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并定都于今哈尔滨市，史称“上京”。公元1153年，金人完颜亮迁都至燕京，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改元贞元，名之“中都大兴府”，北京一跃而成为金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的金朝占着中原半壁江山，实力雄厚，金朝统治者以此地为都，开创了北京成为皇都的开端，也为其打下了丰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凤凰嘴村金中都城墙遗址
金朝以北京为都城，为它打下了牢固的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北京的传统文化形成、发展都与此有重大关联。在金朝之前，西安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先秦时期到唐朝皆是如此，西安与北京两城在天下城池的皇都之争上，实在出尽了风头，一个占了前半段，另一城包圆了后半段。金朝时期，北京在西安之下，其实也只能算是个“雏儿”，“初生”的古都，是如何扳过了全国首府的大胳膊的？这还要从北京的历史、地理原因谈起。
北京的名称，最早的记载是“薊”，据传，薊是周朝武王所分封出来的奴隶制国家燕国的国都。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关于“薊和燕地分封始于何时，所封又是何人”的问题，不同的古籍之间的记载，大有出入，各相矛盾，在此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
北京原始聚落的发展，周初时就已经现出端倪，这和北京的地理形势相关，这里是适合人类发展的，所以，或许燕国是自成一国，与周朝虽有联系，却并非周朝所封——不过周朝强横，燕国在与其加强了交往后，逐渐附以骥末，是毋庸置疑的。
至战国时代，燕国渐渐强盛，于北方崛起，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与此同时的史料皆以薊为燕国首都，如韩非子有度篇所言的“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薊为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在春秋时代，燕国就不敌东胡部族，史称“太戎”，燕国甚至向齐国求救。此后，燕国统治者锐意进取，终于在战国时代赶上天下的“盛宴”，击破东胡，势力甚至发展到了鸭绿江，名动诸侯。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领兵攻齐，齐军节节败退，连都城临淄都没保住，失七十余城，颇有扬眉吐气之意。
追寻北京城的建都史
燕地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兵家必争之地，是为中原门户。秦朝统一天下之前，中原各国虽有战国七雄、春秋五霸螃蟹一样横着走，又或者夏、商、周之流算是统率一方，这些国家，其实都算不上绝对的强大。秦统一之前，各国势力，或内不足以镇压农民起义，或外不足扩张地盘，但秦朝之后，已足以“问鼎”扩张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燕地便成了门户之地，是经略东北的跳板。反之亦然，一旦中原王朝呈现虚势，东北游牧部落就从这个“门户”涌进来大肆侵占、掠夺，所以，燕地也就成了一个边防重镇。加之燕地地处平原，适合各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在安定时期，这里就变成中国北部的一个中心，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为成就日后的北京积累原始资本。
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燕地在历史上，就像一个油光发亮的骨头，在发展之中，不断被各方势争抢，甚至有因战火而几近毁灭之时。但燕京地势得天独厚，毁灭之后又很快完成重建，加之经过各方侵占，其承受能力更是与别的地方不可同时而语。
而西安古城，做为自秦时而来的首都，历史文化底蕴虽深，却并无太多如燕京般的浴火重生的经历，统治者攻入西安，自然将前朝之物视为自己的财产，保护也来不及，自然不会肆意搞破坏。这种种原因，使得相对而言更为安定的西安的韧性相较常年身处在刀口之上的燕地相形见绌。
五代时，北京城便迎来了它的历史转折。
追寻北京城的建都史
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将北京、大同一线边防重镇让给契丹求得支持。契丹人得了“燕云十六州”，于公元936年入薊城，称之为“陪都”，号“南京”，建立大辽。
此事虽是中原王朝的耻辱，但于北京城来说，却借此一举从华北平原的门户成为了一国首都。而此时的辽国，与当初战国时的燕国不可同日而语，辽人为北京的发展带来迅猛的助力。北京城就是从此时开始，逐渐发展，最终取代了长安城的地位，并形成了全国最大的行政中心。
这其实也与西安的发展有着极大联系。西安一地，可近似看作自周文王时代便开始了发展，汉朝和唐朝时的西安，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非同一地，却只是城址的转移，不少王朝以长安为都，这底蕴自然极为深厚。西安地处关中，极力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底子深厚得骇人，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这样描述西安，“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这叙述虽然颇有些夸大，但长安城之重，由是可见一斑。
但自唐朝始，西安的经济地位在全国已经不如以前牢固。东晋之后，长江中下游的开发，发展形势可说是日新月异，隋文帝时期，甚至曾带着百姓自关中逃荒，需要靠洛阳等地的接济，西安“经济之王”的地位被夺下来，对于政治中心这个地位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