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作品，曾被人批评是'痞子文学''流氓小说'，其实在模拟和记录'流氓时代'（制造流氓的时代）方面，王小波比王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这么几点证据。
第一，《黄金时代》主人公直接宣称∶'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这是主人公的自画像。'流氓'这个标签不是旁人或评论家随便贴的，而是主人公自己声明的。
第二，主人公对'流氓'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定义，有人骂他耍流氓，他的回答是∶'我说，你爸你妈才耍流氓，他们不流氓能有你?'这就把'流氓'等同于男女关系了，这是非常'流氓'的一种定义方法。
第三，小说从开篇到结尾，确实充满了不少'儿童不宜'的字眼;破鞋'，'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习惯了冰心或是杨绛文字的读者对于这种文字上的暴露癖可能有些受不了。
王小波（1952-1997），生于北京，父亲在'三反'运动中被划成'阶级异已分子'，等于'洗澡'没通过。这对王小波的家庭童年都有很大影响。王小波和很多同时代知青作家一样，曾经下乡到云南兵团，后来又到山东插队。1973年回到北京做工人;1978 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但不同的地方是∶王小波不像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张承志那样，并非在80年代就以知青小说出名，而《黄金时代》未定稿时他还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走的是一个学者的道路，似乎和小说里的'流氓'形象反差很大。
整个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基本是个局外人。一直到1994年，《黄金时代》出版，王小波的小说才算正式'海归'——知青故事，海外出名，重回大陆，这是90年代文坛的一个特殊现象。1997年，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妻子李银河发文，说他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从那时候开始，王小波凭借其小说、散文，在一部分青年粉丝当中成为偶像，甚至是精神教父。《黄金时代》也被选入了《亚洲周刊》的中文小说'世纪百强'。
'精神教父'和'流氓小说'，这两个标签反差有点大。简单回顾作家出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这是一条从知青到学者，再到作家的道路。如果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更多呼应大众文化市场的因素，包括与影视文化的互动，王小波的'我是流氓'就更多自觉的学术理论准备，'流氓文字'后面其实有更多哲学思考。
第二，大部分的当代成名作家都是一起步就和评论界耳动，比如说李陀及时注意到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阿城的《棋王》原来是和郑万隆他们聊天时讲的故事。相比之下，王小波是在海外孤独地反复改写他的知青做爱故事。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点，或者说有局外人的好处。
到了90年代，写知青及右派受难历程的叙事潮流，已经过了高峰，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已经开始解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崇拜。《黄金时代》在这个时候'海归'，重讲知青身体与精神旅程，却照样吸引读者。放在文学史中看，王小波还是延续知识分子精神自省的传统，不过不是呐喊斗争，或忧郁彷徨，而是无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极自由”—————
我不愿献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么关心村里老乡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么焦虑自已的前途理想。我无所追求，除了身体的快乐————身体的快乐不就是本我，不就是无意识，不就是快乐的源泉吗?把这种身体的快乐用检查交代的表格形式包装起来。再卑微的人欲也就关系到了天理。貌似特殊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声明∶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欲就是天理。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决不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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