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意志力问题

 (2008-10-18 11:14:20)

当尼采把狂肆的意志力设定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并要求人们象服从至高无上的理性一样去服从时（他的前辈叔本华尚主张去消除那个“意志”），同情、温厚，善意等等，一律被一扫而光也就不奇怪了。他要求的仅仅是支配，哪怕造成为害也在所不惜。在他那里，真善美统统被取消了。他认为人并不具有真善美的本能，真善美都不过是权力意志（周国平译为强力意志）的手段和武器，所以自我牺牲的道德是为堕落的道德，忍受的品质是为颓废的价值，一切神圣、公正、幸福的东西，都在意志的狂肆中不在话下甚至是毁于一旦。尼采甚至还把忍受痛苦、感领痛苦的本来意义，可怕地推演为制造痛苦，——据说，一个人若不能感觉到自身有制造苦难的力量和能力，他就根本不可能成就什么伟大的事业。为了绝对至上的意志，尼采冷酷地要求牺牲一切安慰，一切神圣的医治创伤的东西，牺牲一切希望，牺牲一切对未来的幸福与公正的信仰。如此，尼采哲学为法西斯篡改利用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舍斯托夫反诘说：当一个人使别人遭受巨大的痛苦并且不得不听他们的哭声时，竟能不死于怀疑和心痛？这就是良知良能对狂肆的意志力发出的质疑。

马丁·布伯

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免除那种孤独生活借以威胁人的绝望情绪，人们要么采取孤芳自赏的逃避方法，要么完全投入到一个现代组织中去，以此来摆脱离群索居、孑然一身的苦涩，这两种解决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方式，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我欺骗性质。人类世界的特征，主要在于生存者与生存者之间突然出现了某种东西，而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与它相似，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真正的拥抱。在主体的彼岸，客体的此岸，在我与你的接触中，会出现一种审美的同一世界。在昏暗的歌剧院里，两个互不相干的听众抱着同样真纯的心情倾听莫扎特的乐曲，有了同样强烈的感受，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几乎觉察不到但又基本上可以言说的关系。你与我通过一个绝对的中介，以各自所禀有的爱的情感，共同步入一种两颗心能在其中颤动的心境，这就是人的关系的诗化、审美化。由此，人们可以期待获得一种相依为命、休戚与共的交融感、归属感。这是一种超时空、超逻辑的，关于审美的同一心境的“新神话”。

狄尔泰的“世界观”

狄尔泰认为，面临人生之谜，人总要寻求解决。对生活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世界观。世界观产生于生活体验或人的生命关联域，以把人的生活提高到一个全自觉的程度，进而能够评价生活和积极行动——人们渴望生活达到一种透明性。世界观有三种表现形式：哲学、宗教、诗。它们是平行的，都是对人生之谜的最高表达。但哲学、宗教、诗都不可能建立包罗万象的生活观，从而不可能就生命问题得出永恒的结论。就哲学来说，无不是提供给我们某位大哲人看到的世界，哲学不过是力图以普遍有效的形式表达谜底，需要记住的是，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以其个人独特的体验为根基的，而不仅仅是从概念推导出来的。宗教的世界观也是由个人的体验决定的。宗教感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可言说的个人因素，对那些没有共同体验的人来说，这一因素当然是荒谬、不可理解的。宗教世界观的特点在于产生神圣而不可见的同在感受，激起充实的内在意识，在与不可见的对象交感中找到生活价值的最高绝对之源。诗的世界观也是如此：“每一首严肃的诗都不过揭示出生活的一个特质，仿佛豁然开朗；诗不断以新作品向我们揭示出生活的不同方面。”诗是生命达到透明性的中介，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表达。“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诗人是明察生活含义的目击者。”“诗扩大了对人的解放效果，以及人的生活体验的视界，因为它满足了人内在的渴求：当命运以及他自己的抉择仍然把他束缚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时，他的想象则使他去过自己永不能实现的生活。”这当然还是一种审美主义的世界观。总之，所有哲学、宗教、诗，都不过是生命本体的哲学化、宗教化、诗化，都体现出有限个体（“终有一死之人”）对永恒的渴求，即从生命体验出发，去反思、追寻、把握恒然长存的意义，超越无常、有限、命运，虚无、死亡，从而与普遍必然的最高价值达至同一。

