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沁说
幼时住在小镇。印象里有收废品的一家，老头常蹬着个破旧三轮车，轻微弱智的老婆跟在车后边，车斗里坐着他们的傻女儿。这家人没有名字，人们有纸壳之类的垃圾，都会老远向他们喊：嗳！老头！
老婆和傻女儿，连存在感也跟缺失的智力一样被隐了去。有人兴起会逗上傻女儿一句：“老头给你吃肉了没？”那女孩就嘴一咧傻笑，老头会忙不迭地强调一下：“才吃的！前两天打了二斤肉呢！”
除了收垃圾，还常望见老头两口张惶地四处找女儿，那女子约是十五六岁，总不分季节地穿着棉袄到处乱跑。
小镇人的时间流逝的温吞水一样，一个日子悠悠碾过另一个日子。不知哪天，觉得好久没见到傻女孩，我问大人，“那傻女呢？”他们在聊天的话头里接过一句：“跑没了吧！”然后闲谈又填了进来。某天有人突然想起来说一句：“好像没看到老头老婆了。”后来，老头也没出现了。谁也没有在意，这一家人，无声无息地在人间走过一遭。
再看鲁迅的《阿Q正传》，为阿Q的命运叹息之余亦和记忆里的这个点有了共鸣。阿Q不知来处，也没有姓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孑然一身，微末如蝼蚁，在偏僻如未庄的农村底层人物里，也是顶边缘的一个。他的存在与死亡，就像一阵穿堂而过的风，滑过人们的记忆，一点痕迹也未留下。
阿Q在语文教材里，被详实淋漓地解读过中心思想，以至于对阿Q这个形象，我只记住了讽刺、劣根性和精神胜利法之类的刻板印象，文学作品之所以常读常新，有时不在于作者预见性的缜密，而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人生体验，让我们更迭了重新认知世界的角度。
鲁迅将阿Q设定为一个无名无姓无籍贯无亲人的形象，本身就是表达一种“隐”。极单薄的个人背景速写，隐于万千普罗大众之间，他就不再是对于一个个体的描摹，而是众多如阿Q一样存在感极低的群体。他们散落在各处，如阿Q一般用这种方式生存着。
未庄财主赵太爷的儿子考上了秀才，锣鼓镗镗报进村里时，喝了两碗酒的阿Q不无自豪地说他也很光彩，因为他也姓赵，和赵太爷是本家。第二天便被地保叫去了赵太爷家，“你那里配姓赵”的斥骂唾到他脸上，赵太爷还顺势打了阿Q一嘴巴。
身体反应是人面对突发状况时下意识的本能反应，阿Q不是避开这巴掌，而是“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这一个想字表示未完成，阿Q在明知要被打的情况下，却靠着本能里“趋避利害”的选择，忍受被打的后果。赵姓作为百家姓的第一大姓，其表达的潜在语言就是权势，面对赵家的权势，阿Q的表现，正是在封建等级思想的长期浸淫之下想当然的臣服。阿Q消解内心不平的做法是，暗暗想着：“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通过这种虚无主义的自我满足，获取一种与赵太爷身份上抗衡的安慰。
钱太爷的大儿子在东洋留学归来，剪了辫子，衣着举止完全西化，阿Q对此深恶痛绝，他有限的教化令他觉得没了辫子，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因跟人斗架落了败，平素里只敢在心里暗骂“假洋鬼子”，却因正气忿脱口而出“秃儿、驴”，这人便用阿Q称作“哭丧棒”的手杖狠狠打在他头上。阿Q直觉要被打时，同样是不敢回避，而是“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被打后的短暂屈辱感，却因为不再挨打而如释重负的轻松。通过对“假洋鬼子”没有辫子的暗自鄙视，明显不如自己的癞头疮， 阿Q很快又高兴起来。
钱姓居百家姓第二，同样是在姓氏上对阿Q的压倒，钱也通意金钱，钱家的富贵和“假洋鬼子”的新派，既让阿Q敬畏也让他觉得无所适从。阿Q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尹始，封建君主专制在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之下摇摇欲坠，旧的制度和新的思想胶着难分，赵太爷中了秀才的儿子和钱太爷留洋归来的儿子，对于阿Q这样的底层民众来说，都是为令目不识丁的他们所敬畏的人。而面对“文化人”的害怕恰是因为对自身无知的惶恐，认识上巨大的偏差照见了出生的卑微和精神上的卑琐贫瘠，这也是有些低教育人群面对高学历精英阶层不由衍生出自卑的正常心理机制。
阿Q在自己想像的精神世界里逻辑自洽，“儿子打老子”、“假洋鬼子”、“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通过这样的自我暗示，无力也不可能改变命运的阿Q，从不公正的对待找到了平等和优越感，这虚妄的感觉给了他每晚都能倒头就睡的勇气。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本质上只是小人物对命运的妥协与忍让，在无望的生存里支撑活着的意义。
