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人绘制的宁波港铜版画
19世纪绘制的《宁郡舆地图》中的宁波港和中国海船
如果不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造势，“明州”这个尘封数百年的名字或许早已被人淡忘。不过，与那些随城市名一道湮灭的古城不同的是，明州至今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只不过它的名字换作了“宁波”。
“明州”并不是宁波最早的名字，它的首次出现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据说，其得名与浙东名山四明山有关。也正是从唐代开始，明州逐渐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港。在隋唐以前，位于浙江东端的明州地处偏僻，交通不畅。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江南形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而明州正是其重要的一环。同时，随着唐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明州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日趋发达。随着明州港的兴旺，中日之间的“南方航线”也得以开通，日本遣唐使纷纷从明州登陆，进而前往长安。
唐代后期，明州不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且还是大唐、日本、新罗之间“东亚贸易”的四大枢纽港（明州、登州、博多津、清海镇）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海上陶瓷之路”，正是以明州为主要起始港，向东航行到日本、新罗，向南至马来半岛，再向西至印度洋，并远达波斯湾、地中海各国以及非洲各国。
到了宋代，明州与泉州、广州并称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而且还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能够建造吨位“万斛”（载重量约达240吨）的大型海船。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两艘“万斛神舟”从明州启航到达高丽，引起了轰动，高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随着经济的繁荣，明州的文化教育也开始萌芽。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著名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来到明州，就任鄞县令，他在孔庙兴办县学，开创了明州的官方文化教育事业，从那以后，明州的学风、文风日浓。30年后，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来到明州做官，他在任时疏浚了月湖，此后，文人学士云集于此，月湖遂成为明州的学术中心。南宋时期，大批北方望族南迁，明州地区更是人才济济，甚至形成了本土的学派——四明学派。
“明州城郭画中传，尚记西亭一舣船。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这首《观明州图》，是王安石在观看明州地图后，回想起自己在明州的经历时所写，诗中充满了物是人非的政治失落感。但明州的发展并不像王安石的政治生涯那样跌宕起伏，而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三大宗商品通过明州，源源不断地出口到高丽、日本，以及南洋、西洋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到达了非洲的埃及。与此同时，香料、木材、珠宝等100多种外国商品也从明州进口到中国。诸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明州作为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
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或许是因为明州之于南宋朝廷的重要地位，宋宁宗将自己的年号“庆元”赐给了明州，将其升格为庆元府。“庆元”这个名字，自此延续了近200年，直至元末才重新改回“明州”。
然而没过多久，取代元朝的新朝定名为“大明”，为避国号讳，明州不得不再次更名。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接受明州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名为“宁波”。无巧不成书，到了清朝道光时期，因为道光帝名叫“旻宁”，为避圣讳，宁波又改了一回名，只是这次没再引经据典，从简改成“甯波”就算过关了。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宁波自告别“明州”这个名字之后，其作为商港的命运也就开始变得波澜起伏，明清时期的三次“海禁”，使得这个贸易大港逐渐式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此后，宁波作为“五口”之一开埠，走上了曲折的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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