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前往西藏拉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前后取道可可西里所在的羌塘高原南下。
在他的旅行日记里，这片高原如同脱离人世般的存在，其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令“为探险而生”的他吃尽苦头，饥寒交迫，鼻血直流……也正是在他和少数探险家的笔下，可可西里及周边广大地区开始进入全球的视野。在斯文·赫定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过去，可可西里始终是探险志书中语焉不详的一页。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青藏高原被称为除北极、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对全球、亚洲的气候变化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对青藏高原的科考研究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1973年至1992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除了可可西里以外，青藏高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获得探查。为了补上这最后一块拼图，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组织的考察队终于在1989年至1990年进入可可西里，初步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可可西里所在地区是数千万年前从古地中海隆升而来的。当时气候温暖潮湿，森林和灌木覆盖了周边广大地区。随着后来地质隆升的加剧，可可西里形成了现有的“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地理格局，地貌以盆地和丘陵等混合而成，最高峰布喀达坂峰海拔约6860米，最低处位于红水河的一个拐弯处，海拔约4200米，中部是海拔约5300米左右的可可西里山等。地质地貌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造成今天的可可西里及周边地区气温低，降水少，湖泊、冰川和冻土众多，动植物种类少但存量庞大等特点。尽管科学研究发现可可西里有如此众多的典型特征，但最终这一地区扬名世界，却缘起于大群的“明星”动物及由此引发的生态保护故事。
在地球亿万年的自然历史长河里，体型庞大、个体数量众多的动物群就像一座座丰碑。人类从诞生起就与这些动物群直接产生了联系，它们成了食品及各种动物制品的重要来源。经过数百万年不断的猎杀，目前全球类似的动物群越来越罕见。但可可西里比较幸运，它的难以接近性使当地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大型有蹄动物一直安然地生活到现代。野生动物在青藏高原的平静生活和繁衍，同样得益于一系列有力的保护措施，包括：1996年，青海省“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并在1997年升格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纪之交，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联合开展自然保护区巡护执法行动；2016年，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的主体；2017年，其被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
通过上述事件，全世界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可可西里等少数地区，还存在着像北美、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亚马孙那样的大型荒野，而且还有藏羚羊等中国特有且群体庞大的大型有蹄动物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藏羚羊这种有迁徙习性的物种能在可可西里及周边地区圆满地度完一生：母羊群在每年冬季交配后，春夏季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向北迁徙几百公里，到达可可西里深处的太阳湖、卓乃湖和可可西里湖等处，夏季分娩后，再带着孩子们往南迁移，与驻留当地的公羊群会合。因此，将可可西里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物地理单元进行保护，体现了三江源作为国家公园的价值，即保护最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府联合民间和国际力量，采取果断的综合行动，使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约2万头增加到目前的7万头以上，从而为中国、也为世界守护了可可西里及周边这片神圣的土地。
有专家建议，探访可可西里深处不必在夏季，一是尽量不要惊扰动物，二是那里漫无边际的水洼随时可能让人寸步难行。不妨在冬季扛住剧烈的高原反应和低温的侵袭，在南边观察它们越冬。
近年来，青藏公路沿线的藏羚羊和野牦牛等大型动物越来越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可可西里保护的成功。
未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深入推进，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羌塘高原将以更加原真的自然生态、更加和谐的人地关系面貌，向世界分享中国生态文明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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