阿Q除了到大户家里做做短工，闲空又有几个余钱时，要么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与人调笑口角一番，要么就是去押牌宝，将身上的钱输个净，还要站在后边把牌局瞧到散场。阿Q接触的人群多是同他一般的底层民众，可以看到阶层意识，即使在相似的群体中，依旧存在的鄙视链。普通的乡民们嘲弄阿Q，阿Q也想欺负一下自认为比自己不如的小尼姑、王胡和小D。
比较玩味的是，小孤孀几个字被阿Q反复提到，这个词来自绍兴戏曲《小孤孀上坟》，戏词里有几句：“悲切切哭得肠欲断，嗽声声跪倒坟旁边……愿夫君早些些带奴赴冥间”，戏曲表现的是年轻女子丧夫守寡的悲痛和贞烈，其本意是想触发听众的同情和赞赏。封建礼教禁锢了女性自由，寡妇守贞印证了一个节烈女子一生的自我价值。“愿夫君早些带奴赴冥间”表达了女性对这种价值观的自我牺牲式的趋同。
阿Q被赵太爷打后，威风的赵太爷在自己的想像里成了儿子，不无得意地唱着这曲儿喝酒去了。原本的悲情在阿Q兴然的的哼唱里荡然无存，小孤孀这三个字嬗变为可以亵玩的词，以极隐晦的方式承载了阿Q的某种躁动，所以，当他看到赵太爷家帮佣的寡妇吴妈时，冒出来的念头是“女人……吴妈……这小孤孀……”，忍不住下跪说出那句惊煞吴妈的“我和你困觉”。阿Q粗俗的求爱使吴妈觉得自己的贞洁受到了玷污，寻死觅活的叫嚷，过于夸张的捍卫，其背后的心理是对守寡的自我价值的一种彰显，同时也是对相似出身的阿Q毫不同情的蔑视。阿Q因此遭了打、赔了钱、没了工作。他的“劣迹”让未庄人对其更为排斥和厌恶。
阿Q常去的酒店是未庄乡民聚集的一个微型社会，也是反映乡民精神生活的一个窗口。在阿Q欺负小尼姑时，这些人的态度是看热闹式的哄笑，阿Q在这哄笑里读出了认可，有了胆量去拧小尼姑的脸。阿Q失业后掌柜立马不给他赊酒，在阿Q从城里“风光”回乡后，酒店里的掌柜、堂倌、酒客、路人都对他“疑而且敬”了。阿Q阔了很快便从这酒店传遍未庄，本来见到阿Q避之不及的女人们，都要追上阿Q问他买一件城里的衣服。阿Q不断在他人的态度里找到自尊和优越感，这样缺乏自我思考的浑浑噩噩，也为他后来被含冤处决埋下了伏笔。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边缘人物，出生限定了他的生活层次，大环境的潜移默化将奴性思维吸收到骨子里，市井摸爬沾染了欺软怕硬的生活习性，当填饱肚子成为最为紧要的事，生活就被挤压的只剩下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之下，就连阿Q正常的情欲需求也被挤压至扭曲，通过把玩“小孤孀”这样本是悲情性的戏词以极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未庄人的麻木不仁、趋炎附势其实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镜像。
阿Q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底层的弱者，住的土谷祠是无家可归的游民与乞丐容身的地方。但是阿Q会割麦、会舂米、会撑船，一身谋身的技能却没给他谋一方栖身之处。相比而言，赵太爷则是未庄的权威人物，他的房产钱权甚至考上秀才的儿子，都是可以定夺他人命运的筹码。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就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力，未庄人因畏惧而愈发崇敬赵太爷，将他的话视若真理，对阿Q不配姓赵的说法深以为然并嘲笑不已，全然忘记自身也和阿Q处于同一个阶层。
阿Q想像中的世界，其实就是赵太爷真实的生活。对于贫穷的现状，他的说法是“先前比你阔多啦”，因为在城里帮过工，因而生出一种鄙薄未庄“乡下人”的自负。他看不起和他境况相似的王胡，荒唐到自己身上的虱子比不过王胡而恼羞成怒，生出一种“他也配”的不满，一改面对赵太爷的畏缩，“抢进去就是一拳”，未曾想王胡不但敢反抗甚至痛打了他一顿，这让阿Q很受打击。一个被欺侮的可怜人妄图欺侮比他更可怜的人，这种习得性的行为，实质上是小人物对权势的模仿和向往。
小尼姑一句“断子绝孙的阿Q”，让他头一次有了忧患意识，竟也文绉起腐儒那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断章取义来。阿Q又为自己想个老婆的心思而生出“文人”的羞愧，将自己的不正之思都归结为“她们全都装假正经”，这时的阿Q是现实中的“赵秀才”，阿Q对权势的惧和对“文人”的畏，使身为“被压迫者”的他不自觉地成为拥趸者，这才是最为可悲和可叹之处。
现实与想像里的巨大差距，使阿Q希望被人所注意和尊重的期望屡屡落空。辛亥革命的初衷在于推翻帝制，让备受的封建制度压迫的底层民众都能实现民主自由。被未庄边缘化的阿Q，在乡民没头苍蝇般的惶乱中，窥见自己人生的意义。阿Q不关心自由，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大喊几声：“造反啦、造反啦！”目的只为了让未庄人尤其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对他既惧且怕。他也的确短暂地受到了未庄人的敬畏，甚至连赵太爷都试探地称呼他一声“老Q”。
