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哲学中的「人生终极三问」，或者被称为「人性三问」，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者我们的日常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芳老师在《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中，结合人格心理学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探讨了这充满意趣的人性三问——
第一问：“我是谁？”| 人格的独特性与灵活性
无论是星座、近年流行的MBTI还是其他各类测验，人们总会热衷于通过它们来认识自己。这些认识自我的方式有个共性，便是赋予自己一些可以被命名的类别标签，比如专栏君就是个“射手座”和“I人”。
以类别标签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不仅符合人类节省认知资源的天性，也能够使我们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比如，专栏君在刷到网上的“I人”表情包时经常会心一笑，感觉可爱的“I人”们就像家人一般亲切。
然而，这种给人分类的方式并不能帮助我们准确地认识“我是谁”。
用不同的类别划分人会使我们在认知上觉得不同标签的人之间的差别更大，而拥有同一标签的人之间的差距更小。举个例子，假设用1-10分给外向性打分，1-5分为“I人”，6-10分为“E人”。那么，4分的“I人”和5分的“E人”哪怕差距很小也会被赋予不同标签，并因此认为两个人之间在外向型有很大的差异；而1分和4分的“I人”差距其实更大，却因为同为“I人”，所以认为二人相似。
用标签来认识他人可能会滋生偏见与歧视，带来对某些群体的污名化。比如，“处女座”的标签在中文语境下容易使人联想到挑剔、完美主义等特征。根据一项发表在JPSP上的研究，在实验中邀请HR专家看两份简历，它们除了星座之外其他内容都完全一样。结果发现，相比狮子座，HR专家们会因为担心他们的吹毛求疵而更不愿意雇佣处女座的求职者[1]。
当我们用标签来认识自己时，标签化的思维也很可能会成为自我设限的牢笼。一旦给自己打上了一个标签，人们会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来让自己更符合这个标签。这会带来行为的僵化：“我是xx（某个标签类别）的人，所以很难改变”。比如——
⚪ 我是双子座，别人只能承受我的喜怒无常反复横跳；
⚪ 我是“社恐”，所以不擅长社交，所以我理所应当地避免所有社交场合；
⚪ 我是“回避型依恋”，所以我没有很熟悉很放心的朋友是很合理的；
没有人能够被淹没个性的简单标签所定义，人格具有独特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而非仅仅几个词、几个字母。要想进一步突破固定僵化的标签，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格的灵活性。
一项对152个人格追踪研究结果的元分析发现，人格在人的生命全程中相对稳定（任意两次测量的平均相关系数均大于0.5，这是一个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也意味着人格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人格在人生任一阶段都可能发生变化[2]。
正如王芳老师在《我们何以不同》中写到的，“人格不是铁板一块，即便人生过半，人格仍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体验的增加，随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而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这一过程如若是建设性的，是我们在不断探索、体验和反省的，那么它将比仅在某个瞬间拷问和回答“我是谁”对于人生来说更有帮助，也更有意义。”
第二问：“我从哪里来？”| 理解人性的两大路径
那么，是什么力量造就了我们，令我们成为今天独一无二的自己呢？
我们可以从两条路径来理解人格独特性的来处：
一条是生物学路径，包括最近端的生理构造（如大脑），生理构造源于遗传，而遗传基因又是更远端漫长进化的继承；
一条是社会学路径，包括我们所处的家庭，家庭植根于无处不在的文化，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生态环境。
这两条路径并非独立影响个体，这些力量会聚合在一起，经由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塑造着我们。
一个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两条路径相互交织影响我们的例子，就是性别差异的形成过程。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3], 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最初源于进化而来的身体差异，主要包括女性的生育能力与男性更大的体型和力量。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由于妊娠、哺乳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从事狩猎、耕作等活动，于是便形成了劳动分工，即在特定的环境下根据生理优势从事不同活动，由此形成了性别角色（gender role）。
性别角色会成为社会规范，符合角色的行为会受到赞许，而偏离规范则会带来惩罚。
在家庭中，父母在知道孩子生理性别的那一刻便开始引导孩子习得性别角色——给男娃娃买蓝色衣服，给女娃娃买粉色衣服；女孩子文静爱看书是合适的，而男生理应在户外玩得一身脏。
同时，孩子也会根据生理性别对自己的性别标签做出更多反应，以获得父母的赞同和回应。
在长大成人后，社会仍然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期望，比如期待男性更坚强、女性更温柔，这会使男性当众哭泣和表达负面情绪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当女性表现出高能动性，如有能力和领导力时，会认为是冷漠的[4]。这会使两性都倾向于压抑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一面，并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
近年来，随着偏重脑力的职业结构转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等因素的变化，两性的劳动分工更加模糊，社会角色更相似，人格特质也更趋于一致。
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0年里，女性和男性在人格和认知上越来越相似，这种趋势在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更明显[5]。
总的来说，性别差异受到进化压力、生物倾向、社会规范、文化期望、家庭环境、自我认同等等因素综合的影响，它并非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其他方面的个体差异亦是如此，我们都在错综复杂的力量下被不断形塑成当下的样子。
第三问：“我要到哪里去？”| 到意义追求的深处去
认识人格特质及其成因并不能洞悉一切，要深入理解个体差异还需要我们关注和理解人格动力，如需要、目标、动机等——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诸多人类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可是，为什么有时人们会无法看清自己生而为人的意义，对于“我要到哪里去”感到困惑与迷茫呢？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人的基本心理需要会更难以被满足。
当我们在自嘲“社畜”“科研狗”“打工人”“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时，很可能正身处一种人被当作“工具”的环境：人的独特性与心理需要被漠视，环境中的他人仅关注你是否能够满足某种功能，比如导师把学生当作发文章的工具、老板把员工当作赚钱的工具、父母把孩子当作养儿防老并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等。
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客体化/物化（objectification）”。
研究发现，老板对员工、导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以及伴侣之间的客体化都会使人感到自我的真实性下降，怀疑什么才是真实的自己，进而导致幸福感降低[6]。
尽管在被客体化对对待时否认自己存在属于人的高级心理需要（比如想要成长、获得归属感），进行自我客体化（比如认同“工作只是为了赚钱”“毕业就好”）能缓解心理冲突，但这终究只是对于逼仄、异化的系统的无奈适应。
进一步地，无意义感可能也来源于罗杰斯提出的“价值的条件化（condition of worth）”，即仅在满足了某些条件时，才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比如，“只有赚钱才能被看得起”“只有发文章才能被导师认可”“只有听话才会被爱”。
一旦自我价值感被强加了诸多条件，就会变得不稳定和不确定。把自我价值感建立在他人的认可之上会使人高度重视别人的评价、迫切地需要被认可，获得他人眼中的“成功”。
然而，哪怕满足了他人的期望，一旦思考“我是谁”，便会发现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已然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很容易陷入强烈的无意义感。
王芳老师在《我们何以不同》中写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到意义追寻的深处去，去做可能成为的自己，去追求有滋有味的幸福人生”。
面对客体化与自我价值的条件化带来的无意义感，我们能够做的最基础的事情，便是把人当人，把自己当人，看到、认可并尊重自己与他人的心理需要。
总的来说，这也需要我们看到人格的独特性，尊重人与人的不同；相信人格的灵活性，不被当下的自我与标签化思维限制；理解人是微观与宏观、先天与后天错综复杂因素形塑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单一的因素能决定人的一生。
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有选择的力量与责任，能够在理解真实自我的基础上，去追求值得追求的目标，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创造和书写属于你的独特而精彩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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