，裨益甚大。他对明诗的总的印象：七子及后学，因袭过甚，缺乏创新的力度；公安竟陵，破旧方面虽有冲力，而立新尚未见大效。由于明人对复变的关系未处理好，造成创作的徘徊起伏不定。黄氏认为明诗整体虽远不及唐，也不如宋，但超过了元人，可与后起之清诗相比，在五七言诗发展中，地位不容忽视。
清代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再兴，但已是回光返照，时势的变化使古典五七言诗不得不走向衰微。清人注重实学，一反明末心学末流的无根游谈，对历史的兴替沿革比较关注，学风不求偏胜，务为折衷，各家各派都注意取长补短。清初诗学从对明代师古、师心两派争议的反思，开展了初步的总结；中期各派诗学在各自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体系，呈现总结之势；后期传统诗学仍有衍流，而已逐渐呈现向近代观念转变的趋向。
清代诗人多，流派杂，创作辉煌，故黄氏投注的精力最大，选诗、序言颇费功夫。他从“贰臣”诗人钱谦益入手，指出这一代才人学问多而心肝太少，大大降低了其诗的品位。但又能对钱氏的倡导“有为而作”，予以肯定。然后联系其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四大诗派及其成就作出了评论，指出他们都是“在统治者的温室棚里，适应同样的政治气温条件下生长的文化蘑菇”[15]，这一下就抓住了其诗之致命弱点。对于乾嘉之后，黄氏着重从时局之变，指出古典诗歌内容体式风格的变化。
在对清诗的全面认识基础上，黄氏怀疑民国以来一些重要学者对清诗论断的公允性。他指出，从清诗人流派之众、创作之繁来看，清人既有借鉴前人之处，又有突破前人之地，除少数模拟迹重外，多能脱古人窠臼而独自名家。最后，作者谈了他对五七言古典诗与新式自由诗前景的认识。黄氏虽一生喜爱古典诗歌，创作多为格律诗词，但论学不从个人的一偏之好出发，而从诗歌本身的发展趋势着眼。他指出五七言诗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当代已丧失了生存环境与体格优势，古典格律诗所承载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已与今人多元化的生活内容相差很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理应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但要想成为主流诗体而行之于世，恐怕不会实现。
尽管上世纪末，旧体诗词曾回潮，但是时势已变，终乏回天之力，难以挽救其处于边缘地位的命运。白话诗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创作实践，出现了一些为之奋斗的先驱者，眼下成绩并不理想。不过从其体式、语言、手法来看，由于它更符合于今人对诗歌的审美需求，蕴藏着比古典诗歌更大的生命力。作者乐观地预言，或许经过若干代人的实践，“一种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优美动听，像唐诗宋词一样成为语言乐曲的新体诗一定会出现。”[16]我想，未来诗之发展，肯定离不开对传统五七言诗传统的借鉴，这可能就是黄氏选注本书的远期目标。
黄瑞云教授通过读释古典诗歌，形成了自己的诗史观，并渗透于选本的注考校评之中，为我们认识中国诗歌美学特质提供了可资的思想。笔者细读其序言，为更好揣摩其选学思想，理解选本的价值。上之所论，甚或偏颇，但始终抱着理解的热情。笔者以为，黄先生青灯半夜读古诗，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寻求格物穷理的乐趣，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诗学传统的认识。如今，他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本可以“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但仍一如既往，平和淡泊，无一丝狂傲之气。这种于劳作之后所保持的“事外远致”，在浮躁纷嚣尘上的当今，更令人敬佩。
[②]《古诗源》岳麓书社 1998年5月第1版
[③]《先秦两汉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年9月第1版
[④]《诗苑英华·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概观》第2页
[⑤]《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 第36页
[⑥]《诗苑英华·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概观》第2页
[⑦]《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
[⑧]《诗苑英华·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概观》第33页
[⑨] 见梦篆楼刊本《已畦文集》卷8
[⑩]《诗苑英华·唐诗卷·代序》第4页
[11]《诗苑英华·宋诗卷·代序》第25页
[12]《诗苑英华·元明诗卷·代序》第15页
[13] 同上第26页
[14]《诗苑英华·元明诗卷·代序》第32页
[15]《诗苑英华·清代诗卷·代序》第20页
[16]《诗苑英华·清诗卷·代序》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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