阿Q想像中的“革命”又是什么呢？一群白盔白甲的人，着崇贞皇帝的素，拿了武器走过土谷祠叫上他同去。他在虚幻中看到末庄人对他下跪求饶， 解决掉得罪过他的赵太爷、假洋鬼子、赵秀才和王胡。他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就是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元宝、洋钱、洋纱衫、钱家的桌椅都搬到他的土谷祠去，让抢了他工作的小D来搬。
假如真让阿Q梦想成真了，末庄并未曾改变，阿Q不过成为了另一个可以随意压迫底层民众的赵太爷们。阿Q在自己的格局里，所能憧憬到的最成功的人生，都未能挣脱出土谷祠。作为民智未开的愚民代表，这场星火燎原的运动并不能改变阿Q什么，他向往的自我价值感，是未庄人对他的尊重，对他言行的臣服，是可以随意表达的话语权。阿Q长久以来备受忽视与欺凌的积怨，想像成全并释放了他毕生的憋屈，而理想照进现实的是更为荒诞的冷苛，阿Q竟是被“革命者”当作盗匪送上的刑场，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他卑微的一生。他从来不是反抗者，却成为了一个被动且无知的“反抗者”。
阿Q之死，充满了戏剧性的荒诞。却又是在特殊年代背景下，急功近利破案的官僚主义下的常态。在赵太爷打他时，他不敢辩驳，假洋鬼子打他时，他不敢辩驳，未庄闲人们打他时，他亦不敢多加争辩。及至被无辜抓去送刑，他只扑通一下跪倒，都不敢为自己的生命而辩驳。只一惯的自我安慰，人生天地间，概都未免要游街示众、都会被杀头罢。阿Q最后的遗憾，也只是想体面地把认罪状上的圈画圆，奈何他的手和笔头一次相关，几欲惶恐的“魂飞魄散”，那个圆终究抖成了个瓜子。这是阿Q一生里最大的憾事。
阿Q未曾清醒地自我认识，在他为躲避自身失败而创造的精神幻想之下，是弱者逃避现实衍生的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阿Q人生唯一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行刑之前，看到人群里的吴妈，即使他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都对他视而不见，只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阿Q这一刻的失意是清醒且疼痛的。围观喝彩的看客，眼晴里透出钝而锋利的兴奋，让他想到几年前他在山脚遇到的一只饿狼，又凶又怯的眼睛贪婪如两簇鬼火，他靠着一柄斫柴刀战胜恐惧支撑到未庄，他现在又看到那欲啖其肉的可怖眼神，连成一气咬着他的灵魂。
未叫出口的救命，正如未及细思的觉醒，阿Q曾经是为自己的命运斗争过的，然而即使逃离了狼口，未庄的冷漠依旧叫他逃离不出命运和人性之口。他的精神胜利法没有赢，最终还是输了，“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进散了”，就像未庄人谈及阿Q时轻飘飘的一句“坏”。阿Q之死与开头也是一个完美的闭环，阿Q从未知中来，又带着不属于他的身份去，至始至终，他都是那个被社会漠视的虚无的人。
阿Q这样的边缘小人物就散落于社会的角角落落，他们像阿Q一样，面目模糊，存在感极低，难以为人所关注。之如我前文提及的老头一家，在我孩童的记忆里，疏淡到几近没有痕迹。小镇的人们，也是浸在生活里的普通人，他们并非缺乏良善，想当然的漠视，一句不无促狭的调笑，是平淡琐碎的日常里极不经意的一笔。老头也像阿Q，即便再卑微，也想维护自己的一点面子，人之常性和集体无意识的常态，构成了如未庄这般复杂又简单的基层社会。把阿Q式的人物放诸于现在，批判的手指将无从指责，因为我们既是阿Q，也是麻木的旁观者。
茅盾评论《阿Q正传》是：“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在嘲讽阿Q的同时，我们何尝不是冷漠的看客？忘记阿Q身上的特性，其实是最真实不过的现实人性，他性格上的缺点同样也存在于普罗大众的身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浑浑噩噩、自负自卑、死要面子，哪个不是人性里普遍的弱点？而阿Q在不如意的生活困境之下，依旧努力生存的挣扎，是不是也像极了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却庸庸碌碌的你我？
《阿Q正传》收录于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呐喊这个词既指大声呼喊亦有助威的意思，既是表达强烈的情绪诉求，同时还有一种打气和鼓励。阿Q这样的小人物依存着鲁迅的文字得以被关注流传，时代更迭，不拘泥于创作背景再次去解读人物，阿Q留给我们的，除了强烈的批判和讽刺之外，还有一种对于生存的坚韧，即使在最糟糕的环境之下，依旧可以通过自我安慰来获得乐观积极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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