臧棣：诗歌文化萦绕生命境界

    在近日揭晓的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臧棣因诗集《地球是扁的》获“2008年度诗人”。授奖词称，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

    1983年考进北大中文系并开始写诗时，臧棣的想法很简单：在一个有着17个各地高考状元的班级里，他必须把大量的精力投入阅读和学习之中，但又想保持文学训练，怎么办？“写诗，一晚上就能写好几首。”谁知写着写着就“上套”了，再也割舍不下。而今，他从事诗歌写作和研究已有20多年，从2000年以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能写十首诗。对他而言，写诗就是生命的内在仪式，能带来独特的生命感觉和快乐。“作为诗人，必须每天用语言做祈祷，将我们对生命的想象和关怀，在诗里写出来。”

    记者：从你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你一直在探索不同的诗歌形式。为何如此关注形式？

    臧棣：我觉得，诗歌像任何艺术一样，最根本动力就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古老的形式意志。对一个事物进行命名，就是给予它一个准确的形式。形式是审美认知的基础，也是它在实践上的乐趣所在。其实，还不是诗人本人要去不断探索不同的形式，而是诗歌这一实践类型本身不断向诗人发出一种吁请，要求我们不断去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对不同形式的探求，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对世界的新的发现。一种形式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改变。新的形式，其实也是我们对自我的一种新的改变。在诗歌写作中，诗人对形式创新的念念不忘，究其根本，都源于对生命和生存本身的一种新的认识。

    记者：曾有人说你的诗歌只是语言的高蹈，离现实太远；而你又自忖“是当代诗人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最多的人之一”。你如何理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臧棣：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诗歌最核心的言述行为是对存在的诗意发言。如何诗性地想象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诗意地存在，这才是诗歌的重点所在。作为一种人文实践，按我的理解，诗歌的根源在于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生活的启示源于这种想象力，生命的自我实现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

    自现代以来，诗歌文化的自主性一直受制于历史势力的裹胁。诗歌的工具化日益严重。昔日，人们要求诗服从政治，充当历史的工具，而今，又要求诗歌参与对神话的清除。现代人为诗歌设定了一个文化政治任务，就是诗歌应该积极地卷入到现代的祛魅运动之中。不仅参与其中，还要充当祛魅运动的先锋。而诗歌的祛魅又被简约地归结成反乌托邦、反神话、反浪漫主义。祛魅就是回到日常经验，回归到常识，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也许，从诗歌与题材的关系上，从诗歌与修辞习性的关系上看，这些主张都有自己合理的出发点。但我觉得，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后，却也造成了对诗歌的基本使命的遮蔽。日常经验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之一，它不应该是排他的。我们书写诗歌，阅读诗歌，体验诗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活的常识，而是渴望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诗歌文化真正萦怀的是生命的境界。诗歌是一次关于人生境界的书写行动。

    记者：这种对诗歌使命的认识，是否会让诗歌越来越远离大众？

    臧棣：说到大众对诗歌的冷漠，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伪命题。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即使是在这一事实中，如果去深入调查，而不是用笼统的整体主义视角去简约诗歌和公众之间的联系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诗歌的。只不过这种喜欢是以隐秘的私人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现代诗和公众生活的隔膜，不是中国新诗独有的问题，这一现象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现象既不能说明诗歌出了问题，也不能说明公众有错误。要怪罪的话，还是要谈到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的建设问题。没有好的诗歌文化，就不会出现良性的对诗歌的接受。

    记者：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公共领域里的诗歌文化？

    臧棣：我所说的诗歌文化有个类比，在欧美知识界，比如福柯、德里达等，他们解读诗歌时，对诗歌类型和人文实践，有基本的尊重。而在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诗人与诗人之间、诗评家与诗人之间互相人身攻击，败坏了诗歌在公众领域的形象。尤其严重的是知识界对新诗的排斥，对当代诗歌缺乏发言能力，更要对诗歌的边缘化和被妖魔化负责。在某种意义上，新诗的诞生是由知识分子一手促成的，但最先背叛和出卖新诗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可能性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

    学会尊重诗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对整个文化自身的品性和活力有好处。新诗的未来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强健的诗歌文化。因为优秀的诗歌，我们早就写出了。卞之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写得如此出色了。但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身影一直是作为一个半大不小诗人而出现的呢？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们文化结构本身的问题。

文学报 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